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冷战时期联合国否决权的改革

联合国宪章赋予五大国的否决权是二战后大国最终妥协的结果,多年来,这一制度一直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决策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格局发生变化,否决权的基础也相应改变,其改革势在必行,国际关系的变化也使得这项改革具有可行性.使安理会的决策更为合理以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是衡量各种改革方法的标准.     

美国在安理会的行为——以海湾战争为例

在联合国改革呼声高涨的今天,安理会能否形成海湾战争期间的合作模式意义重大。五大常任理事国应考虑各成员国的外交需求和民族利益、事先取得一致,以此提高效率。理性使用否决权将是安理会进步的标志,表明安理会有能力消除威胁和平与安全的因素、挽救深陷困苦或濒临灭绝的生命。     

从集体行动的逻辑看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

安理会的改革一直是联合国改革中重要主题之一,也是大国之间力量展现的契机.面对这场复杂、长期性的改革,利益相同的大国并没有采取-致的行动.根据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逻辑,安理会改革的困境在于众多难以平衡的利益点,其解决的途径在于:利用"选择性激励"的方案来协调大国之间的行动以及限制安理会成员数量的增加.     

国际法院对安理会的司法审查权刍议——以国际组织宪政为视角

国际社会对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通过的一些决议和采取的行动是否超越《联合国宪章》赋予的权限存在争议，安理会的一些决议和行动被认为超越了其执行职能而行使了决议造法职能，安理会的行动体越来越现出“自组织性”特征，面临合法性的质疑。西方国际法学学者则持坚决主张对国际法院对安理会的司法审查权，以加强对安理会行动的制衡。对安理会决议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性还表现在安理会决议不能违背国际法。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的关系问题是联合国的宪政问题，是否引入司法审查关系到联合国的未来发展。目前学者关于建立国际法院对安理会司法审查权有关路径的建议均需对联合国制度进行重大改革。     

联合国和平解决争端机制的缺陷

和平是人类的企盼。作为第一个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安全体系——国联失败了。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建立的联合国明确禁止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并以安理会为核心设计了和平解决争端机制。但科索沃危机暴露了此机制存在的问题： １． 安理会的政治基础不稳， “五大国一致”并不能真正一致。２． 联合国和平解决争端机制， 对大国制约不够。３． 国际法不适应形势的发展， 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况。     

浅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 --写在《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我们共同的责任》之后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所享有的否决权,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大国一致"表决原则,可以誉为安全理事会表决制度的核心,一直是一项引起各国争论的重大问题,也是权力分配之争.自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关于否决权的争论、改革方案的提出就进入了正式的状态,但是这些年来一直收效甚微.改革现有否决权的可能的方法,主要包括不给予新任常任理事国否决权、采用多数否决权制度、建立限制适用机制以及制度透明化等.审慎分析内外环境,在国际法允许的框架下,中国应谨慎推动包括否决权制度在内的联合国改革,以赢得他国的尊重.     

非洲维和伙伴关系:联合国维和改革与中国的角色

构建联合国非洲维和伙伴关系是联合国维和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提升联合国非洲维和有效性的重要方式。联合国非洲维和伙伴关系的构建主要包括联合国维和体系内部的伙伴关系、联合国与非盟的伙伴关系、联合国与非洲新的安全范式的伙伴关系等方面。非洲维和伙伴关系的建设对安理会大国的意愿、维和决策中各相关方的协调、联合国维和的功能和角色转换以及非洲自身的安全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构建联合国非洲维和伙伴关系,为中国更好地参与联合国维和以及非洲和平安全建设提供了重要机遇。     

从国际格局角度透视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之争

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一场谋求21世纪国际格局主导权的斗争正围绕着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激烈进行。围绕安理会改革,国际社会大致划分为联合国秘书长及其工作团队、“四国集团”、“团结谋共识”、非洲联盟、美国、中国与俄罗斯等几大力量,彼此之间既有共识与合作,又有斗争与较量,其实质则是谋求21世纪国际格局的主导权。中俄协调安理会改革立场的目的是构筑国际新格局。安理会是当今国际格局的主要载体,安理会改革的实质是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安理会改革之争反映了国际社会不同力量之间对当前与未来国际格局的不同看法。     

权力走廊里的角逐——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竞选态势评析

今年是联合国秘书长换届年。本文解释了《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秘书长为何由联合国大会根据安理会的推荐任命而不是直接选举产生的政治背景,揭示了安理会特别是常任理事国在遴选秘书长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指出了当前关于地区轮换原则的争论的实质。文章还介绍了近年来有关改革秘书长遴选规则和程序的各种意见和建议,最后分析了今年秘书长竞选的态势和前景,并预测亚洲的候选人将有较大可能取得胜利。     

