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柏拉图法律思想的重新解读

传统的观点认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国家,他强调哲学王统治,轻视法律,反映了他反民主的人治思想;后期他培养哲学王失败,才转而在《法律篇》中表达了对法治的诉求。本文从柏拉图生活的时代背景去理解他的思想,得出了和传统观点不一致的看法。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希腊社会混乱、道德沦丧,怎样把握真理,消除智者意见的不良影响,是柏拉图关注的焦点。因为,只有符合真理的政治法律制度才是正义的,才能使社会秩序稳定。因此,我们理解,柏拉图一生一直是在为民主法治构建理论基础,晚年他感到自己没有精力在理论上继续开拓时,才将理论转化为制度,以期后人沿此方向继续探讨。     

宪政中国道路论——对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的宪政解读

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正案的最大功绩不在于它的零星规定,而在于它创设了宪政中国的生成 道路,即走政治文明建设之路。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关于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要求与具体任务都与宪政密 不可分,应将它们纳入宪政中国的生成轨道,作为新时期宪政建设的主要内容。     

密尔言论自由观的现代宪法解读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既承接了传统自由主义，又开启了新自由主义，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关于言论自由的精辟论述对当今各国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保护都有极大的影响。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宪法观

学习宣传和研究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和关键视角.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揭示了宪法生成演变的中国逻辑、宪法精神实质的政治内涵、宪法价值取向的人民立场、宪法功能定位的建构使命、宪法治国理政的战略思维和宪法生机活力的实践指向,标志着我们党对宪法的认识和实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     

宪法理解与宪政的建立和巩固——一种宪政经济学的视角

宪法之维系和宪政之建立与巩固,有赖于对宪法的复合式理解。宪法的内容构成、属性、层次以及宪政之建立与巩固过程,都是多元化的。宪政经济学视野下的契约宪法观、协作装置宪法观、惯例宪法观与自发生成的制度宪法观都把宪法简单化与单一化。要建立和巩固一个宪政体制,宪法的制定必须与某一共同体的惯例保持一致,同时,宪法必须具备稳定性、有效性、效率性。     

让宪法走下神坛——宪政中国的必由之路

在国民看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成为高高在上的最具权威的法律,规定的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已然成为普通民众可望不可及的脱离我们日常生活而存在的我国政治的宣言书。从而不愿也不敢对宪法作深入了解。要实现中国的真正的宪政,要真正树立宪法的根本大法和公民权利保障书的地位,就必须让宪法走下神坛,让人民所耳熟能详,而不是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及。     

浅析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

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目标之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政治思想史上的两位巨人,一个是理想主义者,一个是现实主义者,二者对正义建立的基础和实现的途径观点各异,而对于正义的体现又有着一致的观点。本文指出从其代表作《理想国》和《政治学》研究其正义观,进行比较分析,对于研究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宪法与历史意识的现代性——以中国宪法纪历方式为切入点

现代性是一个标志着时间意识的概念。从时间意识的演变来看,中国宪法的现代性在宪法文本上首先表现为纪历方式的变化。以公元纪年来表示时间,隐含着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的革命。西方传统的历史观是一种以基督教历史意识为主导并将其世俗化的历史观。现代宪法理念颠覆了传统的历史观,却需要一种全新的历史观为其提供正当性根据。人民取代上帝成为历史进程的主导,是现代历史意识对古代历史意识的反叛,因而从根本上体现了现代历史观,直接标志着历史意识的现代性。     

宪法与宪政建设研究

宪政建设与法治建设浑然一体的国家建设,二者密不可分。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宪政建设的水平和法治建设的水平紧密联系。依法治国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标志,宪政建设是依法治国的核心,依法治国本质上就是依据宪法治国;宪法和宪政建设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从宪法与宪政的关系入手,探讨在中国进行宪政建设的必要性和基本途径,探讨宪政制度的建构。     

试论柏拉图的法治观

丁海笑汪启蒙摘要＂法治＂概念是在历史上产生的,从柏拉图的《法律篇》出现对＂法治＂的阐述后,西方法治思想发生了许多的改变,从指代正义的统治到一种复杂的法治解决方案。本文旨在论述柏拉图的法治思想,并阐述其法治思想对西方法治观的影响。     

原旨主义、活的宪法与复杂状态下的宪法解释?

