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外交政策之关系研究

20世纪末期以来,全球气候变化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之一,气候外交也成为全球外交领域的热点。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外交实践中,中国逐渐摸索出了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气候变化战略及与之相应的外交政策。当前可从以下几方面统筹我国气候变化战略和外交战略:加强顶层设计,职能统筹,协调相关各部门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外交政策;及早制定并实施科学的"减缓战略"和"适应战略";利用发达国家的危机,灵活应对,争取气候谈判中的主动地位和话语权;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努力;充分认识和发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加强关于气候问题的公共外交和舆论引导,全面介绍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与进展。     

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学习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体会

我们党历来重视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着眼,分析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制定党和国家的战略、方针和政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必须正确应对国际局势,妥善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在对外开放的条件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高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G20机制的构建及其在后危机时代的角色定位

为加强在国际经济金融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世界20个主要经济体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建立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非正式对话的机制,并逐步形成了"领导人峰会-协调人会议-部长级会议-工作组会议"的G20机制架构。随着国际经济形式的变化,G20机制的角色定位也发生了重大嬗变,由最初的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防止金融危机发生,嬗变为应对不断恶化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努力恢复全球经济增长。随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G20机制的角色将逐步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嬗变到促进国际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上来。     

G20长效机制转型的难题与可能方案

正作为非正式国际机制,G20要实现向长效机制转型,需要超越危机思维,在保持非正式性的前提下,加强与其他正式国际机制的互动,形成"G20+"的机制架构,同时引入联合国2030议程,使其真正成为谋划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2016年9月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的一个战略目标是推动G20的机制转型,即从一个危机应对机制转变为长效治理机制。这在峰会的主题议题以及预期成     

后哥本哈根时代我国面临的气候变化新形势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生存和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联合国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分别以《公约》及《议定书》缔约方大会决定的形式通过会议成果文件,形成了《哥本哈根协议》,标志着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科学应对气候变化是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中国应把握机遇,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     

全球团结:勇于变革(社会党国际第23次雅典代表大会决议)

一、立即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建立一个可持续的世界社会 社会党国际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秉承本国际"可持续世界社会"委员会的一贯努力,重申我们对在全球范围内促进普遍可持续性发展,建立一个更加相互依存世界的承诺.我们的首要工作是努力寻找共同的有效和及时应对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这一根本性挑战的方略.     

进一步加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是一个庞大而艰难的系统工程,除了需要有效地应对西方的"有色眼镜"和"话语霸权"以外,还需要努力提升中国国际话语力和大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在全球层面治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治理"是应对"大变局"的有效途径。但是,现存的"全球治理",尤其是经济和气候变化治理系统正在遭到弱化,陷入困境甚至危机。在此背景下,"协和"的关键性再度受到研究界的重视,新的"国际协和"也成为有效治理21世纪世界事务的潜在路径。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行动进一步扩大了"全球治理赤字",世界主要国家或国家联盟在"美国缺位"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积极推进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日益成为弥补"全球治理赤字"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亟须通过加强全球治理予以积极应对。     

“应对国际发展合作新挑战及新兴经济体作用”国际研讨会综述

2012年7月11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世界银行合作在沪举办了题为"应对国际发展合作新挑战及新兴经济体作用"的研讨会。与会者包括来自中国智库和政府机构、中国进出口银行、印度、韩国及世界银行代表。     

防控非国家行为体核扩散:美国的评估与政策

冷战期间,非国家行为体并未被美国列为核扩散的防控目标;在有关核扩散的威胁评估中,非国家行为体亦非美国的重要关切。冷战结束之初的一些国际事态和事件,引发了美国对非国家行为体涉足核扩散的担忧,为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双边或者多边合作政策,致力于从上游阻断核扩散,并提高自身的危机意识,建设初步的危机管理与后果处理能力。"9.11"之后,非国家行为体的核扩散威胁被提高到同国家核扩散威胁同等重要的程度,与威胁认知不断加深同步的是美国的应对措施也在不断加强。随后提出的各种政策倡议、倡导的各类国际合作既加强了防扩散的内容,也加强了对扩散过程的干预,同时提升了本国的危机应对能力。美国全面调整了军控和防扩散政策的重心,从重视防扩散制度建设转向关注相应政策机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加强蓝碳国际合作的重大意义及其实践路径

