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

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分为诉讼与非诉讼两大类，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就是行政处理。本文试从理论分析和现实立法层面论述我国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的运行，分析其作用发挥的优势与不足，为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持。     

台湾地区《公害纠纷处理法》的评析及其启示

行政处理是环境纠纷解决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然而目前中国大陆之相关立法却并不完善,这使得环境纠纷的行政解决途径得不到有效的制度性保障。为更有效解决日益增多的环境纠纷,使受害人能够得到充分的法律救济,需要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环境纠纷行政处理之立法与实践经验来完善大陆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台湾地区《公害纠纷处理法》为大陆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论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完善

环境行政机关介入环境纠纷处理的意义,就在于将行政和司法两个领域加以结合而形成"行政准司法"制度,弥补传统司法救济的缺陷,有效地改善因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专业性造成的纠纷处理效率低下、对受害人保护不利的现象.无论从我国环境行政机关的现有资源,还是从其他领域的法律法规和现有实践来看,完善我国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都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应该在重视发挥行政调解作用的前提下,丰富我国纠纷的行政处理方式,尤其要加强行政裁决的作用,形成行政斡旋、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多种方式相结合的纠纷处理体系,并建立公正、高效的纠纷处理程序.     

行政纠纷柔性解决机制构建研究

我国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在应对行政纠纷的现状时存在一定的问题,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解决这些问题：强化行政纠纷柔性解决机制的伦理基础,发挥软法在行政纠纷柔性解决机制中的规制作用,加强行政纠纷的柔性预警机制,完善行政纠纷柔性解决机制的法治化。     

完善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考

我国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解决机制应当是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行政处理为主,法院诉讼为辅,以多元化调解为补充的机制。完善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解决机制应对现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必要的职能权限划分,建立以行政裁决为核心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行政处理机制,法院成立交通法庭,在交通事故赔偿中运用支付令,并加强保险公司的赔付义务。     

多元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衡量因素和判断标准

面对目前我国行政纠纷和矛盾不断激化的现实，必须认识到行政纠纷的不可避免性和适度纠纷的社会整合功能。现代多元化的社会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通过对我国现存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运行状况的考察，可以发现影响行政纠纷解决的各种法社会学因素，如社会力量对比、冲突主体对纠纷解决机制的信任度、裁决主体的权威性、代价及公众满意度等。基于对这些因素的分析，可以确立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衡量因素和判断标准，具体来说，客观方面包括独立性、对抗性、时效性、公开性；主观方面包括尊严和信任。     

论国防知识产权之纠纷处理机制

国防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机制的概念是研究国防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机制问题的逻辑起点。国防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机制分为诉讼机制下的民事诉讼机制和行政诉讼机制,非诉讼机制下的调解机制、仲裁机制、行政处理机制。     

行政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由于行政机关系行政纠纷当事人一方、行政权对其他权力的支配性等原因,处理行政纠纷机构的中立性、独立性就成为有效化解行政纠纷的重要因素,为此,应从推进民意表达机制、改进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等五个方面完善或建立行政纠纷的解决机制。     

构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现有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存在着路径缺失、体系失调和机制分裂等缺陷,学界对引入"合意型"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也有着各种质疑.然而,现代行政纠纷的多样化,决定了只有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才能满足社会主体对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性需求.为此,应当在完善现有行政纠纷解决途径的基础上,引入和解与调解等合意型纠纷解决方式,并充分重视行政纠纷在行政程序阶段中的预防和解决,由此构建一个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同时应该从微观上完善各个具体的制度设计,尤其是对行政诉讼和解与调解制度的立法设计.     

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中政府法律顾问的作用研究

我国行政活动覆盖面广,涉及人数多,行政纠纷不可避免,政府部门作为行政被告的案件也日益增多。文章以政府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为切入点,阐述了在政府解决行政纠纷的过程中,单纯依靠政府解决问题存在的诸多弊端,进而论证了政府法律顾问参与行政纠纷解决的方式与作用,能够有力促进我国行政纠纷解决的法制化科学化,最后从制度与政府层面提出了发挥政府法律顾问作用的几点构想。     

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规范化

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限制是我国行政法治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然而,我国现行行政立法在规范行政权时疏于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规范,致使公安行政执法工具规则规定的公安执法工具的范围过窄,要么就事论事,要么内容无序,要么操作性弱,等等。为此,必须加强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法律控制,扩大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认识。     

选举权与监督权的另类救济路径——基于日本民众之诉与机关之诉的思考

选举权与监督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但在诉讼救济程序层面,选举权和监督权的保障力度仍较薄弱。日本行政诉讼类型中民众之诉与机关之诉是对选举权及监督权充分保障的诉讼程序路径。探究日本行政诉讼类型,借鉴其民众之诉与机关之诉的可取之处,并将相关经验纳入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应注意事项的范畴,不仅能丰富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理论分类,也有助于对公民选举权及监督权的具体行使。     

论行政争议--兼论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之区分

行政争议作为行政诉讼制度的核心概念,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根本不同之处,如何界定与判定行政争议则是行政诉讼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行政争议是行政主体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与相对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依据公法可以解决的争议.判断某一争议是否为行政争议,应当把握主体、公权力、权利义务的特殊性、公共利益等多种因素.     

行政调解：内涵界定、法理基础和应然价值

相比于实践中行政调解的火热开展,行政调解在理论研究层面仍显不足。从各省市发布的有关行政调解规范性文件来看,各地对行政调解内涵仍不统一。理论上,由于受传统＂行政权不可处分＂原理之束缚,多数学者认为行政调解在我国不具有理论基础,且对行政调解这种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在法理层面的特有应然价值探讨甚少。本文主要从理论层面对行政调解的内涵、法理基础、应然价值进行反思和探讨,以弥补行政调解理论研究的不足。     

关于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思考

关于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条件一直是行政公益诉讼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世界各国对于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设和原告资格的理论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原告资格问题是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最重要的条件。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当建立以公职机关为主、公益团体和组织为辅、公民个人为补充的多元原告资格制度的模式。     

论我国民事与行政案件类型之界分

在现代社会,随着公法的私法化与私法的公法化,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界分日趋模糊。判断某一争议是否为行政争议还是属民事争议,必须考量其主体因素、公权力因素、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之实质规定以及公共利益等多种因素。在实践中,为更好地解决行政与民事审判权限冲突,必须构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权限争议解决机制,以确保法院民事与行政审判权的有效运作。     

行政信访的功能分析

我国《信访条例》赋予行政信访政治参与、权利救济和怨情排解功能,而行政信访在实践中承担各种各样功能,其中主要功能是维持社会稳定,信访实践偏离了《信访条例》对行政信访的功能定位。政治参与应是行政信访的主要功能,次要功能是权利救济,监督行政与解决纠纷是信访的间接功能。我国应当根据行政信访的功能定位设置信访机构,将信访机构统一设置在人民代表大会内不符合我国国情,政府内部设置一个相对独立的信访机构是恰当的选择。应赋予信访机构主体资格,信访人可以针对信访机构不予答复的信访事项提起行政诉讼。     

积极预防与有效化解: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我国行政纠纷的实质消解战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的发展战略。社会治理方式由社会管理创新到社会治理创新的革命性转换既表明了实现行政纠纷实质消解的紧迫性和正当性,也为确立行政纠纷实质消解战略提供了全新的双重维度:导正人心以实现积极预防,健全制度以实现有效化解。由此才能形成便民、协调、公正、有效的多元行政纠纷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