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与革命及中国宪制问题

本文以宪法与革命为主题,从政治思想史的视角对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立宪建国及其不同路径给予了理论探讨,尤其对洛克、卢梭以及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宪制问题提出了基于政治宪法学的辨析,并进而勾勒了中国百年宪制的革命建国历程。本文认为通过革命而制宪,宪法终结于革命,宪政出场,革命谢幕,革命的反革命是现代宪制的精神实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各自实现了革命的反革命的宪制,而法国大革命则陷入激进革命的震荡之中,至于现代中国的百年宪制,这个革命的反革命还远没有完成。     

战争、革命与宪法

以战争、革命与宪法的关系为主题,从思想史的角度展开考察,可以揭示现代宪制的发生学。早期现代的战争经历了从宗教战争到国家间战争,从国家间战争到内战,再从内战到革命的演变。革命之后,形成了制宪建国、守护宪制和祛除宪制这三个宪法时刻,并可以归结为革命终结的宪制路径和不断革命的政制路径这两个逻辑路径。战争与革命具有重大的宪法学意义,西方与中国的早期现代的宪制构建,均离不开战争与革命的动力机制。但如何把战争法权转变为一种基于宪法的和平法权,而不是陷入激进革命的宪制覆灭之途,则需要真正落实革命终结的宪法精神。     

革命与制宪之间——吴景濂与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

吴景濂在民初十年制宪史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始终致力于激烈政治对抗中推进宪法的制定。吴氏与革命派的两次合作与分裂，尽管不乏作为政客的利益考量，但在客观上却构成了推动制宪运动前进的核心力量，也构成了稳健派议员寻求中间道路的典型。在民初十年的革命与制宪的竞争中，革命浪潮一再掀起并最终获胜，但激进中求妥协的制宪主张及其失败教训，仍然值得尊重与记取。     

肯尼亚宪法改革模式与埃及革命模式——非洲两国模式比较及启示

肯尼亚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机遇下，进行了宪法体制改革，确立了主权在民、人权自有等的思想和原则，并建立了切实的保障制度，不但完善了肯尼亚的政治体制、对既有利益触动较少、对经济的破坏较小，还有力地推动了肯尼亚“宪法意识”、“公民意识”的大发展。埃及在社会矛盾集聚后爆发了革命，在短期内对政治、经济的破坏都比较大，也并未尽如革命前埃及人的愿望，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欧美国家宪法中政党定位的变迁——以英美法德四国为例

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二战以前，传统制宪思想和实践基本上都视政党为宪法之敌，对政党活动采取抑制态度。以英美法三国为例，英国宪法以限制大众参与并逐渐扩大选举权的方式来限制政党影响，美国宪法利用分权原则和联邦主义在限制政党活动空间上做出了大量制度安排，大革命后初期的法国宪法实践更是对政党极端憎恶。但这些抑制努力从未成功，政党活动依然在宪法的重重限制下发展开来，相反，政党活动有时还会对宪法实施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如美国宪法对在总统选举中加强政党作用的第十二修正案，政党活动对法国第三共和稳定的支持。这种将政党视作宪法之敌的思想与启蒙思想家对政党的轻视与偏见，以及一些启蒙思想家将多数人等同于全体的理论诡辩存在联系。德国基本法在继承传统制宪思想的基础上在政党制度上有所创新，将政党引入宪法并强化其宪法地位，但是在实践中也引起了政党垄断民主政治、政府与政党过度纠葛的问题。面对这些经验和教训，制宪者应当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承认政党的宪法地位，在此基础上考虑政党否需要入宪、入宪后应该采取何种支持的问题，与此同时还应保证大众民主政治发展的开放性。     

从革命到文明:八二宪法序言第一段大义疏解

中国共产党建政后所制定之五部宪法性文件中,八二宪法最为特别:《共同纲领》和五四、七五、七八宪法都是革命宪法,这一点充分体现于其序言,它们均立足于革命历史叙事,而以革命证成统治之正当性。由此正当性论证,则确定国家了基本政治精神:继续革命。这样的继续革命必定是对中国文明的革命。八二宪法则与上述四部宪法有明显不同,最重大的区别,已由该宪法序言第一段表达出来:"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本文旨在疏解八二宪法序言第一段之大义。本文从本段宪法序言中梳理出中国历史条款、中国文化条款和中华各族人民条款。这三个条款,在政治上承认了文明相对于革命之优先性。由此,统治正当性的论证部分实现了从革命到历史连续性之转移。对中国文明的继续革命失去了正当性。这三个条款部分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精神从继续革命到文明之转换。正是这一新的宪法精神改变了权力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国家权力不再凌驾于文明之上,法律不再凌驾于生活之上。相反,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顺承国民的生活,对民众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保持开放。由此而有了人们以"改革开放"一词所描述的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制度变迁。就其实质而言,改革开放是中国文明之复兴。从宪法技术上说,由于放弃了继续革命之宪法精神,与此前宪法的短命不同,八二宪法也就具有生长之品质,而得以不断修订,始终具有效力。宪法序言第一段也敞开了中国未来进一步变革的可能性。     