蓝色碳汇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具有独特作用，对中国推进“双碳”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蓝碳的作用机制、减碳潜力与潜在经济价值契合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目标。中国在蓝碳领域的理念、方案与实践为加强蓝碳国际合作、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强大动力。面向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下一个十年，应将蓝碳纳入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重点领域，强化蓝碳国际规制引领，建立国际性蓝碳交易市场，加强相关技术交流，推动蓝碳增汇，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新冠肺炎疫情下国际社会对非债务救助与中国的角色

支持非洲低收入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债务救助能够快速释放流动性,是国际社会对非救助的重要经济手段。目前,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国际金融机构对非纾困贷款、国际债权人对非双边承诺,正成为国际社会对非债务救助主要方式。中国是非洲债务构成和债务救助的重要攸关方,在国际社会对非债务救助中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多边机制和国际团结合作有助于中国在对非债务救助上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中国对非债务救助需妥善应对多边救助与双边救助、短期救助与中长期债务危机应对、中国贡献与西方媒体诋毁等多重关系。     

逆全球化思潮与全球抗疫合作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自新冠肺炎疫情在多国蔓延以来,相较于区域层次的国际合作,全球层次的国际合作成果仍然较少,特别是二十国集团和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所取得的成果不及预期。全球抗疫合作中的主要困境在于大国协调存在困难和主要发达国家对多边机制的态度趋于负面。在逆全球化思潮下,发达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者利用疫情作为反全球化的新论据,削弱了疫情应对中的专业性权威,推动疫情政治化,从而使应对疫情的全球合作成效不彰。为此,主要国家应发挥领导作用,进一步在多边框架下加强政策协调,警惕民粹主义者利用此次疫情推动经济脱钩和意识形态对抗。     

《巴黎协定》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

《巴黎协定》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协议,它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采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有了动态发展;法律形式上呈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历史性变迁、后冷战时代世界形势的变化与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等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的动因。在全球气候治理方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自愿行动和混合形态变迁的趋势下,要巩固"自下而上"模式,使"软法"更软,发挥更大的动员能力;同时要完善各种实施机制,逐步确立相对中性的"硬法"或制度,加强"软法"的执行力。中国要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积极应对国际社会的监督、评审和排名,推动或引领治理方式适当向"自上而下"回归,通过向绿色经济转型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贡献。     

在应对危机中不断拓展的中国外交

2009年是新中国外交的第60个春秋，今天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中国外交与60年前早已不能同日而语，中国外交的目标、对外关系的布局、与不同国家的关系、外交的形式和内涵等都显示了新的时代特点。在承前启后的2009年，中国外交以建国60周年为契机，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主线，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多边合作，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展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加强全方位外交，充实和拓展总体外交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奋力开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新局面

<正>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是促进科技创新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的重要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明确了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工作的努力方向和目标任务。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始终秉承开放创新、合作共赢理念,全方位、深层次推动开放合作,奋力开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新局面。     

专家笔谈：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

这组专家笔谈主要包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及战略思考、大变局中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摩擦、网络空间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中国在有关领域的应对策略等。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思想体系,可以从国际秩序观、国际责任观和国家利益观三个方面思考。在外交战略层次上,对外工作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并加强战略缔造工作。面向未来,中国的国际战略要体现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理性定位,符合战略缔造的基本逻辑,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取向。在大变局时代,我们既要关注中国的变化,也要加强对国际环境的分析,并加强对国际经贸新形势的研判。中国今后的内外政策选择,将对未来国际秩序演变和调整产生深刻影响。     

国际供应链合作与中国角色

国际供应链面临增长潜力不足、大国博弈加剧、客观冲击增多等多重挑战,发展速度放缓。国际社会应通过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技术变革、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管控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冲突、协力合作应对风险等解决供应链面临的问题。中国作为国际供应链中的重要一方,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有效化解各类冲击、主动加强与各方合作,推动国际供应链稳定发展。     

“亚信会议:合作机遇与挑战”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1月15—16日,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亚信会议:合作机遇与挑战"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来自外交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云南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政法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新安全观与亚洲安全机制构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加强亚信成员国经济合作、加强     

“中国责任论”语境下“负责任大国”外交理念浅析

"中国责任论"是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而兴起的国际话语。正确分析和判断各种责任论的说法及选择新时期适合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理念成为现实的需要。进一步明确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外交理念是应对"中国责任论"的可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