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无证搜查制度的完善

本文认为我国的无证搜查制度规定不全面且存在缺陷,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文中指出构建科学、合理的无证搜查制度需要增加设置同意搜查、重新设置附带搜查、独立设置紧急搜查,并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中美刑事搜查制度比较研究

美国的法律规定十分之完备,其刑事搜查制度是普通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有着其鲜明的特色。通过比较中美两国刑事搜查制度的异同,借鉴美国刑事搜查制度的经验,改革和完善我国刑事搜查制度,对于控制犯罪,保障人权,更好的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论我国刑事附带搜查制度的重构

刑事附带搜查是现代刑事搜查制度中无证搜查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世界法治国家关于附带搜查的立法及判例为参考,在构建我国附带搜查制度时,需要协调我国现行刑事附带搜查法律规定的粗疏与司法实践较广泛适用之间的冲突,在附带搜查的前提条件,搜查的时空范围等方面进行细化,并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一系列救济措施来配套附带搜查制度的实施.     

对搜查行为的控制

刑事搜查,是指侦查机关为发现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依法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犯罪证据或犯罪嫌疑人的人身、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场所进行搜寻、检查的一种侦查行为。它是侦查机关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重要手段,对于侦查机关及时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防止其逃跑、毁灭、转移证据,揭露、证实犯罪,保证诉讼顺利进行,从而有力打击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因为搜查行为本身具有强制性,所以在获取证据的同时,往往会与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一样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以及财产权的侵犯,从而出现同维护社会秩序、安全与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价值冲突。搜查制度在我国还不尽完善,被搜查人的人身自由时刻存在被侵犯的危险。我国应当借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契机,对刑事搜查进行控制和完善,建立一个相对合理的刑事搜查制度。     

刑事附带搜查探析

附带搜查是无证搜查的一种,但我国相关立法粗略,实践运用中具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无法进行法律规制,本文就如何完善附带搜查作一探析.     

刑事附带搜查探析

附带搜查是无证搜查的一种，但我国相关立法粗略，实践运用中具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无法进行法律规制，本文就如何完善附带搜查作一探析。     

对我国刑事搜查若干问题的思考

刑事搜查是侦查机关发现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重要手段,是国家公权力对公民人身自由权、住宅权、隐私权和财产权的侵犯。因此,刑事搜查制度的设置必须受到严格的程序规范,在追诉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我国现行搜查制度既不能起到积极的侦查作用,也不能有效的保障人权,并且我国《刑事诉讼法》未对违法搜查行如何救济作出明确的规定。所以,笔者参照其他法治国家的搜查制度,立足于本国国情,为我国搜查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出若干建议。     

浅析我国搜查制度的法律规范

本文首先对我国侦查措施中的搜查制度进行简要论述。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现行的搜查制度进行反思,从制度设计、实践运作、搜查种类、救济机制等方面指出其存在的缺陷。最后从分离搜查决定权与实施权、搜查证内容的规范化、完善无证搜查以及完善救济机制等这几个方面对搜查制度进行改革,以期达到制约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的目的。     

论刑事搜查的理由和条件

刑事搜查是警察为查获犯罪嫌疑人、收集犯罪证据而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力：警察的搜查权直接涉及到封公民人身和财产权益的限制和剥夺，如何封其进行有效的规制历来就是一个事关人权保护的问题。为了预防和制约警察的不正当搜查行为，各法治国家都建立了严格的刑事搜查制度，明确规定刑事搜查的理由和条件是其预防措施之一，也是事後审查搜查行为是否合法的重要依据。英美法强调搜查的合理根据，大陆法系和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则详细规定了搜查必须遵守的程序要件，这值得我们借鉴。     

论我国现行搜查制度缺陷及完善对策

我国现行搜查制度存在诸如实施搜查的实质条件不明、搜查证审批失当、无证搜查设计不尽合理、没有确立同意搜查的情形、秘密搜查于法无据等诸多缺陷,执行过程也不尽完美,更为重要的是违法搜查的救济体制不完善,常常导致对公民的人身财产权、自由权、隐私权等诸多权利的侵害,既不利于有效、及时侦查犯罪,更不能较好地保障人权。我们应从程序启动、执行过程及违法搜查的救济途径等方面对刑事搜查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     

刑事辩护障碍的观念之维

我国刑事立法观念、司法观念、律师观念远远落后于我国现行刑事辩护制度,因此造成了辩护制度与法律观念之间的"不兼容"现象,这种"不兼容"现象使得我国刑事辩护制度裹足不前。所以,刑事诉讼观念的相对滞后是我国刑事辩护障碍的最深层次的原因。     

