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个人自由的保障——黑格尔的个人自由观剖析

黑格尔是崇尚自由的,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蕴涵着丰富的个人自由思想.他认为,国家的发展历程是南家庭到市民社会再到国家,而国家的具体实存是个人、家庭和市民社会.在国家内部,家庭中的个人是不自由的;市民社会中的个人自由是放纵的,实际上个人是不自由的;国家则是个人自由的实现与保障.本文试图挖掘黑格尔的个人自由观、个人自由与国家的关系,并指出其价值与不足.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唯物史观的创立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开始用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及其保守性 ,并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 :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 ,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观的萌芽 ,是唯物史观创立形成的开端 ,同时它也表明马克思哲学思想一开始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而不是一般唯物主义。据此我们有理由把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确认为其唯物史观的开端。     

论马克思市民社会之于唯物史观创立的意义

马克思在黑格尔国家观的基础上转向对市民社会的探讨,从对现实历史的关注转移到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市民社会。马克思在后期著述中",市民社会"概念的应用明显减少甚至消失。通过对"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资产阶级社会"等理解的基础上,探究市民社会对唯物史观创建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理论的论证理路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论,是通过追述历史、考察现实,并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中得出的。马克思在经历了《莱茵报》时期对现实社会状况的反思之后,退回书房对前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行系统的考察,最后,通过对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理论的批判,得出结论: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     

党的领导与中国式善治

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是实现中国式善治,根本在于实现人民的主体性,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先锋政党、有为政府、共益市场、有机社会这四个要素,共同保障人民主体性的实现。先锋性政党的领导,是中国善治的关键与根本优势,使得我国善治体系是有为政府而非有限政府,是人民为中心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是有机社会而非市民社会。     

善治

善治（good governance）意即良好的治理．是指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一般认为,善治的基本要素有：     

马克思与诺奇克国家理论之比较研究

马克思和诺奇克国家观的异同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国家起源问题上,二者均反对思辨的契约论传统,马克思从市民社会寻找国家的基础,诺奇克提出“反契约论”的国家起源图景;在国家职能问题上,诺奇克提出“守夜人式”国家的观点,与马克思思想有相通之处;在国家的未来发展问题上,诺奇克描绘的理想模型实际上是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思想的再发展。文章还回应了诺奇克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批判,并总结了二者间的分歧。     

马克思早年政治哲学三题辨正

国内学界通常认为马克思早年先后经历了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三个阶段;他早年的政治哲学立场是卢梭式的民主主义立场;其哲学基础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命题。通过对马克思早年所有文本的研究,可以发现“真正民主制国家”意义上的政治批判才是马克思早年的理论活动的中心;而马克思的立场与卢梭等近代哲学家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虽然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但在官僚制国家与真正民主制国家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完全不同。     

公共管理与公众舆论

自18世纪开始兴起的公众舆论推动了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形成,而20世纪公共管理的勃兴正是这种民主思想体制化的必然结果。对于公众舆论的理性与非理性认识分野,受制于背后复杂的权力博弈。在近代公众舆论观向现代公众舆论观转型的过程中,公众权力论逐渐让位于管理控制论。由于国家-市场-市民社会的关系失衡,当代公众舆论面临着环境危机。在目前善治的要求下,公共管理从公共利益出发,必须以保护公众舆论的自由和多元为己任,确立自身被监督者、反馈者和配给者的多重角色,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论我国禁止就业歧视立法背后的权利观

对于权利性质的认识,有两种观点,即消极权利观和积极权利观。消极权利(negativerights)是指依市民社会中自由的法则获得的,个人不需要社会、国家或集体的帮助即可享有财产权、自由权等等。对于这些权利,国家只能消极地“不作为”,只有当权利人与他人发生纠纷时才来居中裁决,进行干预。积极权利(positiverights)是指弱势主体通过国家的积极行为来实现其利益的一种权利。简而言之,消极权利是以不受国家的拘束为其内容;积极权利以要求国家积极的行为及施策为其内容。我国现行的禁止就业歧视立法背后恰恰透露着一种消极权利观,这正是当前我国就…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进行纠错的基础上,提出了治理与善治的行政改革理念和模式。善治的实质在于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此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治理和善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借鉴和吸收其合理因素,对于推进我国的行政改革,促进我国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转化,实现我国的善治具有借鉴意义。     

