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遣劳工的探亲假待遇应由谁负责

小保： 我是一个劳务派遣单位的派遣工，工作有一年多了。一年来我先后被派往多个单位从事清洁、搬运等多种临时性的工作。现在新年快到了，同出打工的姐妹都要回家过年，我也想回家看看，因为我对家中年迈的父亲、卧病的妈妈非常挂念。不知我们这类派遣工应否享受探亲假待遇，该待遇应由谁负责？     

梁月心:一生坎坷终不悔

正父亲教育我们"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这一生是丰富多彩的,又是非常坎坷的。1934年,我在台湾彰化出生,下面有4个弟弟妹妹。1938年,父亲因不满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化、皇民化统治,毅然带着全家来到北平,当时我们住在西城区南太常寺4号。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台湾人的身份是"日本人",自然我们搬到北平之     

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

前段时间,我们家搬到一个新的住宅小区,收拾废旧书报的时候,我到楼下找来了一个等着收废品的人,当她动作麻利地拆装捆绑称好我堆放在楼道里的东西,抬起头来跟我谈价钱的时候,我才惊讶地发现,在那顶破旧的帆布帽子下面,竟隐藏着一张年轻的、非常俊秀灵气的脸庞,和我平时见的收废品的人形象太不一样了。好奇心大增的我禁不住问她:“你是哪里人,你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干这个呢?”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这话问得挺让人尴尬的,“湖北黄石。”她淡淡一笑。我和翠菊就这样认识了,交往几次后,她断断续续地告诉了我她的故事:我今年20岁,老家在湖北黄石农…     

感念父亲

看着我的父亲与我的儿子逗乐儿,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味儿。 父亲有两个女儿,在我下面还有一个小妹。我知道,父亲这一生的遗憾就是没有一个儿子。换在以前,换在农村,无子是一件挺没面子的大事儿。虽然我的父亲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农村,虽然我的个性像极了他且成长过程中从不让他多操半点心,虽然父亲表面上也没说什么,而且母亲也没有因为生女儿便在家中没有她的地位。但,确切地说,我们这个家族的姓氏最终到我们这一代便止住了,     

在冬天里怀想春天

时间如白驹过隙.我在公安机关工作一晃就是十二年.不仅在城里娶妻生子而且单位还分给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每到西北风刮起.我就催着父亲和母亲从乡下搬到我在城里的家里来住。在乡下.父亲和母亲舍不得生炉子取暖,每年冬天不是冻破了手就是冻肿了脚。即便这样,二老还是不愿意来城里久住。     

生命中的月光……

人们常说某某“忘本”，也许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因为父亲早年离家参加革命，我也就成了一个对家乡最没有概念的人。事实亦如此。我是壮家人，却不会说半句壮话；直到２０岁，我才第一次回了趟老家，而且才待了三天。老家没什么亲人了，所以我从此没再特意回去过，工作以后的采访，也没让我有重返家乡的机会。我想自己定是一个与家乡无缘的人了，这样的人这世上也许不多。清楚地记得，在我还没回过一次老家时，我有多么的向往。家乡是养大父亲的地方，可母亲与父亲结婚多年，直到她因病去世，竟也没能去一回。这不得不让我联想到父亲骨子里深…     

在父亲的嘱咐中成长

我和父亲各自迁居到了市区,但一起相处的日子却大不如从前。我由于忙于工作等种种原因,不能经常探望父亲,可一周不见,父亲总要来个电话或走一趟。与我说句话,见个面。父子之情唯恐因为时间而疏忘。父亲高度近视,一只眼睛因视网膜剥离而动过手术,另一只眼睛有白内障,已经几乎是个半盲人了。我几次搬家后,我们的住处相距越来越远了,他来得越来越少了。但他那时的身影,常常闪现在我的眼前,还时不时凸现出他     

