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复兴的武汉见证——从“东方芝加哥”到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

一百年前,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竖起民主共和的旗帜,拉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     

实施“四大工程” 服务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

统一战线可以利用“建言献策工程”、“凝聚力工程”、“调节器、稳定器工程”、“建功奉献工程”，为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的建设作贡献。     

充分发挥统战作用 为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做贡献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要积极推动"以环境换取经济增长为主"向"以环境优化经济增长为主"的历史性转变,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动员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全社会的力量,方可图之。为此,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发挥统一战线面宽线长、联系广泛的优势,发挥统一战线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优势,从调查研究、进言献策,从争取人心、凝聚力量,从营造良好社会氛围诸方面,为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做贡献。     

走进法国“两型社会”

去年12月。我们作为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专题研究班的学员,赴法国进行了为期2l天的学习培训和参观考察。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如何锻造“加快构建重要战略支点”的坚强领导核心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语出《左传·宣公十二年》,记录了古楚先民穿着破衣、拉着柴车去开辟山林、创建楚围的艰辛历程。那么,当代湖北的广大党员领导十部如何弘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稳神竞进,克难攻坚,奋力开创湖北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的新局面？省十次党代会报告的第八部分“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锻造加快构建重要战略支点的坚强领导核心”对此进行了部署。     

“两圈一带”战略的时代背景——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系列党课（一）

湖北省九次党代会以来，省委、省政府通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不断深化省情认识，全面推进新一轮战略谋划．形成和提出了“两圈一带”战略。一、“两圈一带”战略的内涵 “两圈一带”战略，即以武汉城市圈、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和湖北长江经济带为战略抓手和战略平台，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分为三大区域板块，通过圈圈互动，     

继承与超越——江泽民“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战略与毛泽东发展战略之比较

建国以来,我国各代领导人,以他们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各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关于中国的发展战略,并致力于赶超发达国家的实践。毛泽东在建国后提出了“超英赶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发展战略,江泽民同志则在邓小平所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完成了“三步走”中的前两步,并制定了具体实现第三步实施纲要。研究毛泽东、江泽民各自的发展战略,比较他们的不同和相同点,对于在十六大后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经验教训,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发展”

传统的发展观把经济发展作为发展的全部,导致对GDP的崇拜和迷信。但经济繁荣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稳定。如果没有政府宏观调控和积极的社会政策干预,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和其他社会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要求建立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共同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永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生态文明建设是党在新形势下面对的一项重大课题。生态文明建设是人与自然永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更是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内涵。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困难,只有做好政府与人民共同、理念与行动共同、发展与环境共同,才能实现生态文明,尊重自然,实现人类与自然永续发展。     

和谐社会下的生态文明——解读“两型社会”的构建

中央把"两型社会"建设作为基本国策,党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执政理念之一,基本国策的贯彻执行需要执政理念的指导。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来指导"两型社会"的建设,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和体现。     

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云南林业跨越式发展战略分析

林业作为生态建设的主体，在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肩负着重要使命。云南省地处长江、珠江等六大江河的源头或上游，林业生态事关流域内各省区市和周边国家的生态平衡与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云南省又是一个典型的山区省份，94％的面积是山区．60％的土地为林业用地。对于云南的大多数农民来说．困难在山，希望在山，     

智媒时代国家认同图式的挑战与再塑——从“想象的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

国家认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础,需要国家共同体与民众个体的双向互动。增进民族情感是实现国家认同的核心要义,以时空维度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是实现国家认同的理论基础,延续民族文化基因是国家认同的历史逻辑,重构认同图式是实现国家认同的时代诉求。从打破传统桎梏到发挥新时代新技术优势,互联网信息技术不再只是一个载体和工具,更是国家认同图式的时代创新,同时也助力“想象的共同体”的重构与再塑。在数字场域下,信息化、碎片化也带来一定的挑战,不确定性成为常态,如何利用智媒技术凝聚共同体价值共识并强化国家认同感是新时代的重要命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最终实现命运共同体。唤醒网络空间中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推动对国家共同体的群体认同,不仅有利于达成集体价值共识,更能激发广大民众共通一体的想象,共享历经时代升华后的共同体感。     

从“三大因素”到“两个文明”再到“三个文明”——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规律的理论探索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发展过程中,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规律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它在理论上表现为从"三大因素"到"两个文明"再到"三个文明"的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并历史性地发挥着对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实践的巨大指导功能.     

