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经济资源丰富背景下的村庄治理 ——以浙江A村为例

集体经济资源状况与村庄治理运行有着密切关系。A村在其集体经济发展后，村庄治理呈现出权力结构一体化、决策机制民主化、村治运作制度化等变化,形成了突出程序合法性权威、村民公共参与程度高、能人治理与制度化初步结合等特点。村庄治理活动主要围绕村集体经济资源的分配而展开，属于典型的分配型村庄。在分配型村庄中，村庄治理的后续发展态势、村庄治理过程中民主监督的缺失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三级联治、重在社区”的村级治理模式研究——以江西省AY县村制改革为个案

在传统“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下,村级治理凸显了许多问题与困境。江西省AY县以推进新农村建设为契机,探索出“三级联治、重在社区”的村级治理新模式,形成了“乡镇党委→村党总支→社区党支部（党小组）→党员服务站→党员中心户”的党组织领导体系、“乡镇政府→村委会→社区理事会→理事会三中心”的行政及自治组织体系、“乡镇公共服务部→产业（行业）协会→村社会化服务中心→农村能工巧匠”的服务组织体系、“乡镇纪委→村监委会→社区监事会→监督员”的监督组织体系。     

三级联动织密“监督网”严管“微权力”

<正>镇村建制调整改革后,为有效促进以村（社区）“一肩挑”党组织书记为重点的村级班子规范履职、廉洁履职,古蔺县纪委监委积极探索县、乡、村三级联动监督模式,细化十项监督措施,严管基层“微权力”。强化村级监督,一线监督有抓手坚持从小切口入手,着力破解村级监督内容不明、方法不清的难题,让一线监督有抓手。做实“工作回避制度执行情况”监督。要求村（居）监委会主任对村（社区）干部存在本人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及委托他人参与本村（社区）工程项目投标和承包问题的要及时提醒制止,     

试论当代中国第三部门兴起与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公共权力是公共组织实施公共管理的基础.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保证公共权力健康、有序、高效运作,防止公共权力异化的关键.而我国第三部门作为新兴的社会组织,对于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从第三部门的角度探讨当代中国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富人治村的社会吸纳机制及其政治排斥功能——对浙东先锋村青年农民精英治村实践的考察

浙东先锋村的个案说明,富人在治村实践中通过构筑公共权力结构网络吸纳了农村社会成员结构分层中的精英群体,并通过个人魅力型权威形象的塑造和深具村落道义伦理文化支撑的治理技术的运用,以营造道义合法性形象的方式,将村庄里的弱势群体吸纳进当政的民意合法性根基当中。然而,富人在培育社会吸纳机制以夯实民意合法性根基的过程中,无形之间却为普通村民参与村庄政治树立了经济实力、道义伦理和社会活动力三大门槛,从而将村庄的绝大多数人排除到了公共权力结构网络之外。     

乡村政治生态视阈下村干部廉政建设思考

政治生态是一个地区政治生活状况和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良好的政治生态能够形成内聚人心、外树形象、集中精力、形成合力的良性循环机制。目前我国部分乡村干部由于正式收入低微,与其责任、贡献及工作量脱钩而产生心理失衡,加上领导责任制及监督体系不完善等诸多因素导致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现象十分严重,负面示范效应强烈,严重影响农村政治生态稳定。在乡政村治体制内“国家-村庄精英-村民”的村庄三重权力结构下,要坚持依规、以德治党,依靠制度化反腐建设廉能政治,加强对乡村干部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党风廉政建设,全面开展廉政文化建设,促进乡村治理结构向良性转化。     

试论村“两委”书记主任“一肩挑”的权力监督

为了消除村"两委"分设模式中的矛盾冲突和村级权力结构不稳问题,当前全国多数省份正在或者已经推行村"两委"书记主任"一肩挑"模式。"一肩挑"者总揽村"两委"决策、执行和部分监督权力。在这一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中,由于组织内部缺乏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以及村庄派系、村民"搭便车"、"依持-庇护"等因素对监督体系的影响,包括上级监督在内的村民监督委员会和党员村民问责回应等监督能力不足。因此必须建立村"一肩挑"决策过程中外部权力的嵌入机制,做实村民监督委员会,创新农村发展项目监督特派小组机制,加强党员村民的民主素质教育,完善村民委员会和农村党支部委员会的选举制度,进一步提高村"一肩挑"权力监督体系的总体效能。     

农村和谐社区建设中的组织管理制度创新研究 ——以川西M村为例

农村和谐社区建设的根本目标是构建适宜人居住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就必然要求社区整体能够得以发展。川西M村以“新村发展议事会+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下乡试点”为基本形式的社区建设试点工作,通过构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五级权力运作体系”,借助于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划拨体制变革,以及有限权力政府理论和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实践探索,以组织管理制度创新的方式为推进社区整体发展,建设新农村和谐社区提供了必要而又可能的前提条件。     

富人治村的兴起及其政治社会负效应

税改以来,"富人治村"成为乡村治理一种新现象,它的兴起是农村阶层分化、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和乡镇治权弱化共同型塑的结果。富人村干部通过"以私济公"来建构权威,以"利益联盟"进行权力运作,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这给乡村政治社会带来一些不良后果,一方面造成了国家权力在基层退缩,另一方面使得村庄治理向"封建化"方向发展。在富人治村已经成为普遍趋势的情况下,健全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加强村干部培养,使富人村干部在基层民主发展中成为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力量,同时,也使普通村民参与村庄政治生活,成为基层治理的主体,以实现基层治理的制度化和民主化。     

