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质量的属性、内涵和评价维度——基于社会行动系统论的分析框架

城市社区治理蕴含系统调适居民多元利益需求,有序协调组织多重运作逻辑,创新融合多层体制机制模式,以推进社区形态变迁并实现治理目标的质量属性。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是系统化的行动呈现,社区治理的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形成于该质量系统的动态演进中,系统中的服务精准、组织协作、治理精细和共识构建等四个子系统相互依存、多向互动、协同演进,维持系统的整体性、均衡性和自我调节性,实现社区治理质量的提升。社会行动系统论的分析框架,既阐释了社区治理质量子系统的自主运行与系统融合,也指出了各子系统面临外部冲击时相互调适、实现适应性升级的动态演进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组织与权力——北京市“村居型”社区案例研究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论文以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前屯社区为个案,描述三元治理主体各自在社区网络中参与社区权力的分配和效能,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秩序与和谐。     

情境预防视阈下首都社区安全治理——基于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

情境预防理论表明首都社区安全治理绝不能仅依赖警察为主体的国家强制力,而应通过社区情境的优化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社区治理效果。基于对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发现社区物理环境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楼房社区-自住平房-公寓-出租平房形成自高至低的社区安全梯度,因此情境预防应融入社区物理环境的规划-设计-建设-维护流程。另外,社区社会情境同样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与社区警务机制作为安全网络的双重支柱,应由压力型体制下单向执行转向双向互动网络,而基于互联网与物联网的社区大数据平台应构成社区神经系统与实时自动监测系统。     

城市社区多元权力主体的和谐治理——以治理理论为分析范式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秩序稳定与和谐。     

城市社区多元共治模式的建构——北京市“村居型”社区治理案例研究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以北京市"村居型"社区为个案,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秩序与和谐。     

大数据驱动下社区治理模式 变革与路径建构

大数据时代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推动了社区治理的新诉求,同时也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提供动力支持。在此背景下,从大数据与社区治理关系的内生逻辑的契合性,解释网络时代社区行动范式应由"挂钩式"共同体转向"共生型"共同体的机制动因。并据此提出以"共生网络"模式的整合框架,通过推进大数据背景下社会治理整体范式的转变,完善大数据社区治理开放系统要素协同机制,建构大数据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治理网络等方式,建构起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网络治理新路径。     

“政社合作”推动现代社区建设——以哈尔滨市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为例

20世纪末,"国家—社区"基层治理结构与社会平等保障机制建设开始兴起,发展至今,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根本的影响。哈尔滨市道里区与南岗区以区委、区政府为主导,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共治体制机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社会服务提供制度化的平台;通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社区内原生社会组织,提升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以"政社合作"为指导思想,发挥政府与社会各自的优势,哈尔滨市通过开展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使居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与社区服务水平落后的矛盾得到缓解,自助互助养老、兴办慈善事业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     

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及其建构

社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社区的应急管理能力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提升基层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能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搭建广泛协同的治理平台、形成即时共享的互动关系、遵循集中统一的领导模式,以社区为核心,建构社区与政府、医疗机构、社会力量、居民以及社区之间的多元协同网络治理体系。通过信息网络、决策网络、服务网络的顺序,将多元主体连接起来,依据信息网络双向互联、决策网络自上而下、服务网络两两互连末端指向的动力机制与网络间的结构关系,最终形成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的建构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卫生的治理优势,回应了我国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中权力与责任下放、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及资源与服务下沉的总体趋势,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社区建设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质是要使社区从国家领域中分离出来,回归到社会领域。社区管理是社区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完善社区管理就要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社区治理代表了社区管理的新走向,治理包含管理又超越管理,它是管理、服务、建设的有机统一。在社区治理中,除了发挥政府、社区主体组织的作用,还要重视和发挥其他社区组织、驻区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城市社区管理由行政主导的传统体制,发展为以居民自治为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发育的要求,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一次创新。     

完善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的对策研究

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既是适应社区治理创新的一种尝试,也是推进地方政府、社区与社区居民良性互动的一种新型结构。要准确反映互动结构中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需要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体制结构的导向性、机制运行的互动性等三个变量。在现实中,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还存在许多弊端与不足。消解的对策是以界定职责分工的边界为抓手,增强地方政府的自律与自觉;以完善服务居民为导向,增强社区的自治与自信;以完善人格为起点,增强社区居民的自主与自强。     

社会转型期网络舆情治理创新——基于政治安全的视角

网络舆情是近年来政界和学界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它主要是指网民通过网络表达和传播的各种不同情绪、态度和意见的总和。政治安全是指国家政治体系处于结构合理、功能配合、运转协调、变化有序的良好状态。政治安全与网络舆情治理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社会转型期对于网络舆情的有效治理对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有着战略性的意义,即对网络舆情导向能力和信息技术控制力的提升将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良好的网络舆情环境有利于促进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及时掌握网络舆情动态有利于促进政治制度创新,维护政治制度安全;透过网络舆情有效解读民意有利于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党地位;规范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有利于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转型期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变化以及复杂的社会环境变迁,为了确保国家政治安全,必须实现网络舆情治理主体、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向度和治理手段等方面的创新,以此促进网络舆情治理与政治安全的良性互动,进而有效推进网络时代的政治文明建设。     

