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与科学内涵

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构成了一个庞大而精细的理论体系。政治理论的核心关怀是国家治理问题。追溯国家治理如何成为中国国家话语,可把握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的学理与历史逻辑;分析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构成,可把握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的主要内涵;而在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中,制度模式选择问题与价值体系塑造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的鲜明指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主要着力点。     

政治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的理念选择

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政治现代化是以政治革命为先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从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理论上对现代化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政治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同义表述,是在扬弃西方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创新。国家治理既不是去国家化,又不是强化政府治理,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和"党建国家"的政治逻辑,中国政治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国家治理机制。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对话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理论创新作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作为新时期深化改革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那么,应如何界定治理的涵义?从政治学理论来看,统治、管理与治理有何区别?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从"管理"到"治理"的改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前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有哪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为了加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本刊特约请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和中国农村研究院徐勇教授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全球化的深化与民粹主义的复兴

全球化的演进在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全球发展失衡加剧、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增大、国内社会矛盾和治理危机上升、风险全球化加重等问题。特别是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全球化的基本内涵、发展动力、聚焦点及治理体系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全球化正处于新的深化调整进程中。全球化发展的失衡及其负面效应不仅助推了民粹主义的全球性复兴和转向,而且给世界政治秩序带来许多新的不确定性因素。为此,中国应当通过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新型全球化、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等战略安排,积极增扩全球化深化之利,避免民粹主义极端化之害。     

现代国家建设的精英战略——海外当代中国干部治理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干部治理问题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保证各级干部勤政、廉洁、高效,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复杂工程的关键。对海外当代中国干部治理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发现:魏昂德、陈汉宣、蔡永顺、舒耕德、石之瑜、罗思高、格雷姆·史密斯、蔡文轩、吴晓刚和臧小伟是引领该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组织控制理论、委托一代理理论、腐败与寻租理论、精英中心主义理论是这一领域中具有影响力的理论范式;干部的选用、激励晋升、制度改革、行为变化、监督约束是该领域研究的主要问题。囿于观察视角、研究环境以及研究方法等因素的制约,现有的研究仍有碎片化的特征,理论验证功能强,但理论发展功能较弱。如何进一步汲取其他中国政治问题研究的前沿方法来解决干部治理研究材料稀缺的问题,仍是该领域研究今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怎么建设"提出了很多新的论断和观点,这一系列新观点构成了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逻辑。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是习近平重要讲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大思想武器,因为这一思想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经验的系统总结,而且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     

基础变革与融合治理:转变社会中的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

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乡村社会发展逐步呈显出诸多新常态——农村逐步"去村落化"、当代农民日趋"市民化"、农业发展趋向"工商化",农村社区治理的"三农"基础正在发生质变。当代乡村社会基础变革给农村社区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推动农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发展,必须秉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融合治理"理念,实现"乡村社会内在融合治理"与"城乡社区一体融合治理"的有机统一,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融合与和谐发展。     

十八大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布局与能力建设探析

参与全球治理是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推进治国理政的总体视野出发,审时度势、主动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全球治理的新主张、新论断。经过几年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国从目标、理念、议题、思路和路径等维度初步构建起了参与全球治理的总体战略布局。这一全球治理蓝图能否实现,关键取决于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力。展望未来,中国需要加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内基础;提升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积累全球层面的道义影响;强化国际议程设置和政治动员能力,合力推动全球问题的治理进程;加强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和人才储备,为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提供智力支持。     

软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内容与机制

软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紧密相关。在社会转型期,中国软治理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遇到了很大挑战,主要表现在软治理的价值、内容及机制等方面。为了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软治理必须融入到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当中,可以分别从价值构建、内容夯实以及机制创新等方面来进行回应,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全面保障。     

论中国智库参与国家治理的逻辑及效能提升

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始终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智库在对国家治理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又受到政治环境和国家体制的巨大影响,智库与国家之间始终存在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要正确处理智库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加强智库在国家政治和决策体制调整中的作用,提升智库参与国家治理的效能。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成要件及其实现路径

