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与”与知识论中的基础主义——兼论牟宗三的知识论前提思想

受张东荪与C．I．刘易斯影响，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先生在其早年知识论著作《认识心之批判》中，也是将经验性的“直接的呈现”作为知识论的前提和材料，而“直接的呈现”与“所与”密切相关。诚然，牟宗三的作为知识论出发题材的“所与”理论与张东荪、金岳霖的具有诸多区别。但他的知识论前提思想却昭示出如下一个客观事实：如果我们采取一种弱的基础主义的立场，知识的建构必须得有出发的起点，这个起点即是“所与”，这样的“所与”是主客体共同作用所产生的东西，即所谓的“直接的呈现”，它是我们从事认识活动所从出发的题材。     

发挥“小同行”审稿专家在提高期刊质量中作用的几点建议

随着学科进一步细化,“小同行”审稿专家在提高期刊质量中的作用越为越为编辑出版界所重视。但目前“小同行”审稿仍存在一些问题。在分析“小同行”审稿专家的概念和介绍“小同行”审稿的优势的基础上,针对目前采用“小同行”专家审稿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措施,即要确定送审文稿是否适合采取“小同行”专家外审方式,要确保所选择的文稿外审者是“小同行”专家,必要时可再送至“大同行”专家外审。     

论打防“两抢”犯罪中的队所协作机制

打防“两抢”犯罪的三个难点以及队所的职责分工，决定了队所之间必须加强协作。公安机关在队所协作机制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部分成功经验，但是也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公安机关要以打防“两抢”犯罪为契机，以有效遏制“两抢”犯罪发案势头和减少“两抢”犯罪为目标，逐步完善队所协作机制。     

落实"三个为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对党的执政理论的精辟概括。“权为民所用”是执政能力建设的出发点,它要求执政主体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情为民所系”是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和保障,它要求执政者树立正确的地位观;“利为民所谋”是执政能力建设的归宿,它要求执政主体树立正确的利益观。     

资本、时间与利息的关系探究

本文考察为什么会产生“生产力利息论”与“时间偏好利息论”这样两种不同的利息理论。通过奥地利经济学流派内部两大利息理论的比较,文章发现人们对“利息”的不同认识源于对“资本”与“时间”性质的不同认识。资本的“基金论”和“单维”的时间观所导致的是“生产力利息论”,而资本的“结构论”及“非单维”的时间观所导致的是“时间偏好利息论”。     

“80后”的转型之痛与为人之惑

“80后”作为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而成长起来的一代，在享受时代眷顾的同时，也承受着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痛”。“80后”在成长道路上所面对的重重困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自身所存在的“为人之惑”，亦即如何“为人”。像韩寒、郭敬明等虽为“80后”中在某一方面有成就的代表，但他们大多并不明白中华传统美德（如孝悌）是他们走向未来、是中国走向现代化之“根基”的“根基”。对“孝悌”二字的认知与践行，是“80后”及其以后几代承担起建设社会主义强国重任的人必须具有的“上岗证”。     

论习惯和习惯法的概念界分

学界对习惯的界定有两个落脚点,即“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对“习惯法”也存在“社会认同”与“国家认可”这两种进路的界定。着眼于“行为模式”所界定的“习惯”实为“惯例”;着眼于“行为规范”所界定的“习惯”与“社会认同”进路界定的习惯法是同一的,可称为“习惯”。而国家通过司法吸收习惯,就形成以判例形式存在的习惯规范,可称为“习惯法”;而国家通过立法以指引性规范赋予习惯以法律效力,即“准用习惯”。     

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其限度

自然科学方法可用于社会科学研究 ,是因为它们在本体论基础、认识秩序、价值取向和方法功能互补上具有统一性 ,但至少也会遇到由自然科学自身特点所带来的“主观困境”、具体学科所带来的“客观困境”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文性所带来的“综合困境”。克服这些困境可通过实现自然科学方法与具体学科方法的“对接”、实现自然科学方法的“再创造”、实现自然科学方法应用的“具体化”达到目的。但无论如何 ,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仍然是有限度的。     

运用科学方法优化县委书记权力运行机制

县级政权的效率和稳定影响到全国政局的稳定与发展。县委书记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对于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县委组织建设，必须运用科学方法优化县委书记权力运行机制。这就务必做到如下五个方面：审定权力的合法来源，务求做到“权为民所赋”；划定权力的使用边界，务求做到“制为民所建”；制定权力的运行流程，务求做到“利为民所谋”；确定权力的监督方式，务求做到“权为民所察”；评定权力的运作绩效，务求做到“权为民所考”。     

“三基”内容相关链接

“三基”指“基层”、“基础”、“基本功”“基层”就是指公安机关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惩治犯罪、服务群众的最基本的战斗实体。主要指公安机关在一线的“三所三队”：即派出所、看守所、车管所和刑警队、巡警队、交警队等基层所队。     