圆一个警察梦

热气逼人的1995年夏天，我收到了珠海市人民警察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但，也就为了这一纸通知书，我与父亲进行了最后一次的顶牛。父亲以一百个的理由和他几十年的亲身经历来反对我走过警校的大门。因为，在父亲的心目中，这不是一个好的职业，何况，家庭经济也不允许我进入警校。但，我依然坚定、执著，谁也改变不了我的警察梦。我忘不了乡亲们在流氓地痞的淫威下的敢怒而不敢言，忘不了今天我的家所以困苦潦倒的原因。当我把警校的通知书交给父亲时，父亲只一个劲地抽着水烟，眼睛看着那虚渺的烟圈，一动也不动。母亲却红着眼，只顾忙着自己…     

孩子啊,你在哪里？

八月的一天,我正外出,忽然接 到报社的电话,说在上海有一位丢了 儿子的父亲,看到今年第13期的《人 民公安》,封面画面是一位执勤交警 正拉着个哭泣的小孩寻找家人,这位 父亲认出那正是丢失的儿子!这位父 亲把电话打到了报社,因为我是那期 的责任编辑,所以他第二天就要来北 京找我。     

儿子管我叫“叔叔“

我是一个父亲,一个在北京做保安的父亲。因为儿子有一个做保安的父亲,所以他见到他父亲的时间还不如他每天早晨喝牛奶的时间多。因为“非典”的缘故,今年六月份的休假泡汤了。儿子在电话里说:“我想你。”一下子把我激动得眼泪汪汪。等我回过神,才有点明白,我想儿子是真的,儿子想我,怕是“别有用心”。儿子是很现实的,在他的眼里只有一个叫“叔叔”的爸爸对他不错。“叔叔”每年的六月份到家里一次,会给他带好吃的好玩的。叫“叔叔”的爸爸会抱着他出去玩儿,而且肯为他花钱。更重要的是,当妈妈向他动手挥舞鸡毛掸子的时候,这个人会很及时地…     

方兴未艾“寻根热”

一字源流奠万华1988年10月，著名的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博士首次到祖籍地福建寻根祭祖。当时的福建省省长王兆国会见了他。李远哲博士激动地说：“福建省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因为这是我的祖先生活了1000年的地方。”李远哲博士1936年生于台湾新竹县，现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可利分校化学系教授。清康熙年间，他的祖先从福建南安渡海到台湾新竹县。李远哲博士说：“我小时候经常在清明节随父亲去扫墓，每次看见祖先的墓碑上写着“武荣”，就问父亲咱们祖先是从哪里来的，父亲只知道我们的祖先从泉州来，与‘武荣李氏’有…     

麻将里的中国式生活

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副麻将牌。每年正月初三，父亲的老友来拜年，拖开桌子搓上几圈，然后道一声“来年再会”散去，一年就此一回。“文革”开始，家里把这副麻将牌送到废品回收站，拿回了两分钱。下乡以后，我到连襟老尤的村里去串门，玩一种扑克，很是有趣，后来才知道就是麻将的打法。回上海以后，真正的麻将牌几乎没碰过，有一阵在网络的游戏平台上试着玩过，后来感到太耗时间，也就没太大兴趣了。     

城市，请告诉父亲回家的路

他是一位职业编剧。近几年，他编剧并投拍的两部电视连续剧，都是写父亲的。我问他，是因为父亲情结吗？他没有回答我，只是怔怔地望着窗外的大街，很重的心事，正透过他的神情向外弥漫。他说，10年前，就是在这条大街上，我把我的父亲弄丢了，一直都没有找回来。他说，母亲来电话告诉我，说父亲的“糊涂病”越来越严重了。我知道父亲惠的是“失智症”，于是，我回了趟家，决定把父亲接到城里，找大医院瞧瞧，看有没有办法缓解病情。他说，那天起了个大早，带着父亲上医院。当时，人很多，公汽很挤，我再三叮嘱父亲，一定跟紧我，但车到站之后，父亲还是不见了。     