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与治理能力紧密相关。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传统乡村社会不断从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多元;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以国家治理能力为分析框架,从乡镇政府能力和它在行使过程中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的合作治理能力两个维度,来考察后税费时期的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可以看到,乡镇政府在农村基层社会的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建设能力不断增强,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和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也不断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是不均衡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推动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促使乡镇政府大力改进治理机制、积极发挥农村社区各类组织的协同作用、建构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制度化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等方面下功夫。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特点和优势

<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党的十九大明确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全面科学客观认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特点和优势,对于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跨区域生态治理行政协议的法治进路

跨区域生态治理是一门新兴的研究领域,行政法治应当在跨区域生态治理中发挥良好的规范、保障功能。由于跨区域生态治理在本质上是一个利益协调问题,行政协议有利于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协调各方面力量有效推动跨区域生态治理。为解决行政协议的合法性,确定行政协议的法治边界,行政协议应当坚持国家担保责任与“国家保留”原则。行政协议中行政主体的复合型、多元化在行政法治框架下有利于解决跨区域生态治理行政刚性与生态治理连续性的冲突,通过行政职权配置的优化,实现跨区域生态治理的现代化。     

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增强政府治理能力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技术手段。将大数据技术运用到政府治理过程中,是信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必然选择。大数据技术可以增强政府决策过程的现代化和科学化,提高政府的决策水平;能够助力政府公共服务高效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可以提高政府治理的精准性,使政府更好地履行现代政府职能;有助于政府治理体系中多中心协同治理局面的实现,从而提高政府治理的效能。运用大数据技术重塑政府治理体系,增强政府治理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视域下儒学的功能及其实现路径

面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需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出发,重新定位、诠释和发展儒学,进而理顺其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参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需要接受现代政治价值的规训。儒学在当代中国政治转型和发展中的作用,依其性质而言,可以划分为建设性功能和批判性功能。依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建构、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并努力实现理论转型,是儒学助力中国政治发展的有效路径选择。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要立足社会政治实践,积极拥抱现代政治观念,杜绝不假思索地回归传统的激进理念和狭隘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政府治理变革视角下行政法的发展研究

在政治经济社会转型阶段,我国政府所面对的民生困顿、生态环境污染以及经济发展相关的各类公共问题日益复杂与严峻.同时,社会中暴力执法以及暴力抗法等消极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些均揭示了以政府管理为主导的公共行政模式已经陷入一定的发展危机.而为有效应对该危机挑战,国家提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明确要求转变政府机关职...     

美国最高法院的国家治理角色

<正>美国最高法院在多种族构成、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流地位与制衡性政治制度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充当着确立治理[1]原则、影响治理环境、改变治理过程的独特角色,保证了美国国家政治过程的平稳运行。本文力图结合美国社会历史背景,在初步分析最高法院国家治理角色内容与作用的基础上,为实现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司法领域的有益借鉴。     

全球化进程与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不断深化的全球化,既是国家治理变革的基本时代背景,也是其内在因素。全球化凸显了国家在治理变革中的重要性,也对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中国全面参与全球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增添了全球向度,因此要从协调国家与国内社会、国际社会双重关系的角度出发,来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发展的方向以及着力的重点。     

商事调解机构的建设与发展初探——以某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的设立为背景

我国有14亿人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负！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更加重视基层基础工作,充分发挥共建共治共享在基层的作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强调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大格局,“诉源治理”正式上升为国家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制度安排。基于各方面的形势综合和需要,A市成立了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笔者有幸参与了筹建及运营,现以该商事调解机构的设立为背景,对商事调解中心的建设和发展作一初探,以期为社会商事调解、诉源治理寻找有效路径。     

现代日本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

近代日本政府对社会的治理因时代主题不同可划分为明治维新时期、军国主义时期、战后发展时期以及新时期四个阶段。明治维新是日本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但在后来的军国主义时期,日本国家治理则陷入了严重的失范和停滞。二战后,日本重启这一进程,并在社会各领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世纪之交,日本进入了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新阶段,治道变革向纵深发展。当前,日本的国家治理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并向其他国家贡献出了依法治国、多元共治、科学决策和强调效能四个方面的经验。现代日本的成就揭示出,只有尊重国民、顺应人心,才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