宪法解释应该遵循原初意义还是回应时代需要,是原旨主义和“活的宪法”之争的焦点所在。在对宪法裁判进行批判与维护的过程中,原意解释方法和非原意解释方法都开始走向基础主义。两种解释方法执着于单一的理念,既无法证明自己比对方更为优秀,也未能对解释实践进行全面的描述。宪法解释是一个相当复杂、语境多元的过程,在不同复杂状况下,法官拥有不同程度的解释裁量权。有鉴于此,任何将宪法解释化约为单一解释哲学的做法,都是不恰当的。     

宪法诉讼的司法性质

宪法诉讼是一种司法性的诉讼,其原因是:一、宪法诉讼的司法性是宪法法律性的必然要求;二、宪法诉讼的司法性是宪法诉讼目的实现的必然要求;三、宪法诉讼的司法性是宪法诉讼程序正当化的基础;四、司法性是宪法诉讼机制在不同文明状态下得以成活的共性文化特质;五、宪法诉讼的司法性定位并不会损害到宪政赖以建立的民主基础。     

宪法解释权和适用权是实现宪法监督的关系——英美法系司法审查权的启示

英美法系国家的宪法监督权,通常由普通法院和专门机关来行使,这些机关均享有宪法解释权和适用权,宪法监督主体享有宪法解释和适用权是行使宪法监督权的关键和保证。     

公正审判权的宪法性论说

从公正审判权在法律中的地位来看,公正审判权属于宪法性权利。公正审判权作为宪法性权利在许多国家的宪法中已经得到直接或间接的体现。公正审判权符合宪法权利的几个基本特征:公正审判权是公民所享有的重要的基本权利之一;公正审判权规制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公正审判权具有母体性;公正审判权是其他权利无法替代和不可转让的一项权利。     

“五四宪法”与当代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纪念“五四宪法”诞辰五十四周年

在当代中国宪政现代化的历史上,五四宪法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从法制现代化的分析视角出发,反思五四宪法与当代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结关系,分析五四宪法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可以概括出五四宪法的伟大制度创新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建设的伟大里程碑意义;客观分析出五四宪法所存在的制度缺陷及其对当代中国宪政现代化的影响;进而探讨五四宪法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和宪政制度现代化所具有的时代价值。     

论我国“分税制”的宪法性质

我国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的目标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起制度化的财税分权体制,然而时至今日这一目标并未实现,改革的结果演化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税分工,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源在于我国缺乏宪政国家意义的地方自治制度这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联邦政府与组成部分政府）财税分权的制度基础。或许具有高度地方自治性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作为实现我国未来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税分权目标的制度前提。     

在进与退的边缘:我国宪法解释之反思

对于宪法解释的概念、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但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现实的担忧和完善的渴望。用问答的方式,从宪法解释的含义出发,通过思考宪法解释主体和客体的维度,来限定宪法解释的概念;通过对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的实践与否、实践的次数进行整理,来分析我国宪法解释缺失的原因;通过总结我国宪法解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来完善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制度。期望通过思考,改变我国目前宪法解释进退维谷的困境,使我国的宪法解释在层层浓雾中透出一丝希望的光芒。     

中国宪法惯例问题辨析

中国是具有宪法典的国家,而没有所谓的不成文宪法。中国的宪法惯例必须紧紧围绕和依赖宪法规范才能存在和发展,如果主要的宪法规范都无法实施,宪法惯例一说就大为可疑,因为惯例是规范的"润滑剂"而非"溶化剂"。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惯例和政治惯例不可混为一谈。至于中国宪法的实施途径,首要在于宪法的法律化和违宪审查机制的建立,那些零星、有争议的宪法惯例是无法独当宪政建设之重任的。宪法惯例的不恰当泛化,已构成对宪法规范性的直接挑战,因而有必要重申宪法的规范性。总之,寻求对中国宪法实施问题的解释,最紧要的不是去寻找和确认业已存在哪些宪法惯例,而是要去追问和探求是否存在宪法惯例发展的土壤和机制。     

何谓合宪性解释：性质、正当性、限制及运用

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是指法律有两种甚或多种解释可能时,择取其中与宪法不相抵触的解释。合宪性解释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更是一项法律解释要求。此种解释方法对于维护国家法秩序的统一与稳定不可或缺,其正当性源于权力分立原则下的司法自制理念。合完性解释有其运用上的限制,对于字义本身违宪之法律适用合宪性解释是对此种解释方法的滥用与误用。在美国、德国等实行宪法审查的国家,合宪性解释方法在其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具有实效性的宪法审查制度在我国尚未真正建立,合宪性解释方法在我国的司法裁判中有无适用空间值得商榷。     

对宪法性质及相关问题的重新思考

本文讨论了宪法的性质、内容和效力阶位等涉及宪法本质特征的一系列问题。认为 ,宪法不是母法 ,而是关于国家政治生活准则的部门法 ,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契约 ;有关国家权力的来源与性质、配置与运作、制约与监督等问题是一个国家宪法的核心内容 ,而关于发展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思想教育、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等问题不是宪法应有的内容 ;宪法虽然作为一种政治契约 ,应当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 ,但根据本文提出的“对外承诺对内具有约束力”的原则及其相关规则 ,宪法实际上的效力阶位从制定机关的角度看 ,则取决于其在一个国家整个权力结构体系中的级别 ,因而我国宪法与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实际上处于同一效力阶位 ,而要使它成为效力最高的法律 ,就有必要进行立宪体制上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