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生态治理的多重逻辑分析

国家逻辑、科层逻辑、市场逻辑和效用逻辑构成草原生态治理多重过程机制的主要逻辑,这些逻辑耦合于各行动主体之间行为偏好和利益协调的内生性过程。多重逻辑之间价值取向和实践路径的关联性,多元行动主体之间利益目标和行为逻辑的差异性,共同形塑了草原生态治理的特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协调草原生态治理的多重逻辑关系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根据这一思想,我们要加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价值认同,提升国家逻辑的统领作用;完善多重逻辑协同的目标责任体系,推动科层逻辑管制与市场逻辑促进之间的动态平衡;构建草原行动主体之间共生共享共治格局,促进效用逻辑的正向反馈和良性循环。     

生态治理中多部门合作困境与治理对策

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生态、资源、人口、教育、科技等诸多因素，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公益性、整体性的特点。实施生态治理，牵涉到多个行业、多个部门、多个利益主体，需要统筹规划，协调配合，才能确保治理的顺利开展。但目前我国生态治理工作存在着多元治理主体利益冲突、多部门配合失调以及公众参与障碍等诸多问题。因此，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协调观，培育有利生态恢复的生境；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形成多级治理合力；加强部门职能的协调，创新联合治理的体制与机制；强化科学管理，确保治理质量；调动广大公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夯实合作建设的基础等多部门合作与协调势在必行。     

网络治理：公共管理的新框架

近年来,网络治理是西方国家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网络治理的理论主张、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是文章的研究中心.在疏理和整合当前网络治理研究的基础上,文章指出,政策网络理论与治理理论的结合,促成了行动者中心制度主义和管理复杂网络两种流派的形成,倡导网络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致力于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和互利互补的合作;网络治理的治理结构是不同于市场(自愿)与科层(强制)的复杂结构,网络是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诉求的自组织系统,它不同于市场中自愿的个体行为,又不同于科层的命令服从体系;网络治理的治理机制在于信任机制和协调机制的培育,信任机制是网络的运作基础,其地位类似于市场的价格机制或科层的权威机制,而信任机制的落实,又需要回到协调机制的构建上,只有在价值协同、信息共享以及诱导与动员等方面建立起良好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培育起成员间的信任关系以及成员与集体之间的信任关系,最终实现互利互惠的合作.     

府际治理视野下的区域治理创新

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处理和协调作为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自然无关联机制、市场机制、科层制和府际治理机制等是协调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四种基本制度。自然无关联机制早已过时,必须摒弃。市场机制和科层制在协调政府间关系时具有积极效应,但却存在着＂市场失灵＂和＂科层制失灵＂的治理困境。府际治理机制是解决上述困境的正确选择,也是当前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发展方向。     

实验主义治理：公共治理的一个新路径

实验主义治理秉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和以经验证据为支撑的实证理念和循证品格,在纵向放权的基础上通过目标设置、差异探索、治理评估、政策迭代和政策扩散等机制探寻政策改进和治理优化的可行路径。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它的兴起是为了应对治理复杂性的挑战、弥补科层式治理的不足和探寻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等。实验主义治理模式注重纵向放权、公众参与和多元协作,改善了公共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提升了治理的参与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是科层式治理模式的重要补充。但在实践中,实验主义治理也面临着法治困境、创新困境和合作困境等现实难题。在我国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应当协调好实验主义治理中创新与法治的内在张力,完善治理体制与机制,提升实验主义治理的实践效能,从而使其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我国公民生态意识的培育

塑造公民生态意识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举措之一。我国公民生态意识薄弱,无法满足生态治理需求。应转变公民原有的生态观念,从多元层面探索我国公民生态意识培育途径。塑造公民生态意识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解决生态治理失灵的关键在于生态文明的培育

我国30多年来在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的巨大成就的同时,生态危机和生态治理失灵也严重表现出来,原因在于扭曲的发展观和不当的政绩观、政府垄断治理模式下的环境政策的诸多局限及各地区自身利益的存在造成生态治理的合作机制难以形成.解决的关键在于加强生态文明的培育、促进生态制度文明的培育和推动生态行为文明的培育.     

政府生态责任:理论源流、基本内容及其实现路径

政府生态责任来自于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的契约。主体、认同、运行和监督是政府生态责任的四大基本内容。当前,应加快政府转型,优化政府生态责任共同体;树立生态-行政意识,增进政府生态责任认同;加快推进政府治理,规范政府生态责任运行;完善外部监督,倒逼政府切实负起生态责任。     

论流域政府间横向协调机制——流域水资源消费负外部性治理的视阈

当前,流域水资源消费负外部性问题愈益尖锐,现实症结应在于流域政府纷纷实施了地方保护的策略选择,体现为一种政府外部性,其衍生的根由则在于流域政府权力产权界定不清导致了相互间正交易成本的出现.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相关启示,须建构流域政府间横向协调机制,从而规范流域政府各自权力产权,降低因相互摩擦所引发的交易成本,由此即可以减少或消除此种政府外部性,最终求解流域水资源消费负外部性问题.由于反复博弈模型和制度主义的援证,公民退出选择与呼吁力量的驱动以及流域公共利益观念凸显和官员的理性自觉,流域政府间横向协调机制之建构成为可能.而其主要类型的界分则同样可以受新制度经济学启发并吻合治理的行动逻辑,进而区分为科层机制、市场机制和府际治理机制等三种,它们相互存在替代性但更应实现有机的结合.     

