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肉搜索”与言论自由的度

人肉搜索其实质是言论自由的表现,在人肉搜索中正确把握言论自由的度,防止出现侵犯隐私权与名誉权等,将有利于言论自由最大的实行。     

刑法视野下的“人肉搜索”

人肉搜索发端于不断发展的互联网技术,是一种网民大量参与,为了探寻事实真相、人物信息的互动搜索方式,但其对特定公民信息的公开可能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人肉搜索不应该笼统地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而应剖析人肉搜索中所包括的具体行为类型,结合现行刑法进行审视,为刑法调整人肉搜索开辟了一条可行之径。     

“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的多重解读

“人肉搜索”：网络暴力动因机制的多重解读 1．传播学解读：网络传播的特殊性 首先，根据传播学中“选择性接触理论”，即人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的既有立场、态度一致或接近的人群或内容加以接触，从而形成了群体认同。网络技术使网民不断接触和强化一致或接近性信息，于是，看似多样化的信息最终在网络的互动下形成了一种“回音壁”，暴力被不断强化和放大。     

试论“人肉搜索”应遵循的原则

人肉搜索是一门中性的技术,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因此应该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遵循一定的原则。在借鉴网络产业发达国家有关网络隐私权保护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在人肉搜索网络行为中,必须注意公共利益,直接相关、适度,弱势群体特殊保护,公众人物权利克减,基本人格尊严保护,真实传播几项基本原则。     

论“人肉搜索”的网络伦理困境及对策研究

众所周知,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社会巨大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催生了现实道德难以解决的网络伦理问题,其中关于"人肉搜索"的利弊之争尤为突出。本文以伦理学理论为指导,立足当前我国网络社会现状,结合现实经典案例,对"人肉搜索"的产生及原因进行阐述,深入分析这种新型信息搜索方式引发的伦理困境,并从个人、行业、政府等三个角度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     

论新形势下依靠群众侦查原则的发展——“人肉搜索”之启迪

“人肉搜索”是独特的网络现象,随着其所展示出的功能日益强大,在学术界和实务部门已受到广泛关注.将“人肉搜索”运用于案件侦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是对群众路线在新时期的发展,同时又可拓展侦查途径与方法,对保护知情群众和对侦查工作进行有效监督也有重要价值.当然,“人肉搜索”运用于案件侦查也存在着公开性与保密性的冲突,也有侵犯隐私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利之虞,甚至会误导侦查工作.因此必须从程序、立法、责任和技术等方面进行全面规制,进而保障其正面价值得到充分发挥.     

治安秩序视域下的“人肉搜索”问题分析

"人肉搜索"是通过搜索引擎而搜寻信息的过程,是一个依托来自五湖四海的网民而不再依赖网络数据库的新型搜索工具.它变传统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人碰人、人挤人、人挨人的关系型网络社会活动,变枯燥乏味的查询过程为一人提问八方回应、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声呼唤惊醒万颗心的人性化搜索体验."人肉搜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揭露事件背后的真相,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社会和道德秩序,并可以拓宽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但它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道德和法律方面的问题.     

互联网时代的民意表达机制——对“人肉搜索”现象的法理分析

"人肉搜索"是近年来的网络新生现象,引起了法学界诸多学者的关注。从法理学的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认为它是公众朴素正义观的一种民间表达,是在互联网时代网民寻求权利救济的方式之一,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网民自发的道德审判。它是把双刃剑,对其的规制措施至关重要。通过网络行为规范和网络实名制的建立来加强网络舆论的内部规制,通过法律规则、判例和司法解释来形成对网络舆论的外部规范,对充分且合理合法地运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的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表达平台具有积极意义。     

从刑法谦抑性看“人肉搜索”的入罪问题

近年来,＂人肉搜索＂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入罪出罪问题更是讨论较多的问题。《刑法修正案（七）》并未涉及＂人肉搜索＂是否入罪的问题。刑法谦抑性要求刑法具有补充性与最后性、宽容性和经济性,而＂人肉搜索＂入罪是不符合刑法谦抑性的内在价值蕴涵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人肉搜索＂目前不宜入罪。     

头发里的政治学——论赛珍珠小说中的“头发”细节

凭借《大地》三部曲等中国题材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在其作品中多次描写"头发"这一细节,真实折射了特定时代底层民众的政治意识,从而凸显社会转型期的大众心理。她借助文学形象,从信息传播角度,深入探究造成中国社会落后的主要因素,进而强调了长期开放、交流与观念更新的重要性。     

网络言论自由与网络侵权的权衡——“人肉搜索”引发的法律思考

确认身份型的“人肉搜索”在一定程度上对严重违背道德甚至是公序良俗却尚未构成违法的行为有相当大的威慑力，对保护善良风俗、提倡伦理道德有相当大的作用，同时也是公民自由发表言论的一种渠道。     

政策否决的社会建构——以我国几次立法禁止“人肉搜索”的失败为例

针对传统的政策否决理论无法对我国立法禁止"人肉搜索"失败的现象做出完满解释的问题,本文通过引入建构主义社会学中边界物的概念认为:作为边界物的"人肉搜索"由于其解释的灵活性,存在着技术、权利和适用三个层面的划界。如果说从依靠人的"人机互动"中衍生出针对人的"人际互动"具有偶然性的因素,在其立法禁止的多方尝试中却是隐私权和"监督权-批评权"相对于另外一种隐私权和言论自由权划界方式的胜利。虽然中央和地方都试图在"监督权-批评权"的指涉对象上做出社会一般失范和官员腐败的划分,结果也只是带来规制性政策的流产或是象征性通过,即便趋利避害地利用"人肉搜索"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文章还进一步指出,"人肉搜索"现象的出现和政策应对上的两难源于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张力,只有对其进行有效分流才能真正阻止"网络暴力"的产生。而且在信息社会等生成性的制度语境下,打开政策问题内容的黑箱也是十分必要的。     

社会泄愤事件中群体心理研究——对“瓮安事件”发生机制的一种解释

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具有复杂的群体心理原因.事件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借机发泄、逆反、盲从、法不责众等心理.如何防范和疏导这种群体心理是解决社会泄愤事件的关键,也是当前理论界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