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对中东变局的认知及其应对

"阿拉伯之春"的爆发深刻影响了中东地缘政治,改变了以色列所面临的国际和地区环境.以色列对"阿拉伯之春"的认知也经历了由喜悦、乐观到谨慎、理性的转变.面对中东新一轮地缘政治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以色列采取了加强国防军建设、与美俄和阿拉伯国家等域内外大国发展关系、积极应对伊朗威胁等一系列举措.随着拜登政府上台,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将面临更多变数,但美以同盟关系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同时,巴以问题变化、美国与伊朗地区博弈加剧以及以色列面临的内部政治纷争将对其对外战略产生更多影响.     

以色列的社会分裂和国家安全观分析

当下以色列社会存在三个明显的社会分裂现象: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分裂;极端正统犹太人和现代犹太人的分裂;欧美裔犹太人和亚非裔犹太人的分裂。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观也历经了转变,以1979年为分界线,之前主要面临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威胁,之后则主要面临来自伊朗的威胁。内部分裂会影响到以色列国家的发展高度,对国家实际安全威胁的认知会影响到以色列的周边环境塑造。以色列的内政外交存在相当密切的联动性。     

国家安全·社会认同·个人自由——“9·11”事件后美国社会政治领域中的移民问题

“9·11”事件在美国社会政治领域的影响全面而深刻,移民问题则集中反映了这种影响。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后,移民问题急剧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并与美国国内种族关系上的张力以及各种族裔文化特性上的歧异和冲突结合在一起,弥散于美国社会政治领域的各个方面。本文通过审视美国在国家安全、社会认同、个人自由三个层面上对移民问题的态度和行动,试图揭示“9·11”事件后美国社会政治领域的矛盾和紧张状态。而重新达致各个层面的平衡,则是美国当下在政治、社会和安全领域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和紧迫任务。     

国家安全·社会认同·个人自由——“9·11“事件后美国社会政治领域中的移民问题

“9·11”事件在美国社会政治领域的影响全面而深刻，移民问题则集中反映了这种影响。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后，移民问题急剧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并与美国国内种族关系上的张力以及各种族裔文化特性上的歧异和冲突结合在一起，弥散于美国社会政治领域的各个方面。本文通过审视美国在国家安全、社会认同、个人自由三个层面上对移民问题的态度和行动，试图揭示“9·11”事件后美国社会政治领域的矛盾和紧张状态。而重新达致各个层面的平衡，则是美国当下在政治、社会和安全领域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和紧迫任务。     

特朗普政府的中东关系网络评析

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地区的政策,主要是恢复美国与中东盟友的关系,重申美国的领导地位,带领和帮助中东盟友维护经济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反对支持或宽容恐怖主义、破坏地区稳定的国家。在此基础上,特朗普政府与相关国家建立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基于关系认同的关系网络。特朗普政府与关系网络内的盟友开展合作并根据关系认同程度而给予相应的支持;将处于关系网络外的伊朗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破坏地区稳定"以及危害美国和以色列安全的敌对国家,组织关系网络内的盟国对其围堵和打击。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地区构建的关系网络,加速了中东地区的新区块化,决定了中东政治的新面貌。     

网络空间与霸权护持——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的迭代演进与驱动机制

拜登政府于2023年3月发布了《国家网络安全战略》,这是自小布什政府以来美国发布的第四份网络安全战略报告。作为在网络空间拥有非对称技术资源优势与支配地位的国家,美国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始终以护持网络霸权为目标。从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再到拜登政府,美国在网络空间的战略目标从国内控制、国际塑造、单边护持,发展为多边“竞赢”;其针对网络安全的策略也经历了本土防御、网络威慑、进攻性行动与综合性遏制四个阶段。美国政府相继推出的网络安全战略既具有延续性,又存在显著差异,其背后反映出美国对网络空间、自身实力地位与安全威胁的认知演化。随着综合实力的变化,美国对于自身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认知发生了转变,对网络空间安全威胁的认知也不断变化。在地缘政治与网络空间安全化等因素的影响下,美国针对网络安全的战略叙事也随之变化,这成为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演进的主要驱动机制,由此加剧了网络空间的泛安全化与意识形态化。     