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农村社区建设是激活农村社会机体的生命力,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农村社区管理存在很多问题,制约了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实施网络治理,构建有利于农村社区发展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与机制,对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互联网治理的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基于场所、产品、媒介的网络空间三维度的展开

互联网治理法治化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网络空间的场所维度要求维护网络主权,加强国际合作,平衡网络自治与网络规制。网络空间的产品维度要求国家协调网络安全与技术革新、网络自由,网络平台保持中立地位,网络用户不得滥用信息技术。网络空间的媒介维度要求缓解网络秩序稳定与网络言论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     

机关事务集中统一管理体制改革透视

为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运行保障与政府自身建设重要主体的机关事务管理逐渐凸显出来,成为保障和彰显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领域。但是,当前的机关事务管理存在认识不清、实践混乱、理论支撑欠缺等一系列问题,导致机关事务管理并没有发挥其更好地保障国家治理运行的作用,甚至给国家治理运行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因此迫切需要改革。可通过机关事务治理角色的定位转型、治理机制下的职能强化、主体明确的网络治理、组织运行下的流程再造等路径,从体制机制上探索创新机关事务集中统一管理模式。     

多元共存条件下社区治理的政党逻辑——以上海临汾社区物业管理党建联建工作为例

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社会转型逐步到位,特别是社区发展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因此,推动这些社区内部的有机化,并将之建设成为社会生活共同体,就成为了这一阶段的社区建设的新任务,这就要求存在于社区中的各种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之间形成有机互动的结构性治理机制。但是,面对社区建设新任务的到来,人们的观念和能力都尚未做好充分准备,因此,在现实中就产生了社区治理特别是社区物业秩序建构中的线性模式,这一模式的后果就是出现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零和博弈或治理主体缺位的现象,从而导致社会治理危机。上海临汾街道社区物业管理党建联建工作,就是在社区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下,通过建立了政党主导下的多元合作模式,使社区物业秩序建构走出了线性思维模式,推动了社区物业管理工作的有序发展,为将社区建设成为社会生活共同体奠定了组织基础和秩序基础,从而为我们展现了在多元共存条件下社区治理的政党逻辑。     

新合作主义视域下的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基于德国城市绿色空间治理的思考

新合作主义作为认识和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思想理论,其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显著特征就是合作理念与合作机制引导下的政府、公民及社会组织的职能耦合与价值实现。德国柏林、莱比锡以及巴伐利亚州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表明,新合作主义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其价值指向是善治,动力机制是合作,实现条件是政府角色转换,实践基础是公民积极参与。德国城市社区治理中新合作主义实践所显示的要素构成、内在要求、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机制,在展现西方国家城市社区治理的民族性和区域性的同时,也蕴含了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价值指向和实现机理。     

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探索——以深圳构建新型社区为例

自20世纪80年代社区概念引入我国以来，各级政府和全社会越来越重视社区建设。深圳作为我国经济特区和特大型移民城市，其社区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社区党建、社区服务、社区管理和社区自治等诸多问题颇具艰巨性和典型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深圳大胆创新社区治理思路，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探索出一条有深圳特色的社区治理新模式。     

社区治理的文化转向: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从"单位制"转换到"社区制"之后,城市社区诸多病症产生,学界对此开出了公民社会治理、多中心治理、合作主义治理等各种药方,然而鲜见从文化治理的角度进行介入。本文在对武汉市百步亭社区调查的基础上,引入社区文化治理的概念,并通过文化活动"活化"空间、文化内涵重构价值、文化符号建构认同三个层面来剖析社区文化治理。最后指出,文化治理是一种自我规训,追求的是一种认同之上的矛盾避免机制,是一种从根源上的积极治理。     

美国互联网治理机制及启示

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是后发国家提升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美国互联网治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样本。参照美国经验,我国互联网治理的当务之急是完善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战略规划,构建多元共治体系,以法治精神重塑互联网治理,约束行政权力,倚重柔性治理机制,还需保持互联网开放、自由与安全秩序的动态平衡。     

社区安全治理创新中社会工作的价值与介入策略

当前社区安全正面临着新的形势与挑战,必须转变传统安全治理思路,创新社区安全治理机制,彰显社会工作的价值与作用,强化专业社会工作的有效介入。社会工作的价值可以通过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及社区工作创造出来,也可以通过社区治理来实现。在当前社区安全治理创新中社会工作可以通过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及治理组织等多个方面来加强专业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