从内政与外交互动的角度看新中国的外交战略与经济建设的发展

内政与外交是彼此关联、息息相关的。我国建国后外交分别有"一边倒"、"两条线"、"一条线"和不结盟、开放的四个外交时期,从内政与外交互动的关系来看,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三点经验与启示,即:必须正确处理好政治、经济与外交三者的关系;在制定对外政策和开展外交工作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必须正确处理好内政外交的辩证关系,促进对外战略与国内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统筹外交——对提升中国外交能力的一项研究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事业的90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独立自主、一元化领导、归口管理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外交经验,领导外交的能力不断提升。当前,中国外交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对外交能力提出了日益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内政外交界限日益模糊、传统外交与非传统外交交织发展、政府外交与人民外交比翼齐飞。面对新形势,必须转变观念,立体思维,立体操作,打造内外结合、各方互动、官民并举的统筹外交,进一步提升领导外交的能力。     

浅析中国特色人文外交

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人文外交的提出适应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潮流,是中国综合国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作为一种新的外交形式,人文外交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是对建国以来外交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新形势的一种具有创造力的回应,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外交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其战略性和总体性,它服务于中国的总体外交大局,在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同时,也应该以构建崛起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价值观为己任,在参与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彰显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上海世博会公共外交实践评估

公共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开拓方向,上海世博会则是我国集中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舞台。中国通过举办世博会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展现了国家的软实力及自信和包容的大国智慧,表达了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的真诚愿望。世博公共外交实践取得了积极成果,得到世界媒体的肯定与赞誉。世博会已经圆满闭幕,但中国公共外交事业方兴未艾,有必要对世博公共外交实践进行客观评估和总结。     

关于政党外交的几点认识和思考

＂政党外交＂这一概念的提出旨在体现和反映20世纪7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党对外工作的重大转型。与政府外交相比,政党外交具有涉及国家关系、国家利益和党际关系、党的利益的双重属性。政党外交是党了解世界、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重要渠道,对于促进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与政府外交相比又一显著区别。政党外交的主体...     

公司外交:对跨国公司外交职能的一项研究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面对全球化经营中的风险和挑战,必须依靠公司外交去预测、评估、规避各种风险。公司外交成为跨国公司必不可少的新职能,是公司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增强公司合法性,在遵守各国法律、制度和文化规则的基础上,同各国政府、公司、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公众和个人之间开展的制度性跨国沟通和交流活动。就其形态而言,公司外交形成了游说外交、商务外交、社会外交三种主要运作机制。国内外学者对公司外交的内涵及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中国公司和中国政府虽然也认识到了公司外交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外交需要平衡公司目标与外交目标,确立公司与政府"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统筹好公司资源与外交资源,确立公司与政府"相互为用"的外交战略;协调好公司机制与外交机制,确立公司与外交"统筹协调"的外交机制。     

中国旅游外交理论内涵的认知和建构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旅游业在国家对外交流合作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渐成一种新的外交形态。在跨学科视野下,围绕中国旅游外交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对中国旅游外交的政策调整和实践推进具有重要影响,有助于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布局的形成。目前学界对中国旅游外交的科学认知和理论挖掘仍不充分。本文从中国旅游发展的示范意义、中国旅游外交蓝图的描绘、对和平发展时代主题的把握和放大、对外交流合作模式的丰富和创新四方面,归纳中国旅游外交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基于中国旅游外交已经积累的丰厚的实践经验,我们需要解读中国旅游外交认知和建构的互利性、协同性和整体性三方面理论内涵。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范围内国际旅游处于停滞向“重启”转变状态的背景下,围绕中国旅游外交实施进程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新问题,本文对互惠互利与世界旅游共同体、旅游与外交的结合与协同、多样性的“旅游外交”现象、数字技术与研究方法的创新四方面关键议题进行了必要探讨。     

浅析风险世界中的灾难外交

在这个灾难与动荡不断的风险世界中,灾难外交作为一种新兴的外交手段,丰富了外交理论与实践,改变了我们对传统国家安全、国家权力的认识,并考验着国家外交的信息调研能力、危机处理和外交应对的机制与方式。中国的灾难外交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不少困难,主要表现在:国家安全利益受到成胁、外交体制不完善、方法不多、沟通意识不强。中国应丰富外交手段,创新体制,拓展空间,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试论上海世博舆情外交

世博会已从最初的科技革命和工业成果的展示舞台，逐步扩展到文明和文化交流的平台，并为主办国和城市展示国家品牌和城市形象带来重大机遇。上海世博会作为中国整个公共外交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本身就构成了中国公共外交的平台，也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文章从分析全球媒体对上海世博会的新闻报道入手，探讨上海世博会的国际舆情变化规律、传播方式和模式，并以此来进一步讨论其对我国公共外交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启示，以推动未来中国舆情外交的探索和发展。     

社会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外交决策评析

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是对外开放、外交上走出去的结果,反过来又对中国外交产生着重要影响。在外交决策机制上,首脑外交频繁而活跃,外交机构水平和垂直双向扩展,公众参与意识增强。外交决策过程也呈现出新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如首脑外交不仅在外交决策、而且在对外政策宣示和执行过程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外交决策在指导思想上强调总体外交,在实践中突出协调和机制建设,公众参与愈益成为影响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凡此种种表明,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越来越多,决策需要内外兼顾,更加规范化,从而达成更加稳定的决策结果。     