通过革命建立民主？—— 1789 年至1795 年的法国

本文覆盖了大革命从1789 至1795 年的重要阶段（制宪议会、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革命者的理念不同，有些人主张通过制定宪法和法律使“王国重生”，有些人却用强制力、清洗和恐怖的手段使“人的道德重生”。此外，有人认为“公意”只能由代议制表达（例如西耶斯），反对者则声称要在俱乐部、巴黎各区和示威游行中体现“人民的意志”。1793 年2 月，孔多塞试着探索一条混合的路径（宪法草案），但以失败告终。从独裁到恐怖统治，法国经历了三个议会，颁布了三份人权宣言，并试图发动战争以建立集中的而不是多元的民主制度，构建一个与美国相去甚远的权力和自由的综合体。1799 年，拿破仑废除了这种构建：他建立了一个理性的、行政的、强力的国家。他反对政治自由，却保障民事权利，维护社会和平。这种模式启发了法国，直到晚近时期其影响仍然存在。拿破仑为19 世纪支持国家的自由主义（而不是与国家对抗的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     

对正当法律程序需求、学说与革命的一种分析

美国当代著名公法学者自 1 970年开始的有关“正当程序革命”及其后的“反革命”的争论 ,展示了一种新的法学思想如何产生并如何通过一系列社会事件而逐步渗入人们心灵和整个社会制度之中的过程。总结正当程序革命在美国的变化过程 ,能揭示这样一条规律 :一种学说的产生、确立 ,不仅仅取决于观念本身和人力的推动 ,而且还是社会环境、现实需求、学说自身的感召力以及各种社会力量相互竞争作用的结果 ,而这对我们今天实施法律制度的变革是有裨益的。     

背叛与延续：革命前后的美国海事司法

海事法在美国法律体系中较为特殊,首先,殖民地海事司法的历史作为反面教材对美国宪政根基的奠立起着一定的影响;其次,革命后宪法下联邦法院系统的海事司法设计又与殖民地时期的海事司法之间存在某种延续性;上述两种情况的矛盾统一于海事法律本身的专业性以及美国革命及立宪的历史.     

清末民初美国宪法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

在清末民初的宪制改革运动中,美国宪法是极为重要的知识参照,并出现了美国宪法条文的多种中文译本,在学界广为传播。对于谁最先完整地翻译介绍了美国宪法全文,在当今学界还引发了一场争议。此外,清末民初的中国学者还曾通过日本学者的介绍,将新的美国宪法全文以及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翻译,使美国宪法成为一种全球共享的跨国知识财富。这其中,梁启超和张东荪发挥了不应忽视的重要作用。梁启超注意到1787年美国制宪的秘密性质,而张东荪则依据制宪会议记录,强调了制宪的程序特征及其对民初约法之争的参考价值。     

宪法穿越时间:为什么?如何可能? 来自美国的经验

像人类学家一样去观察美国宪法史,其宪法实践呈现为一种跨越代际而存在的自治政治,这种自治在规范上要求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信守制宪者写入宪法文本的"先定承诺"。但为什么制宪者有权订立垂范千古的宪法?为什么遵守先定承诺反而是民主正当的?美国宪法的路径是建构出一种在时间维度内绵延的"我们人民"这一政治主体以及一种跨越代际而生生不息的共同体模式。美国宪政是一种"叙事宪政"。宪法故事的讲述构成了宪政实践的文化基础,培育了每一代美国人对原初宪法的认同、热爱和信仰。美国宪法之"活",原因在于美国人有能力去讲述美国宪法之内、之外、之间、之上、之前和之后的故事,由此形成美国这个宪法共同体共同分享的源头叙事。     

革命、改革与宪制:“八二宪法”及其演进逻辑 一种政治宪法学的解读

本文基于政治宪法学立场,在百年中国宪政历史的脉络中,阐释了"八二宪法"的复调结构、改革属性以及演进逻辑。"八二宪法"的颁行既在于拨乱反正,又在于为改革开放提供宪政结构,因此内含着多重逻辑,特别展现为革命与去革命的二重奏以及主权的三重肉身,正因为如此,"八二宪法"实际上是去革命的改革宪法,四个修正案充分展现了改革宪法的属性以及内在演进逻辑,并旧瓶装新酒地内化出一种新的宪政设计。     

