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运动式治理方式到合力式治理方式:城市基层行政执法体制变革与机制创新

运动式治理方式是地方政府及其执法部门广泛使用的政策工具,通过高位推动的全体性动员,有助于克服政府内部碎片化,形成一种基层治理和行政执法的暂时性合力。作为运动式治理方式的革新方向,城市基层执法的合力式治理方式代表了另外一种理想类型,其基本图景已经在中国大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中逐渐体现。合力式治理方式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基层治理体制和执法机制的有机连接与有效创新,形成一种高协同、重参与、可持续的制度性合力治理格局。运动式治理方式是一种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的任务设定型政府内部整合机制,而合力式治理方式则代表了一种系统设计的职责法定型政府内部整合机制。合力式治理方式还着力于形成政府、社会和市场的"三手"合力治理,同时旨在克服运动式治理在时间维度上的不可持续性。可以预见,合力式治理方式将会成为中国城市基层执法领域的一种普遍性的制度方式转换。     

干部管理机制运行的核心路径与内在逻辑：基于国家治理视角

党的干部在国家治理机制中居于轴心位置,承“上”启“下”勾连起了党和国家与人民群众间的紧密联系。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常规式”与“运动式”双规并存、相互补充推进阶段性治理规划顺利展开。为发挥党的干部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的轴心驱动价值,党和国家以治理规划的有效展开为现实导向,以“政治领导”为首要价值路径,以“科层管理”为必要技术路径,以干部管理机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层来看,干部管理机制融合了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逻辑,在“合目的性”与“合价值性”间寻求到一定弹性空间,即以“政治理性”为根本运行逻辑。     

跨部门协同视角下城市治理长效机制建设研究——以济南市“拆违拆临”为例

跨部门协同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以"整体性政府"为目标,解决政府执法碎片化的有效方式。对于基层违建治理而言,执法资源有限、各执法部门协同不畅、特定时期基层执政者对于法治的选择偏差、政府部门自身违建众多是多年治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而克服这些原因的最高效方式就是集中整治。集中整治是基层完成治理目标的重要方式,是纠正政府违法的重要手段,是集中治理资源冲破执法阻力的重要推力。济南市2017年以来为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违拆临",本次行动中各部门协调行动,综合施策,为常规治理奠定了基础性制度环境。而要建设跨部门协同的长效机制还需从立法建立跨部门协同制度、建立决策协同机制实现决策与执行的分离、建立跨部门利益协同机制、建立行政执行的联动机制、建立沟通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制定多部门公共管理事项绩效评估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特大城市的群租治理模式转型：从运动式治理走向包容性治理

尽管群租的"治乱循环"已成为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但已有研究对此仍缺乏充分的学术建构。依据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可以将群租的"病因"诊断为特大城市中的居住贫困。通过对群租治理京沪叙事的逻辑提炼可以发现,当前中国特大城市的群租治理是一种典型的地方运动式治理,它悬浮在国家运动式治理与基层运动式治理之间,治理意蕴的弱政治化和治理机制的半常规化致使其面临合法性与有效性双重危机,不但难以消除居住贫困,反而造成了居住贫困再生产。相比之下,包容性治理强调将"包容性"嵌入群租治理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中,将群租治理作为实现公平正义、美好生活和赋权增能的政治使命,在特大城市设立直接向中央政府负责的独立办事机构作为群租的"元治理"单位,构建利益表达机制和府际合作机制,不仅可以增强体制特征合法性,还能够通过创造有效性来累积体制作为合法性,是更为适宜的群租治理模式。     

实验主义治理：公共治理的一个新路径

实验主义治理秉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和以经验证据为支撑的实证理念和循证品格,在纵向放权的基础上通过目标设置、差异探索、治理评估、政策迭代和政策扩散等机制探寻政策改进和治理优化的可行路径。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它的兴起是为了应对治理复杂性的挑战、弥补科层式治理的不足和探寻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等。实验主义治理模式注重纵向放权、公众参与和多元协作,改善了公共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提升了治理的参与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是科层式治理模式的重要补充。但在实践中,实验主义治理也面临着法治困境、创新困境和合作困境等现实难题。在我国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应当协调好实验主义治理中创新与法治的内在张力,完善治理体制与机制,提升实验主义治理的实践效能,从而使其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简论

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内涵丰富,重点回答了由谁治理和怎样治理两大基本问题,有力地推进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国家治理的主体向度上,他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行党政职能分开,调动地方、企业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国家治理的方式向度上,他强调不搞运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靠制度治理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的国家治理思想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党的领导是实施有效国家治理的根本保证;发挥各治理主体的作用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标志;克服"运动式治理"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的前提;民主和法制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     