发展主义逻辑下的村庄治理——基于皖北A县“富人治村”现象的分析

发展主义的政策话语对基层政权与村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乡村基层组织为推动村庄较快发展,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实践中发现了土地之于发展的重要性。"富人治村"则顺势而为,成为当前形势下村庄干部选用的主要标准,各地农村也因此呈现出了一种"富人主导型借地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下的乡村治理出现了"富人治村"的不可逆趋势,中低收入阶层被永久排除在村庄权力结构之外;同时这也导致了村庄发展资源的私化与乡村治理"去公共性"特征。     

乡政村治：农村社区管理的新模式

众所周知,在我国广大农村社区,实行的是乡政村治的管理模式.所谓乡政村治,是指乡镇按照国家行政权力的运作方式组成为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乡镇以下则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事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即实行乡镇行政体制下的村民自治制度,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实行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由此可见,乡政村治,实际上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在农村社区所实行的两种不同功能和结构的治理形式,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农村的表现.     

缺失公共性的公共空间 ——基于浙东农村的考察

浙东S村公共空间的变迁与现状揭示了其公共性流失：公共舆论解体、公共议题失语和公共交往排斥。在经济分层下,村庄社会关联改变、农民社会分化、富人治村的政治垄断和农民生活意义去村庄化是造成公共性流失的原因。引入区域比较视野对深化乡村公共空间研究有着深刻意义。     

村庄场域中的三重权力互动分析

村庄政治是理解中国政治和乡村社会性质的重要领域，而对村庄权力分析则是理解村庄政治的基础。近1个世纪以来的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日益深入与近20年村落社区自治权的迅速成长造成了空前复杂的权力互动呈现于村庄场域，构成了中国底层农村政治的动态的和主要的层面，因而成为理解村庄政治拼     

论我国城市社区参与

社区参与泛指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公共活动 ,影响社区权力运作 ,分享社区建设成果的行为和过程 ,一定意义上决定着社区建设的发展方向。培育、引导和规范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建设的意识和行为 ,应努力促使社区成员利益社区化 ,重新构建社区居委会权力来源的合法性 ,明确不同参与主体的权责边界 ,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     

村（居）民监督委员会：基层自治机制的创新之举

2007年底,古蔺县先后在全县286个村（社区）设立村（居）民监督委员会,化解村级民主管理监督的难题,基本实现了“四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和“四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深化村务、党务公开,推进村民自治,扩大基层民主,密切干群关系,在促进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主体多元、权力交织与乡村适应性治理

多主体的共同在场使村治空间中交织着行政权力、村庄治权、经济权力和道德权威四种主要的权力类型。不同的权力来源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异质性和各自有限的作用范围。从适应性治理的角度来看,过于规整的行政权力在乡村治理中欠缺及时的回应能力,而精英个人的经济权力和道德权威又兼具实用性和风险性。相比之下,灵活的村庄治权最具治理优势,但其自身正在内外因素的制约下不断弱化。为此,应从政策引领和机制监督两方面来促成有效的乡村多元治理,减少基层行政干预、强化村庄治权、规范私人权力并鼓励精英回归。     

提升农村社区治理有效性的路径

城镇化进程中,撤村并镇、宅基地置换、征地拆迁等齐头并进,广大农村面临重大转型。农民转变为居民,村委会转变为居委会,农村转变为城镇,农村社区开始出现。农村社区由生产共同体向生活共同体转变,农村社区治理由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变,城乡格局由城乡二元向城乡统筹一体转变。在这一系列转变过程中,农村社区治理的问题频出,因而,从治理模式、公共决策、权力配置和条件保障的路径提升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效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村庄合并后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精神重塑研究北大核心

乡村共同体的公共精神一直是规范农民行为、塑造农村公共价值、激发农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形成情感归属、实现自治的重要纽带。村庄合并打破了原有村民的生活边界,在社区成员之间并不熟悉的情况下,邻里关系疏离,互助程度较低,出现了公共信任危机。基于熟悉和信任基础上的公共凝聚力持续下滑,出现了村庄合并后形合神离、各自为政、公共文化欠发达、公共权威下降等问题。在此背景下,通过协同治理,增强公共理性,建立公民社会,优化治理结构等措施来重塑公共精神及价值体系,达到"良性均衡",成为重建社区认同,维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     

“乡政”与“村治”平衡协调机制的构建

构建"乡政"与"村治"的平衡协调机制是构建新型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现实需要。从农村基层治理实践看,我国以"乡政村治"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基层治理格局仍不平衡,既存在着压力型体制下国家权力对村庄权力的"影响",又存在着村治过度自治化倾向对国家权力的挑战。因此,应从保证"乡政"行政权的合理使用、"村治"自治权的有序运行、"乡政"与"村治"的良性互动和"乡政村治"治理绩效的评价等方面,尝试构建"乡政"与"村治"平衡协调机制,不断提升农村基层治理绩效。     

村庄合并后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精神重塑研究

乡村共同体的公共精神一直是规范农民行为、塑造农村公共价值、激发农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形成情感归属、实现自治的重要纽带。村庄合并打破了原有村民的生活边界,在社区成员之间并不熟悉的情况下,邻里关系疏离,互助程度较低,出现了公共信任危机。基于熟悉和信任基础上的公共凝聚力持续下滑,出现了村庄合并后形合神离、各自为政、公共文化欠发达、公共权威下降等问题。在此背景下,通过协同治理,增强公共理性,建立公民社会,优化治理结构等措施来重塑公共精神及价值体系,达到"良性均衡",成为重建社区认同,维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