仪征给沙洋的启示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省台州市集中精力谋发展、一心一意奔“钱”程．创造了以“民营主导十政府推动”为主要特征的“台州现象”。短短3个月的挂职锻炼．我深深地被台州强劲的发展势头所震撼，被这里快捷的生活节奏所触动．被这里创新创业的激情所感动。     

以“理性”的视角和研究方法看待后现代理论的“非理性”

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社会思潮,针对一些学者所认为后现代的本质是反对现代社会的“理性”,是“非理性”的。这一思潮是建立于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是对现代社会所产生“非理性”后果的“理性”反思。“理性”、客观对待后现代社会思潮对于中国当前社会的影响,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罗宏与他的激情团队——中建三局第二建筑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罗宏二三事

阳春三月的一天下午。一场主题为“我主沉浮”的演讲比赛在深圳中广核大厦精彩上演。作为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的罗宏。被眼前这些“生产经理”、“商务经理”、“技术总工”等青年才俊所描述的企业未来深深吸引，为团员、青年们的理想、抱负所感动。     

浅论中国传统施与报观念的文化意义及社会影响

“施”和“报”是中国传统文化一对有意义的价值观念,在传统乃至现代的中国人社会生活中有着多方面的影响。本文简称为中国传统的“施报观念”。 “施” 和“报” 的观念所反映的思想和行为并非为中国人所独有,人类的社会本质相同,面对的生存条件和要解决的生活问题相同,世界各民族文化中都有类似的思想和行为。但是,有一点却可以说是为中国人所特有的,这就是作为中国传统施报观念主要     

论孔子的忧乐观

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多次提到“忧”和“乐”,形成了其独成体系的忧乐观。孔子的所忧所乐既有同于常人的一面,也有异于常人的一面,其经历了一个升华的过程,将常人的忧乐最终上升为对“道”的忧乐,并成为孔子的最高追求。孔子的忧乐观充分体现出孔子在追寻“道”的过程中,舍弃了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致力于奉献社会的可贵精神,其所忧的是“道”,其所乐的也是“道”。孔子的忧乐观不仅塑造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精神,在传统社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代价值,个人只有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价值。     

浅析《论语》中的君子人格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深入研读《论语》可以发现，孔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其实并不是后世儒者所称道的“圣人”、“仁人”、“士”而是“君子”。本文对孔子的理想人格进行了简单的梳理，指出了孔子的“理想人格”是君子人格，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君子人格的品质特征，认为孔子所设计的君子人格是集“知”、“仁”、“礼”、“勇”为一体的道德伦理人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全面系统的工程，不仅需要经济和制度层面的保障，还需要道德伦理层面的考量，因此，作为道德伦理人格的君子人格就对我们针砭时弊，提升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和价值追求，构建和谐社会的德性之维具有重大的意义。     

百里仙洪的时代交响曲——仙洪试验区党建工作巡礼

仙洪新农村建设试验区位于湖北省中南部。包括仙桃市、洪湖市、监利县三县市14个乡镇，共407个村，75万多人．面积1467平方公里。这里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曾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洪湖水，浪打浪”的红色经典就发端于此；这里也是有名的“水袋子”、“虫窝子”。曾经在“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真”感叹中蹒跚前行……如今的仙洪，田成方、树成行、路成线、渠成网。到过这里的人，无不为她的优美环境所留恋，为她的文明乡风所倾倒．为她的创新精神所折服，     

当前城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三大突出问题

城郊工业化、城市化在我国方兴未艾,但它所带来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征地补偿与失地农民”问题,“城中村”及“村改居”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加以研究解决。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生成逻辑及其实践路径

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政党，对公共权力具有不同的认识，形成不同的权力观。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主要包括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察、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赋指明了权力的来源和基础，权为民所察指明了权力的主体和运行，权为民所用指明了权力的性质和归宿。认真实践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必须确定科学的选举程序，真正做到“权为民所赋”；规范权力的运行流程，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评估权力的运行绩效，务必做到“绩为民所考”。     

教育公平、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共产品

高校招生中的“收费点招”直接危害着社会公平,而义务教育中“校中校”所危害的是教育的公益性。教育的公益性与教育公平是紧密联系的。在概念上,必须将“公共产品”、“社会公益性”以及“公益性组织”一体化。当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时,其“公共产品性”、“社会公益性”、“公益性组织”、“非营利性”之间必须具有必然性相关,剥离这些关键概念之间的意义相关性,会引起社会观念的混乱,对公众产生误导。以营利为目的所运营的任何产品都不是“公共产品”,也都不具有社会公益性。市场与公益性虽然不是对立的,但是,公益性产品也绝不是由市场直接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