我国交通行政执法体制的弊端及其克服

我国的交通行政执法体制是一种分散式的执法体制,这一体制的弊端是:交通部门与公安部门交叉管理,造成行政效率低下;政出多门,影响执法部门的形象;有违行政法治的基本要求.建立综合性交通执法体制是克服分散式交通行政执法体制弊端的现实选择.建立综合性交通执法体制.要从交通本身的特点和我国的实际出发;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严格依法行政;要采用平稳过渡、逐步推进的渐进式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决策与执行相对分开、管理审批与检查处罚适度分离的原则,科学合理地设置交通执法机构.[关键词)分散式交通行政执法体制;弊端;现实选择;综合性交通行政执法体制     

“运动”、“指令”及“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动员方式的转变——一个国家治理理念转向的解释框架

从建国初期到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理念经历了一系列嬗变。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既指向国家宏观战略目标,又连接个体生活方式,是国家将社会治理和个体生活方式治理相结合的治理实践,国家进行社会动员的方式及个体参与其中的程度表征了国家治理理念的转向。建国初期,由于运动式治理理念的延续以及巩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必要性,爱国卫生运动主要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社会管理理念的主导,爱国卫生运动成为常规性工作,主要以行政指令推进;进入新时代之后,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转向,组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应建立公众参与机制,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引导塑造个体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外在激励视角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解析

环境治理形势严峻,而且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因此需要社会公众积极支持与理性的政治参与。目前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政策在博弈中难以落地,相关法律实际操作层面相对匮乏,治理引导上一概而论,缺乏层次性与差异化等。必须建立完善机制,进一步促进政策的落地落实;注重程序,进一步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差异对待,建立适应性治理机制,加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外在激励,更好地促进公众参与到环境治理中。     

论政党治国的体制和困境——政党政治时代国家治理的一个考察角度

在政党积极介入人类政治生活和深度介入国家政权的政党政治时代,国家治理的主体实际上已经变成以政党为组织线索的基本格局,由此出现了政党治国的现象。政党治国是政党政治时代广泛存在的客观事实,只不过各国所形成的政党治国体制(体系)有所不同,如政党对比治国体制、政党合作治国体制、政党主导治国体制、政党领导治国体制和政党独占治国体制的区别。每一种政党治国体制都界定着政党博弈的基本结构,结合其它诸如政党政治文化、政党政治制度等条件,就限定了各政党的策略选择空间,从而有可能形成某种政党治国困境,如政党合作的困境或者政党独裁的困境,导致一国国家治理表现糟糕。而有一些国家在未改变政党治国体制但稍微改变了政党博弈的其它条件,或者在彻底改变政党治国体制的情况下,破解(避免或摆脱)了政党治国困境,从而国家治理表现尚可甚至比较优秀。这就说明,在政党政治时代,各国治理表现的重大差异,可能非常需要用政党治国体制及其困境来予以解释,也需要从这里来寻求改善国家治理的出路。     

略论推进公众参与环境执法的法律保障

环境执法通过促进守法和对违法的制裁的方式维护公共利益,有效的环境执法需要公众参与,公共利益是公众参与和环境执法有机结合的逻辑纽带。文章在阐发公众参与环境执法的目标和意义、分析公众参与环境执法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我国公众参与环境执法的法律保障措施建议,以期促进我国环境执法的健康发展。     

微信时代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及其应对

微信作为一种新型即时通讯工具以其私密性、便捷性、互动性等特点加快了网络舆情传播速度,缩短了群体性事件由线上发布到线下集群的时空进程,给管理者带来了极大的治理难度。因此分析微信平台中群体性事件生成特点、种类以及治理难点与路径等,有助于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建立科学高效、系统理性的群体性事件网络平台处理机制,实现政府与公众、国家与社会、技术与法律协同的社会治理创新。     

从“行政管理”到“国家治理”:执法理念的法治化回应

社会自治领域的日益扩大,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一元权力结构逐渐解体,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二元性分化开始进行,治理型政府开始取代管理型政府而逐步成为现代政府建构的主导形态。权利本位的治理范式重视主体间性,激活了交往理性,关注自我管理,重塑了权力责任,凸显服务职能,涵盖了为民品质。且随着法治国家的不断演进,单纯的形式法治已经无法适应治理型政府的内涵与要求。作为一种更为合乎权利保障要求的法治形式,实质法治亦将在执法过程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上述执法理论与执法目的的变迁,必然又直接影响到执法理念的更新与升级。     

政府营销的价值分析与系统构建

2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掀起了一场政府再造运动,用企业化体制取代官僚体制,建立市场式政府的观点成为政府创新的主流观点,政府营销即是由这一观点衍生而来.政府营销的价值取向在于公共价值的实现,公共价值蕴涵于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之中,基于公共价值和私人价值的正向激励与博弈,实现公共价值的最大化乃是政府营销的终极目标,这也正是创造以顾客导向服务为核心理念的服务型政府的关键所在.     