试论法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

作为法律上的一种抽象人格,法人不仅是民事主体,同样可以成为刑事主体。法人犯罪已被正式纳入我国刑法典之中。法人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也可以以被害人、证人、鉴定人、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参与刑事诉讼,享有其应有的诉讼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诉讼义务。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 不容忽视。     

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加大的现实困境、本体动因及防范立场———基于刑法本我、自我与超我的三维解析简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刑事法律风险是企业家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风险之一.法律滞后与市场创新需求、观念异化与时代进步、制度缺失与责任分配之间的冲突是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加大面临的现实困境.立足于刑法规范的本体分析,规范明确性程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刑法风险的大小,我国刑法规范自身的模糊性和“刑法至上”、“刑法前置”、“刑罚万能”错误思维是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加大的本体动因,包括“刑外风险”向“刑内风险”的转移和“刑内风险”自身的加重.针对我国企业家经济犯罪案件处理中存在的误区,应在保持刑法谦抑性的前提下,回归刑法在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防范中的基本立场,即坚持刑法人权保障的本我特色、罪刑法定的自我品性及法律体系内部协调的超我表现,这也是我国法治经济协调发展在刑法方面的内生需求.     

建议在我国行政程序法典中设立紧急程序条款

本文从公共应急法制建设的角度探讨了完善紧急行政程序的现实意义,考察了若干国家行政程序立法中的紧急程序规范,提出了在我国行政程序法中增设紧急程序条款的具体建议.     

新时期越南刑法的特点

越南是东盟重要的成员国之一,自古以来,其法律制度一直受到中国法律文化的影响,刑法更是如此。但由于国情的差异,越南现行刑法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性和区域性特点,形式上结构严谨、体例科学,内容上考虑全面、与时俱进。作为邻邦,越南刑事法律制度的某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以促进我国的法制建设。     

我国刑法中管理秩序法益还原为实体性法益之提倡

当前我国刑法理论往往将行政犯的法益界定为管理秩序(制度)法益,但是对于这一法益的界定,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将其界定为抽象的行政管理秩序(制度),如此模糊的界定,使管理秩序法益日益沦为"口袋法益"。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误认为所有行政法益均可以在达到一定量的情况下上升为刑事法益,加之没有区分刑法法益与规范保护目的,导致单纯的行政管理秩序混入刑法法益之中。应将前置法秩序和单纯行政管理秩序这两个行政法益从当前刑法法益中驱逐出去,根据法秩序统一原理借助前置法将适格的刑法管理秩序法益还原为实体性法益。     

清末修律时期诉讼法律思想评析

诉讼法律思想是清末修律时期新法律思潮中的一股，当时的中国法学家开始对诉讼程序正义、独立编纂诉讼法典、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分列编纂有了初步认识。他们的思想在当时虽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开拓性，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时代局限性。对清末诉讼法律思想的研究，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司法改革的道路上既要大胆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又要对我们的传统进行合理的改造。     

比较视野下的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

随着被害人学及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世界各国纷纷加强了刑事被害诉讼权利的保障。尽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将刑事被害人提升至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并赋予了多项诉讼权利。但与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诸多漏洞和不足。因此,通过对域外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进行比较研究,吸取其精华,将会推动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立法工作。     

“两个证据规定”颁行背景的理论解读

在复杂而多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两个证据规定"之所以能及时出台,客观上有其急迫性。"两高三部"通过完善刑事证据法,大力革新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主要是致力于防控刑事冤案与司法误判,转变司法实践的办案模式,缓步推进刑事诉讼法的再修订,以及履行人权保障的国际义务。这些也正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中长期使命与发展重任。     

Beyond autonomy: repositioning the right to self-representation within the value of fair trial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in Ghan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grant and exercise of the right to self-representation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in Ghana, using a doctrinal research approach. It finds that the exaltation of the value of autonomy of the right above considerations of procedural equality and trial fairness affects the integrity of the trial process. More importantly, the legal system in Ghana provides little or no standards setting the modalities of the exercise or revocation of the right. This article recommends a departure from the general standard of proceeding pro se which pays no regard to the competency of the accused person in favour of an adoption of a competency-based approach in order to guarantee an effective exercise of the right to self-representation. It also suggests the formulation and adoption of efficient standards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for the purpose of delimiting the scope of revocation of the right in criminal proceed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