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评析

国家安全始终是美国关注的核心问题,通过安全化手段将普通议题转化为安全议题是美国动员国内外资源、对华打压的重要方式。美国政府通过安全化手段将中美贸易关系、科技合作与人文交流等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挂钩,导致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在理念层面不断深入、在议题层面横向扩散、在对外关系层面持续外溢。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加剧,使美国在对华身份认知、政策动机与手段选择上均陷入“投入愈多、损失愈多”的悖论中。安全化操弄导致的政策悖论使美国政府难以改变对华强硬政策,严重阻碍中美关系改善。过度安全化进一步加剧了中美之间的零和博弈,泛安全化则导致各种新安全风险在国际社会蔓延,恶化了全球安全环境。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逐渐走向极端,动摇了冷战后全球战略稳定的根基,存在颠覆当前国际秩序与破坏稳定的风险。中美双方应充分认识到安全化失控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美国政府需走出社会动员式的安全化政策模式,让中美关系重新回到可控的轨道上来。     

中美国家安全观比较分析

安全观是国家安全思维的系统化呈现。剖析中国与美国的国家安全观的差异,是促进中美相互正确认知、增加战略沟通成效的重要环节。对于彼此战略意图和行动的判断,成为中国和美国国家安全观中他者构建的主要内容,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观建立于相互关系定位和发展预判之上。美国是"安全威胁"范式,中国是"安全状态"范式。在安全维度、安全区分思维、安全措施、安全价值等方面,中美的国家安全观存在系统的差别,其背后有深刻的文化背景、政治基础以及实践机制等多维的塑造力量。正确认识中美国家安全观的差别及其原因,有助于规避中美战略沟通过程中的偏差,增进双方安全合作关系。     

美国楔子战略与亚太联盟预阻

冷战结束以来,联盟与分化联盟的思维始终贯穿于美国历任政府的国家安全政策之中。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其外交安全战略虽尚未定型,但在国际安全层面仍然延续了联盟思维。本文认为,楔子战略是美国目前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战略目标是在亚太地区实现联盟预阻,即致力于预先阻止亚太地区形成任何反对美国的潜在安全联盟或联合。楔子战略的具体运行机制主要依靠"选择性调适"型楔子战略的"认可"及"补偿"两种手段,对目标行为体施加分化压力,在利诱一方的同时施压另一方,并利用美国在特定国际政治议题上的立场,撬开并扩大目标行为体与相关国家之间的罅隙,从而获取战略利益。尽管中国奉行"结伴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但美国基于威胁制衡理论及联盟预阻思维,仍然寻求在中国与其他亚太国家之间打入楔子,以谋求其自身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利益。对此,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并有效应对。     

科技加速影响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应用领域、风险识别与策略审视

随着诸多创新性、颠覆性新兴科技的涌现与融合，技术加速迭代，引领人类社会跨入人工智能时代。在此背景下，这些新兴科技被广泛应用于国家安全治理中，在国家的内政与外交层面、物质与意识层面、整体与个体层面皆产生了深刻影响，提升了国家安全治理效力，丰富了国家安全治理的内涵与实践。但是，在影响国家安全的各种国内外因素的交织互动下，新兴科技的应用也存在诸多风险，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一定威胁。赋能与风险共同塑造着技术与安全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技术竞争范式与技术和合范式两种不同的选择。在前者支配下，国家会因过度关注技术的威胁性而形成充满竞争与零和性质的国家安全治理策略；在后者支配下，国家可以意识到以技术合作促共同安全的重要性，从而形成强调平等对话与合作共赢的国家安全治理策略。中国在技术和合范式驱动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已有丰硕成果，对于在全球实现技术与安全良性互动，构建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的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是诸文明间的冲突吗?(续94年第1期)

西方与非西方的对抗 与世界上其它文明相比,现在西方文明的势力达到顶峰。其巨大的对手已从地图上消失了。西方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不可能发生,西方的军事实力无与伦比。除日本外,西方并未面临经济挑战。西方控制了国际政治和安全机构,并与日本一起控制国际经济机构。事实上,全球政治与安全事务由美国、英国、法国三国主管,全球经济事务由美国、德国、日本三国主管,这些国家之间均保持异常密切的关系,而排斥其它弱国和大部分非     

美国"印太战略"的演进及其前景探究

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与推进始于特朗普政府,它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心持续调整的产物。"印太战略"的推进主要包括三大层面,即军事层面的力量建设、政治层面的盟友与伙伴关系发展以及制度层面的地区网络化结构的形成。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全领域、全政府、全方位的方式来推动"印太战略"的实施,但其前景受到美国政治经济状况、"印太战略"内在矛盾的协调、美国"印太战略"与域内国家地区战略的融合度、中国发展状况以及其他地区安全形势等因素的制约。     