互补高于对抗:浅析中国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互动脉络

中国存不存在具备权利保护意识的"市民社会"?具有权利保护意识的市民社会来自于国家—社会之间的冲突关系,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一体化,非但不存在冲突,反而是一种合作、互补的关系。由此可知,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所发展出来的民主制度,与中国的政治习惯大相径庭,呈现出高度的不相容性,即使曾经出现适合"市民社会"萌芽的环境,也有类似"公共领域"的空间产生,却始终没有发展出属于社会的权利保护意识。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依然没有脱嵌于国家管理之外,但为了持续保持国家、社会的一致性,国家必须回应社会需求,运用制度化(法治)的力量,维持国家、社会之间的互补关系。     

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逻辑起点、实质内容和价值旨归

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直接关系到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关系到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把握,关系到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认识,因而有必要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作深入研究。马克思深刻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及其颠倒逻辑,由此驳倒了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论点,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观点,这是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集中在对其抽象人权和金钱崇拜的批判上,揭示出所谓的人权不过是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权,并非普遍的人的人权,而是抽象人权;指出市民社会的"实际需要"和"利己主义"原则是导致金钱崇拜的关键,因此金钱崇拜是市民社会的典型特征。对抽象人权和金钱崇拜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的实质内容。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的价值旨归是人的解放,即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抽象人权和金钱崇拜的批判都是朝向人的解放的,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也的确为他探寻人类解放之路奠定了基础。     

人学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治理观

根据福柯的批判,自由主义治理术低于人的原则高度;马克思主义治理观则要求国家治理必须达到人的原则高度,这正是统治与治理在人学视野中的原则性区别。国家治理要想达到人的原则高度,必须扬弃市民社会。正是在市民社会批判中,马克思揭示出国家治理的双重维度,即人的维度与物的维度。二者互相交织,共同构成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复杂图景与演进动力。     

动力与回应因素下的善治及其中国任务

时间、环境、主体构成了善治的动力性因素,而观念变革、过渡策略、统筹兼顾则是对善治动力性要素的理性回应。然而,这种回应的暂时性决定了善治的实现需要在事实和规范之间通约的基础上寻求德性化,在处理好国家理性和公民理性关系的基础上避免善治悖反,在遵循辩证法基础上使善治制度建构和演进既要结合又要适当分离。唯此,善治中国方能实现。     

释放与覆盖: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生成逻辑与演进范式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共时性挤压”成为世界发展的共同历史语境;在这一语境下,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具有特殊的路径和逻辑,其发展演进也表现出独特的范式特征;中国市民社会的生成逻辑是“释放”,体现为国家从市场和公共性领域的主动退出;演进的范式是“覆盖”,体现为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不完全替代和对国家社会性的完全替代这样一种发展路径。     

宗教、政治意识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对《论犹太人问题》的思考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肯定了鲍威尔对宗教批判的积极意义,通过将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与基督教社会的类比分析,发现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以自身为中介,将人们的生活分为共同体生活和市民社会生活,共同体并没有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而是以这种差别作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从而得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是真正的基督教国家的结论,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必须像基督教国家需要宗教意识一样需要政治意识。但是,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守护所谓"神圣人权"的目的,必将使得政治意识瓦解,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最终被市民社会吞噬。马克思希望人们从对宗教的批判转向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批判,实现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的解放。     

社会善治模式与群体性事件的防范

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在于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与新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不协调.因而防范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良方是创建社会善治模式.即培养公民价值与公共利益至高的价值理念,制定一套共同认可的善治制度规则,推进政府改革,提升善治能力,壮大公民组织,夯实自治能力.     

市民社会的失范与浪漫主义的矫正

在诸多“市民社会话语”中,市民社会往往被赋予具有消解国家与社会紧张关系的建构功能,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则第一次揭示了市民社会的解构功能,批判了市民社会的原子主义、异化与失范,认为市民社会该为文化的式微、物欲的鼓胀和利己主义的盛行负责。为了消弭市民社会中个人与共同体的分裂,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试图建构一种有机国家,以大量的中间社团和自治组织来确保个人自由与共同体归属的和谐统一。     

善治理论与我国政府改革的有限性导向

善治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以来,传播迅速。这一理论意味着政府不再是公共管理领域的惟一权力主体,而是强调政府与市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并充分发挥自组织的作用,从而实现公民积极参与管理以及推进管理的民主化进程。善治理论提出的"良好的治理"模式,从某种角度讲可以成为中国政府改革的参照,我国政府改革应侧重向有限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