联合国机制的挑战与机遇--透视联合国第59届大会

联合国第59届大会是联合国机制形成60年和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5周年前夕的一次大会,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大会讨论的最核心议题是以安理会扩大为主要内容的联合国改革问题。中国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的原则和立场对于推动大会进程以及影响联合国改革的方向起到了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联合国安理会表决机制的探讨──对否决权的思考

联合国安理会表决机制的探讨──对否决权的思考袁士槟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全人类带来极大的破坏和灾难，囚此永远消除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梦魇，成为世界人民崇高的理想。战后联合国的建立，反映了世界人民愿望。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十分明确，即：“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     

联合国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思考

20世纪末以来出现了不同于19世纪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的干涉行动,即以安理会为主导的联合国人道主义干涉,其合法性依据主要在于对宪章第39条的合理解释,其在实践中面临的安理会授权难题也可以通过安理会改革的方式获得解决。     

联合国安理会与国际武力反恐

联合国安理会是联合国各机构中唯一有权采取行动特别是武力行动的机构。在国际武力反恐的实践中,安理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了1368(2001)、1373(2001)和2249(2015)三个涉及使用武力打击恐怖主义的决议。三个决议引起了"安理会是否授权国家使用武力打击恐怖组织"的争论。从实在法方法来看,三个决议中的用词并不符合安理会自我创设的授权使用武力的模式,但这依然拥有极为重要的法律意义。从超越实在法角度来看,安理会应当构建起三个层次的关于国际武力反恐的正当性体系,包括安理会领导使用武力、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与安理会同意(endorse)使用武力。     

联合国的改革

对联合国进行改革,这是国际社会达成的普遍共识。其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安理会的改革,以及维和行动、经济与社会发展、联合国的民主化等诸多方面。本文还对如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提出了建议。     

浅谈人权保护的国际法程序

人权条约和决议与关于解决国际争端和国家责任的一般国际法规则共同构成了人权保护国际程序的法律依据,联合国机构和人权条约机构为国际法程序提供了运作机制。人权保护的国际法程序可以概括为监督程序、控诉程序、调查程序、司法程序及其他程序。借口人道危机,西方大国未经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干涉,缺乏法律支持。以暴制暴不应成为人权国际保护程序的启动方式。     

作用与缺陷:论朝鲜战争中的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

朝鲜战争是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一次重要的检验。在朝鲜战争中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在形式上羁束了武力使用,有限地抑制了作战行为,并部分地凝聚了和平因素,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作用也十分有限,在这场战争中,其既未能阻却武力滥用,也未能履行好对联合国军的指挥之责,还没能保持客观中立和彻底解决争端。这折射出其制度上固有缺陷:情势断定的依据不够明确,安理会决策程序不够合理,安理会决议执行缺乏保障,战后法律规制的制度缺失。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刍议

近期以来,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安理会改革是一个涉及各国利益的重大问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应当慎重从事.同时,对这样一个问题也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世界各国的意见,使安理会改革能够真正起到改进联合国工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作用.     

侵略罪定义及侵略罪管辖的先决条件问题

《罗马规约》修正案规定了侵略罪的定义。侵略罪与国家的侵略行为密不可分，因此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这也是其迟迟未能被定义的主要原因。侵略罪定义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对侵略罪进行管辖的先决条件涉及国际刑事法院和安理会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在于何者可以认定侵略行为的存在。侵略罪定义赋予了国际刑事法院一定的认定侵略的权力，对于保障法院的独立性具有重要作用，但这一权力突破了根据《联合国宪章》应由安理会认定侵略行为是否存在的认识，将对国际政治及法律秩序带来一定的影响。     

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兼评安理会的相关立场

安理会是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核心机关 ,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起着独特和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从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影响的角度审视恐怖主义 ,并以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对抗恐怖主义。它对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影响的认识经历了逐渐深入的过程。目前 ,这一认识的框架已基本形成。     

从伊拉克战争看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

集体安全是联合国追求的安全目标和手段。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在暴露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漏洞和缺陷的同时 ,也对该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 ,其功效大小取决于少数大国、主要是美国的意志和愿望。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的维护 ,一方面需要根除某些大国的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 ,加强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 ,另一方面需要推动国际社会的多极化趋势 ,加强大国间的制衡与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