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外交

科学发展观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交如何为科学发展服务,二是外交如何实现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的基本理论依据,而且也是中国外交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中国外交理论创新包含以下六点：完善了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中国外交理论体系;树立了以人为本的外交思想和基本原则;倡导文明对话与合作,推出＂和谐世界＂新理念;注重利益和责任均衡的负责任外交;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树立中国发展崭新形象;科学发展观为新时期外交注入了全新的发展理念。     

首脑出访与中国外交

本文通过系统考察从新中国成立到2006年的中国首脑出访活动,揭示了中国外交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重心和特点,并进而探讨了首脑出访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反映出的中国外交风格。首脑出访的增加,既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体现,也是当今全球化形势的客观要求。首脑的高频率出访,反映了首脑外交在中国总体外交中地位的上升,以及与相关国家关系的状况,首脑出访的议题和作用的变化,体现了当今中国外交乃至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     

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中实现外交转型 ——观察和理解新中国外交的一个视角

1949年以来,新中国外交历经三次转型,先后形成立国外交、富国外交和大国外交三种基本形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新中国外交转型的应有之义和有效抓手,但其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在1949—2012年间的两次转型中,新中国外交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形成并坚守独立自主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前者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保障国家安全和促进国家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后者则因其开放性、包容性而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态势,习近平主席大力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倡导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对独立自主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在推进新时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同时,有力推动了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党的十六大报告对中国外交理论的新贡献

党的十六大报告,通篇闪耀着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必将指导我国在新世纪中更加奋发图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与党的十五大报告比较,党的十六大报告,全面总结了五年来中国外交工作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外交思想,是对新世纪中国外交理论的新贡献。     

中国城市外交的若干理论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中活跃的行为体,城市的外交职能也得以不断完善,城市外交成为一种新兴的外交形式。中国城市外交的兴起,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它既是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产物,又是权力下放赋予城市涉外自主权和外交能力的内在要求。此外,中国的城市外交既与传统的国家总体外交有密切关系,同时又有新的内涵,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从城市的角度更好地处理跨国关系。中国城市外交的关键问题是制度设计,需要培育城市精神、建立健全外交体制和运行机制。另外,中国城市外交应该将立法、明责、制略、建制、保障等几个方面作为工作重点。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是城市外交的后来者,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深入,城市外交正在成为中国大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外交是一种高度敏感的政治性事务,城市在参与外交事务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遵守相应的外交规则、规范和惯例,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构建成熟的城市外交制度。     

梅德韦杰夫的外交选择

2008年5月，正式就任俄罗斯总统后不久，梅德韦杰夫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并将于6月初访问德国，这是一幅经过精心选择的外交路线图。按照俄罗斯的外交传统，国家元首的首次出访务必圆满顺利，因此一般首选关系较好的国家，而出访路线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其外交优先方向。梅德韦杰夫通过首访明确表达了对普京外交政策的继承和延续：独联体是俄罗斯外交的最优先方向；亚洲合作需要加强，中俄战略合作关系将进一步深化；俄欧关系亟待改善。它表明俄罗斯将在东西方之间采取更加平衡的外交策略。     

中国外交进入多边时代

2008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中国外交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创新和调整，其中特别令人瞩目的一点是，多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分量显著增加，其地位有了质的飞跃。     

浅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及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思想,兼具"使命意识"、"时代精神"、"创新思维"和"战略意识"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得以形成,并对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提供了动力和行动指引,充分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促进新型外交格局的形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在坚持中国特色大国自信和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权益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和实践创新,深化以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为目标的全方位外交格局,确立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并努力维护亚洲地区包括中国周边地区的稳定,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价值观以及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指引下,中国外交已经在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弹向分裂的政策——台湾当局“弹性外交”述评

自1988年李登辉当上台湾"总统"以来,尤其是1989年北京"六四"政治风波之后,台湾当局利用其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六四"风波后西方制裁中国给我国造成的外交困境,对其内政外交进行了引人注目的调整。其主要表现集中在外交政策方面是:推行所谓的"弹性外交"(或称"务实外交"),与我国实行祖国统一的"一国两制"构想相抗衡,以企摆脱其日益孤立的国际地位,争取"外交空间",提高"国际人格",最后重返国际社会。89     

中国共产党外交理论建设的百年探索和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中国外交的发展规律,历史、辩证地认识国情、世情,科学、理性地分析中国和世界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一系列反映不同时代特点、体现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论,其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建构了以内外一体的利益观、与时俱进的时代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观等为核心理念的总体思想,发展了以基本定位、战略主攻方向和善用机遇等为主要内涵的战略思维。中国外交坚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属性、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结伴不结盟”的战略原则;在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关系和外交上形成和发展了“战略机遇论”。中国外交注重坚持基本原则和弹性灵活处理,维护核心利益和实现互谅互让,强调通盘考虑和主张分步实施外交目标;外交政策的国际对接注重原则对接、讨论对接、内涵对接。中国外交理论坚持实事求是和唯物史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将继续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发展,指引中国外交取得更大胜利,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