关键看自己

我是一名初中生，父母在我上小学时就已经离异，家庭生活也因父亲的离去而变得单调、拮据。这一事件给我带来的阴影也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可怕。特别是父亲的玩世不恭，常给还在关心着他的母亲带来伤痛。但也正是因为父母分离，我开始懂事，不再像以前那样任性，开始学会自立自强。因为没有了父亲的呵护，我也开始注意与周围的环境保持和谐，不再和所有人作对。     

爱国爱乡 无愧无悔(上)

我于1927年的农历8月3O日出生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彰化西门町,本名郑鸿池.在我十岁前的童年里,只记得有个坐在缝纫机前日夜操劳的母亲,从未见到过父亲.母亲经常流着眼泪告诉我们姐弟三人:你们的老爸因为参加什么文化协会(注:台湾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爱国团体),“日本仔” 要抓他,逃到“唐山”(指祖国大陆)去了.这么多年了,无音无讯.加上外婆,一家五口就靠母亲一双手替人缝制衣服苦度日子.日本警察还经常来家七盘八问父亲的下落.父亲是彰化县和美镇山犁村一个贫农的长子,因为家穷而到城里当了上门女婿.我七岁那年,祖父把我这个郑家的长孙带回乡下老     

父亲

父亲樊旻在父亲告别了他从事将近４０年的公安事业时，他始终未料及：他一向视作“叛徒”的儿子──我，竟决心为公安事业奉献一生，正如他２０年前所期望的那样。父亲曾是一名优秀的刑警，因而他不止一次对母亲说，要有一个男孩来继承他的事业。于是当我出生时，父亲虽在...     

物业无权私自处理他人信件

我是一名物业保安员，前一段时间，我在上班时间签收了一封银行寄来的挂号信，收件人的地址是我们公司，但并不是我们公司的人，收件人的公司和我们公司有合作，收件人曾经在我们公司驻扎，但是现在业务完成后已经离开了因为我认为地址是对的，也可以通过别人转交，所以我就先签收了，但是我去联系收件人公司时无此人，我就将信件放在保安办公桌里，并在记录簿里注明了“代转交”。后来，同事来值班室时，把这封信件撕开，信封里是一张银行卡，就将卡和信封一起扔掉了.两个星期后我才知道这事，这位同事声称，常收到一些广告信件，很多信件都卖给收废品的了，扔掉没有关系.请问如果追究法律责任，这位同事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行为？     

少年理发师(外一篇)

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苏北乡村,有一个少年理发师,那就是我。我父亲是个兼职理发师,主业是磨粮(开碾米机等)、种田。我有事没事总爱鼓捣父亲做手艺的工具,三弄两弄就有了点基础和模样。先说个趣事。我弟弟小的时候特别调皮,家里只要来了理发的客人,他一定抢先坐上理发椅,要父亲先给他"理"一下。往往父亲给他围上     

哭八哥——悼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

1966年3月初我在甘肃省平凉县帮助省卫生厅筹备一个展览,忽然接到家里的电报,说父亲得了癌症,这消息有如晴天霹雳。我日夜兼程赶回北京,守候在父亲的病榻旁。一天清晨,他的精神像似好了一点,伸手从床头柜的小抽屉里拿出一个烟嘴儿来把玩,就像他以前下班回家后细细端详那些用来刻图章的田黄石、鸡血石一样的专注。那会儿他已经因为健康的原因不吸烟了,因此,我也好奇地把烟嘴儿要过来看。初看,我以为是玛瑙做的,它呈黄褐色半透明状;细看后,发觉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塑料烟嘴儿而已。父亲可能看出我那种不以为然的神情,加重语气地说:“这是李济深送给我的。”原来那是一件有纪     

父亲

父亲□郎政如今的理解，有许多是从若干年前的不理解转化而来的。我对父亲就是这样。有件事我记得清楚，那是１９６１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做完功课，在门口不经意地看那远处的一群人，他们从建筑工地走出来，在我父亲面前排队，准备回大院（我们把高墙内的监狱习惯称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