现代社会公共伦理的多维追思——读孙抱弘新著《从“人”到“好人”》

青少年是未来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公民素质的现代化要从青少年抓起。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下,如何培养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青少年公民素质？无论是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实际工作领域,这都是一个迫切需要人们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抱弘近期出版了《从“人”到“好人”一一公共生活与青少年品德养成》（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一书,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刊邀请著名学者余双好、黄海、高中建等先生赐稿本刊,纵论“从‘人’到‘好人＇”之机理、之曲直。     

从波兰尼到格兰诺维特:“社会人”对“经济人”假设的反拨与超越——兼议新经济社会学的最新进展

作为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硬核,“经济人”假设从形成起就不断受到“社会人”假设的反拨与挑战,促使经济学理论体系不断调整自己的保护带,推动整个经济学学科理论的发展。波兰尼的“嵌入”理论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是颠覆性的。为后来的学者建构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学理论做好了铺垫。格兰诺维特等建立的新经济社会学首先把人视为“社会人”,再考察其置身其内的社会关系和制度空间。进而分析其经济行为的激励因素,对传统的理性选择、效用驱动的经济模型所提出的那些理论进行补充解释甚至是替代解释。这种基于相同研究对象而引起的学科交流和对话已势在必行。     

城乡统筹的县域农村公共服务模式与路径探究——从“国家单方供给”到“社会协同治理”的逻辑变迁

我国传统农村公共服务系统中各要素相互协调、合作与同步运动的轨迹表明,从“国家单方供给”到“社会协同治理”的逻辑变迁顺应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战略趋势。人类政府治理由工业化及以前的“简单协作”上升为高频互动的“整体协同”。借鉴协同学理论精髓,基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的考察,我们认为,适合当前我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县域农村公共服务理想模型,是以农民需求为导向,政府推动为主导,市场化运作为基础,多中心治理主体互动合作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     

从“乡土性”到“结构混乱”——评《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

半个多世纪前,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中讲,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于是“乡土性”成为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描述。今天,距费老著《乡土中国》的时代已有六十余年,《乡土中国》中的“乡土性”是否依然存在于今天的乡村社会？一些以乡村秩序为主题的研究认为,即使在变化了历史条件下,《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乡土性”仍然清晰可辨;“乡土性”不仅可以作为韦伯意义上所使用的理想型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考察乡村社会法律与秩序的背景。∞然而,董磊明教授的近著《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     

从“外力拉动”到“双轮驱动”——转型期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战略调整与制度创新

“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统筹城乡发展战略虽然较大程度地改变了“城乡二元结构”,却仍然是建立在城市中心主义之上的,它客观上固化了农村的边缘地位。在城市大幅扩张、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城市出现“消化不良”症状的背景下,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在继续保持外力拉动的基础上着力激活农村内在动力,消除“村际阻隔”和“产权缺陷”,通过促进农村内部产权自由流转、建立农地农房储备制度等途径,着力构建大农村内部市场和弹性城市化机制,实现统筹城乡“外力拉动”和“内源发展”并行的“双轮驱动”。这种战略调整和制度安排既可以改变农村资源资本化不足带来的发展动力不够的现状,又可以避免农村土地私有化带来的巨大社会风险。     

公共伦理教育：青少年道德建设的取向与定位——评孙抱弘《从“人”到“好人”》

从物性的“人”成长为理性的“好人”,成长为具有公共理性的现代公民,这是当代中国社会顺利转型、经济成功转轨的保证,更是实现民族复兴、重建精神家园的基础工程。     

中国和平外交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评《从“协和万邦”到建设和谐世界》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先后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引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但是从国外媒体和学界的反映来看，他们并没有全面、深刻地理解这两项主张。有人认为和谐世界的理念太空洞、太理想化，没有实际意义；有人认为，所谓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只不过是中国政府为了减轻因国际社会担忧中国崛起而产生的外交压力的权宜之计，是一种宣传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