论当代中国制宪理念的演进——以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为对象

宪法的制定是受理念制约的。当代中国制宪理念的发展和变迁,经历了一个从工具宪法到制度宪法、再到权利宪法的演进过程。新中国初期的制宪深受工具宪法制宪理念的影响。1982 年宪法基本上确立了制度宪法的制宪理念,在肯定宪法对国家工作重点服务的同时,明确了宪法制度建设尤其是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以及"人权"入宪,在对宪法的本质与作用的认识上,已经逐步摆脱工具主义与制度主义制宪理念的影响,开始了向权利宪法的转型。当代中国制宪理念演进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以及在宪法中的地位,具体而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公民权利与人权的关系以及人民权利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的定位与发展。     

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宪法原则

本文针对学术界和立法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对自然资源法律规范原则的不同认识,依据宪法的有关规定,阐明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在揭示自然资源立法客观规律、分析宪法与其他法律规范关系原理、回顾我国制宪历史的基础上,归纳出我国宪法确立的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五项基本原则,澄清实践中对上述原则的一些模糊认识,并指出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中有待完善之处.     

以色列宪法革命初探

以色列1992年通过两部重要的基本法后,最高法院院长巴拉克坚持司法能动主义,已经成功地在以色列实现了没有宪法的宪政,其宪法审查的经验获得国际上的普遍赞扬,被称誉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宪法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而院长巴拉克更是居功至伟。以色列的宪政发展经验预示着,司法能动主义将是21世纪流行的思潮和实践,这也是其他转型国家可以从中获得的启示。     

论《人权宣言》的理论渊源与历史意义——纪念《人权宣言》发表220周年

1789年由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自由权利宪章,即<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宣言反映了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全面地阐发了公民的政治权利,民事权利以及社会权利.其所确立的人民主权原则、同等权利原则、分权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等重要原则,成为完政主义理论的核心.本文在探讨<人权宣言>理论渊源的基础上,浅析<人权宣言>对法国大革命后东西方社会的影响,揭示其历史意义.     

民初制宪权问题的再审视——比较宪法的视角

民国第一届国会召集后,两院议员通过选举产生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始制定正式宪法。在宪法草拟过程中,大总统袁世凯通过咨文国会提出两个关于制宪权的问题：其一,宪法公布权是否应属于大总统;其二,大总统是否可以派员参与宪法草拟,对宪法起草发表意见。对于这两个问题国会置之不理,单边垄断制宪,随后发生国会的解散与制宪的中断。比照美国、联邦德国、以色列与南非制宪的故事,检讨民初的史实,我们发现民初国会议员们在制宪权问题上未免太过激进、太不妥协。就当时政局而言,完整而有效之宪法根本无法实现,与其冒进制宪不如守成临时约法。     

代际冲突与宪政发展

制宪权的代际冲突是所有立宪国家在宪政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不成文宪法对制宪权的消解 ,事实上否定了人民主权原则 ;成文宪法过分依赖制宪权 ,又造成对宪法稳定性与权威性的破坏。中国宪政发展对制宪权具有更高的依赖性 ,我们必须在运用制宪权的过程中约束制宪权。既要大胆运用制宪权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与依法治国需要的宪法规则 ,又不能滥用制宪权 ;在行使制宪权时既要尊重前人的合理选择 ,又要顾及子孙后代的需要 ,学会与先辈和后代分享制宪权。     

1954年宪法的历史命运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4 9年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人民获得了国家政权 ,并运用制宪权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 ,确认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事实 ,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建国初期 ,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作为国家权力的主体 ,选择与行使国家权力相适应的形式     

美国宪法民族志初论:宪制文化及其意义结构

美国宪法体现了一般性的宪法原理,但在具体制度和宪法文化上也呈现出了极强的独特性.本文借助宪法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从历史、文化和法律的整体视角,勾勒出美国独特宪法文化的外在形态和意义结构.美国成文宪法的至上性、司法审查的重要性以及本土规范的至上性三大特点,源于美国革命所开创的独特历史经历和政治想象.美国民众对于宪法的崇拜因其是美国革命的产物,对于法院和司法审查的信仰因其是弥合代际断裂、构建民族历史共同体的重要机构和机制,对于本民族规范的推崇因其是美国独特历史的产物,而非普遍理性的推论.因而,深入地理解美国宪法不仅仅需要研究《美国宪法》的文本,也不仅仅要求细致地分析最高法院的具体案件的判词,且要深入地理解美国宪法的历史语境,把握支撑其实践运作的潜在逻辑与信仰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