行政执法中的部门博弈:一项类型学分析

治理体系碎片化导致行政执法过程中部门博弈常态化。基于庇护性和外部性两个因素,横向政府部门博弈可简化为四种类型:弱正式博弈、强正式博弈、非正式社会关系博弈和退出博弈。在无庇护性和负外部性的博弈情形下,主要执法部门选择弱正式博弈,配合执法部门无回应,执法中止;在无庇护性和正外部性的博弈情形下,主要执法部门选择强正式博弈,配合执法部门被迫回应,出现合作执法的结果;在正庇护性和正外部性的博弈情形下,主要执法部门选择非正式社会关系博弈,配合执法部门主动回应,出现合作执法的结果;在负庇护性和负外部性的博弈情形下,主要执法部门被迫退出博弈,配合执法部门无回应,执法中止。行政执法过程中的部门博弈是正式政治和非正式政治并行的过程。     

"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政治诠释与时代意蕴

"循吏"与"清流"的历史之辩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独特现象,也是我国传统政治理性的一种表现形态。这一问题表面上是两种不同官员形象的对比,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政治理性内在张力的外显,是两种不同政治理性观念的博弈。其发生逻辑在于政治理性自身的价值性,在于价值评价的差异性。它的实质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其中"循吏"是工具理性的表征,"清流"是对价值理性的彰显。新时代"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本质启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需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融合,执政党要实现执政能力与执政道德的统一。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廉政为先、勤政为本、善治为要,进而实现执政自觉。     

基于“智慧交通警务”的城市交通拥堵治理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智慧交通警务"逐渐成为交管改革的新警务模式,对道路交通拥堵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智慧交通警务"模式的治堵保畅不仅要有总的策略做统领,更要有具体举措予以保障,治理拥堵不能仅止于道路交通的预警预判,更应该包括执法管理、交通组织、公众参与等,从而使治堵保畅工作更具主动性、动态性、互动性、全面性、服务性和有效性,形成"大数据+"的智慧治理之策。     

从体制认证到交叉认证：全面脱贫视域下的国家认证能力

项目制推动国家治理朝着科学化、精细化与专业化方向的转型,要求提升国家认证能力。精准扶贫对社会人、财、物、行、事等信息的真实性与规范性要求,是检视国家认证能力的窗口。科层制常规治理存在的责任推诿、僵化服从和模糊治理等体制惰性,会造成精准扶贫政策基层实践中的行政应付、数字扶贫和个体谋利等问题。这说明单向度自上而下的体制认证与自下而上的社会认证,都将带来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异化。而通过运动式治理的体制动员和社会动员,地方政府整合了体制力量与社会力量,建立起体制—社会交叉认证模式。这一模式因为组织结构的重塑、识别机制的升级与监督体制的完善,实现了精准扶贫的精准化治理。     

论完善公安网络执法机制研究

网络已深入了我们的生活,网络文化、网络服务、网络媒体、网络游戏、网络商品交易等等,这些有别于传统的虚拟世界影响着大家的观念、思想以及思维方式,为我们带来了便捷与快乐。同时,利用网络违法的现象随着网络的普及呈愈演愈烈的趋势,给广大网民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也对和谐的社会秩序产生极坏的影响。政府作为网络社会的管理者和为民服务者,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的责任,公安机关网络执法是打击网络违法的重要手段,建立完善的网络执法机制,为网络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了重要保证。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深化研究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作为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更关系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当前,各地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主要举措在于增加执法领域、扩大执法权限、整合执法主体、加强基层执法机构建设等方面。但在改革推进中,也出现了执法职能划转不够科学、执法机构整合困难、综合执法体制机制不畅、执法主体承接能力不足等问题。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需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进一步把握政府行政规律,稳步推动相对综合执法,厘清综合执法权力边界,加强综合执法协调机制建设,强化主体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