以色列在非洲的政策及其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发展演变

迄今为止,人们在讨论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美以关系方面,而较少谈及它在其它地区和其它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系统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著作亦不多见。为了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和认识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及对外关系,笔者将在本刊陆续介绍和论述以色列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政策以及它与这三个地区的国家进行交往的情况。 在讨论以色列的非洲政策和以非关系之前,首先有必要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及对外关系做一些总体的考察分析。     

特朗普将巴以问题推向险境

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式将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从而引发新一轮巴以冲突,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虽然美以关系在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刺激下不断加强,但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政策正面临被国际社会日益孤立的境地,美国版的中东和平进程方案恐难为地区带来和平曙光。     

安全化与国际合作形式之选择——以美国在艾滋病问题上的对外政策为例(1999-2008)北大核心CSSCI

1999年后,全球艾滋病流行问题进入了美国的安全政策框架。以"9.11"事件为分水岭,美国对全球艾滋病问题的认知从一项国际安全威胁转变为国家安全威胁。美国政策准备过程中的政治动员重点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从重视对国际社会进行说服变为强调国内团结,尤其是争取宗教保守势力的支持。不同的安全化进程导致了美国对国际合作形式选择从多边转向双边,主要合作方式从政策施压转变为资源投入。在这一全球治理议题上,美国面临着加强投入和重视国际协调难以兼顾的局面。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衰

从奥斯曼帝国解体到2020年阿联酋与以色列建交,阿拉伯民族主义历经百年兴衰.二战后,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成为阿拉伯国家加强团结、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武器",阿以矛盾成为中东地区主要矛盾.然而,随着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的激化,加上域外大国和中东非阿拉伯国家对阿"分而治之",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让位于地方民族主义,阿拉伯世界的整体利益让位于各国的现实利益.从埃以签署《戴维营协议》到阿联酋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阿拉伯世界不断分化,利益诉求、安全挑战和身份认同日益多元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为了在海湾地区应对伊朗的威胁以及在东地中海地区应对土耳其的挑战,部分阿拉伯国家选择与以色列"化敌为友",多极化的"新中东"格局已现端倪.     

中东欧地区大国博弈新态势--兼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在地缘安全、能源、价值观等方面,美国、以德国为主要代表的欧盟国家以及俄罗斯在中东欧地区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利益。三者的互动关系呈现美俄博弈主导中东欧安全形势,美德(欧)联合制俄但共识有限,美德(欧)对中国在中东欧的经济介入保持警惕但难以形成合力三个特征。随着中美竞争的持续,美德(欧)与以波兰、匈牙利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在价值观上的分歧扩大,美德(欧)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攻势升级,中东欧地区的大国力量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压力持续加大,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对中东欧国家的控制力不断降低,俄罗斯反“守”为“攻”回应西方威胁,而德国新政府和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对华政策更加突出价值观因素,导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总体上有增无减。但是,美欧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在中东欧控制力的弱化以及美欧与波兰、匈牙利等国关系的恶化,也为持续推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带来了潜在机遇。以上因素作为影响中东欧国家对华政策的重要变量,需要密切关注。     

冷战后美国的防扩散政策

苏联崩溃后,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消失了。美国在冷战时期所制定和推行的专门对付苏联的战略和策略自然要进行调整和改变。美国认为现在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以及弹道导弹)在发展中国家的扩散。美国必须根据新的安全环境制     

多元制衡：“印太”变局下澳大利亚的外交战略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澳大利亚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中澳关系也自2016年以来经历了重大波折和结构调整。澳大利亚认为,中国的崛起和美国领导能力及意愿的下降,对澳大利亚所处的国际环境带来了结构性挑战。安全挑战的加剧、国际秩序的变化、经济依赖的失衡,均给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试图在调整其与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同时,强化与其他域内国家的关系,通过多元制衡的方式应对风险挑战。在安全领域,澳寻求强化以美澳同盟为核心、以亚太盟友体系为支撑的多元威慑能力;在政治领域,澳试图以“志同道合”国家的小多边倡议为主要机制、以“基于规则的秩序”为核心发挥多元领导作用;在经济领域,澳在稳定中澳经贸关系的同时,追求以亚洲国家为主要经贸合作伙伴的多元融合目标。同时,澳外交战略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对美依附惯性下战略独立性尚有不足;二是外交政策受制于国内政治斗争。对中国而言,需要在正视中澳分歧的基础上,探索双方利益的交汇点,同时也需将澳纳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改革进程中,缓解澳方战略焦虑,促进中澳关系行稳致远。     

奥巴马的伊朗危局

由于美伊冲突、以色列在中东的战略地位和犹太人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如果以色列单方面军事打击伊朗核设施,美国绝不可能袖手旁观,亦很难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