跨界治理理论与数字政府建设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助推传统科层式政府向数字化政府转型。数字政府建设与跨界治理模式有着密切的理论联系,二者在价值理念、治理工具、治理结构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引入跨界治理理论模型,从结构、过程、领导三个维度构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框架,借助广东数字政府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发掘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现实困局与突破路径。网络时代推动数字政府改革创新,需要重塑组织架构,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政府职责体系;加强制度供给,形成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的制度保障;改善运行机制,做好数字政府建设的全流程评价监督;锻造跨界领导,营造协作共享的组织文化与政治生态;创新工具应用,推动颠覆性技术与政府治理深度融合。     

后扶贫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逻辑、实践路向及治理机制

生态振兴在巩固脱贫成果、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具有基础性、可持续作用,是后扶贫时代治理相对贫困的重要路径。后扶贫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逻辑主要体现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根本价值追求、化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生态之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推力等方面。后扶贫时代乡村生态振兴需要攻克"物理"和"治理"两大难题。"物理"层面的难题可从自然生态、生产生态、生活生态三大领域系统推进;"治理"层面的难题需要构建乡村生态振兴治理的引导机制、合作机制、驱动机制、保障机制,以走出乡村生态治理的深层次制约,走向持续发挥绿水青山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高质量发展。     

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何以实现？——以汀江-韩江流域治理为例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生态补偿机制是保护好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从近年来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践经验看,中央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实现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所在,而汀江-韩江跨省流域作为全国第二个开展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其运行机制和成功模式值得关注与研究。文章通过对汀江-韩江跨省流域治理的案例分析,从探索、完善和巩固三个阶段回顾其开展生态保护补偿试点的过程,总结了汀江-韩江跨省流域治理生态保护补偿试点的运行机制,并试图基于外部性理论与多源流框架的横向生态补偿议程设置展开理论对话,为我国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借鉴经验。研究发现,未来推进流域生态治理、提升其治理效能,政府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协同联动;二是建立有效的法律法规框架。这既是公共治理的责任,也是公共事务的规定,更是公共政策的使命。     

建构流域跨界水环境污染协作治理机制

我国水环境污染形势严峻,跨界污染是流域水环境污染的突出问题之一。地方保护主义、府际间横向分割、治理行动协调难、府际间协作治理执行依据不明确等是影响流域跨界水污染协作治理的主要原因。建立流域跨界水污染的防治机制、协调机制、行政问责机制,完善跨界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是提高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成效的重要保障。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数字赋能水域生态治理——基于河长制的实践路径

河长制是中国解决复杂河流治理问题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全面推行河长制,使其更好地嵌入于河流治理的结构和过程,是推进河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分析数字技术何以为河长制的有效落实赋能,对提升水环境治理效能、促进我国水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构建数字赋能水域生态治理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协调机制、整合机制、信任机制,并基于三大机制阐明数字何以为河长制赋能。提出建立数据支撑平台,开辟河流治理新局,整合基层力量、理顺协调机制,坚持需求导向、完善整合机制,构建共容利益、健全信任机制等四大实践路径。     

当代中国生态治理的制度建设

生态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在生态治理事业当中的具体体现。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打造生态服务型政府,促进政府决策与生态治理相融合;通过改革政府体制、完善治理的体制机制,推动生态治理产生实效;通过完善治理结构,形成生态治理的社会合力,有效推进当代中国的生态治理。在此基础上,促进人与人(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     

政策网络中的政府治理

政策网络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公共政策领域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发展路径上看,它可以划分为作为分析工具的利益协调模式和作为实践创新的治理模式两种类型。作为新治理模式的政策网络与现代社会的分化和交互结构是相互契合的,它为政府结构从科层治理向网络治理形式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为政府选择、组合和优化适当政策工具提供了现实平台;为政府通过"政策学习"提高治理能力提供了价值支持。尽管作为治理工具的政策网络仍存在种种缺陷,但是作为一种新成长的治理框架,它已经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为政府处理公共事务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新时代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与实现路径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治理现代化势在必行。新时代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包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民众参与、国际合作等多重要素。本文认为,新时代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包括政策法规的完善、智能化技术手段的运用和高效参与机制的形成,以及能够促进生态文明变革,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等;新时代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包括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完善生态监管体制、进行生态科技创新、推进民众参与和加强国际合作等;新时代的生态治理现中,仍面临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等问题,这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的追求和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差距;新阶段的生态治理现代化中,我们需要加强生态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设,落实生态责任制,强化生态治理的技术创新,促进生态治理的公众参与,推动生态治理的国际合作,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更大贡献。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态维度——以政府生态治理能力为视角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能否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生态治理能力能否实现现代化。当前,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执行能力和回应能力不足,这不仅不利于环境政策和环保法律的出台和完善,更容易激发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威胁社会秩序。提升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的路径是:政府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应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继续完善经济社会考核评价体系;有效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治理经验,完善具体的环境治理制度;实现环境治理的法治化等。     

科学发展观视角下政府完善生态治理路径研究

科学发展观是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发展观,其与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与时代发展的潮流相适应,其具有相当丰富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内涵。除此以外,科学发展观也具有相当深刻的生态内涵。就本质而言,科学发展观与生态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文章首先介绍了生态治理的基本内涵,然后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政府治理的作用,最后详细地探讨了科学发展观视角下当代政府完善生态治理体系的路径,以期为相关工作提供一些借鉴与帮助。     

生态风险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

在风险社会中,生态风险日益威胁着人类生存的自然根基,人类"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虽然中西所处的生态治理语境不同,但面临的生态风险问题却是大同小异的。全面认识我国的主要生态风险,科学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的路径,这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