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思维与国家治理

现代国家治理必须依循法律和法治,其中法治思维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尤为重要.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是政治思维、后者是司法思维;前者是战略思维,后者是技术思维;前者是治理思维,后者是裁判思维;前者是大众思维,后者是职业思维.国家治理,既需要关注并培养所有主体(普通公民、法人、社会团体、公职人员等)的初阶法治思维,以确保人们行为对法律和法治的依赖,确保人们参与国家治理的法治取向;也需要关注并培养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公权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法律人)的高阶法律思维,使其行为不但被安排在高阶法治思维之中,而且藉此进一步保障和引导大众对法律和法治的依赖,巩固其初阶法治思维,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落实法律之规定.     

法律思维及其对法治的意义

法律思维即法律思维方式 ,主要包括思维定势 (法律观念、价值等 )和思维方法 (法律推理、解释、论证以及思维程序 )等要素。作为一种专业思维 ,法律思维是法治社会法律最基本的思维形式。运用法律处理问题首先应实现由日常思维向法律思维的转变 ,加强对法律思维方式的研究有助于法治的实现。     

法学话语中的法律解释规则

法律解释方法的核心是法律解释规则,即各种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规则。几乎所有关于法律解释方法的理论,其目标都是探寻法律解释规则的构建与运用。为了证成这一判断,梳理与不同意识形态相匹配的具体法律方法很有必要。这种概括不是对法律方法纯粹历史的考察,重心在于说明法律解释规则的实践意义。我国的法律方法论研究即将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在关注一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这是展现法学理论和法律方法论实用品格的开始。对法律解释规则的认识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重点从法治意识形态、法律方法的进化以及与相近概念的比较三个方面进行诠释。     

法治思维与人权保障

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人权思想就被写进世界各国的宪法之中,成为现代文明国家与社会的基石。在人权理论与实践高度发达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人权保护工作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仍有提升的空间。个别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甚至是司法机关侵害公民人权的事件屡有发生。究其原因,行政思维与法律工具主义在我国曾一度是主导性的思维方式。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方法管理国家事务,进行社会管理已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建设法治社会必须要在我国建立起以法治思维为主导的思维方式。     

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初探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党的十八大报告这一论述的提出,对于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维护稳定具有重大意义。新形势下应提高领导干部向"法治"思维转变,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律的实效性,做到学以致用。     

论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就是指人类符合法治的精神、原则、理念、逻辑和要求的思维习惯和程式。其主体是公权力享有者或行使者,其标准是实质合法性,其目的是保障人权,其过程是具体化思维。它的内部结构包含层次性思维和过程性思维两种维度,本质上是统括了心理逻辑、较高理性、价值判断和思维习惯的认知过程。     

法学家思维与法律人思维的差异及其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法学家、法律人的思维活动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认知形式,因其共同或类似的知识背景、根本追求等而形成互通的法律思维.但由于工作环境、职业需求及评价体系的不同,法学家与法律人的思维模式也呈现出许多差异,在思维出发点、思维方式方法、思维特点等方面各有不同.同时,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力量,法学家与法律人不同的思维模式都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中国的法治进程,但两者无法完全衔接的思维模式也值得深思与完善.     

中国法理学研究中的“身份”焦虑

现代法治理论反对基于身份而衍生的特权,并不完全反对对"身份"的追求。由于当代中国法理学对身份问题研究误解了梅因关于法治是"从身份到契约"运动的思想,因而对基于"身份"的法理学意义有不正确的认识,在"身份"问题上出现了焦虑症状以后,仍不能正视"身份"问题的重要性。中国法理学还没有自身的独立性,没有做出独特的理论贡献,以至于出现了这种"身份"的焦虑。要想提升法理学的学科地位,需要认真研究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以法律方法论塑造法理学的实用性,使法律话语成为主流。     

现代领导干部应具备的几项法律思维

社会矛盾往往是一个综合体,因此领导干部在决策的过程中会综合运用多种思维方式.而在当今的法治时代,领导干部的决策作为一种公共决策总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与法律发生关系,所以,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只有一定的法律意识还不够.现代领导干部必须十分熟悉和善于运用法律.熟悉和运用法律不仅仅要全面了解法律,而且要善于运用法律思维处理各种矛盾.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因此,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思维.     

中国式法理思维探析——法、理、情的融合

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式法律思维具有一定的独特性,通过对中国式管理思维理论的借鉴,中国式法律思维应该是"法、理、情"的融合,出发点是法律,在坚持法律底线的情况下,兼顾情和理。     

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展开法治思维与实施法治方式的前提

在人们日常思维和言语表达中，权力修辞占据主导地位。权力场成了影响决策的最主要因素，这既不符合法治的原则要求，也难以成就管理国家与社会的法治方式。从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的角度看，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是展开法治建设的思想条件。权力修辞与政法思维相匹配，重点维护的是管理秩序；法律话语与法治思维相适应，要限制权力，捍卫权利，是与法治建设相适应的法治意识形态，维护的是法律秩序。法律话语与权力修辞的冲突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从西方法治的经验和中国法治建设的需求看，法律话语能否平衡权力修辞关系到中国法治建设的成败。     

“法律人”：中国法学高等教育的人才目标新探

在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的步伐和力度也在不断加快加深。作为基础法学教育的本科法 学教育,“法律人”应作为中国法学高等教育的人才目标。它所具有完整的内涵包括:高尚的法治信仰是“法律人”的首要价值标准,严 谨的法律思维是“法律人”的必备技术,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是“法律人”的生存之本,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是“法律人” 的基础条件。     

解决“疑难”案件的法律修辞方法——以交通肇事连环案为研究对象的诠释

疑难案件超出了法律规范的涵摄范围,对它的处理不仅需要法律发现、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还需要一种"把法律作为修辞"的思维方式。法律修辞是在其他法律方法的基础上,依照法律体系的规范性和案件的具体语境对当事人等进行的劝导和论辩。它突破了传统方法的单一性,通过修辞上的"谋篇布局"着眼于对各方当事人的说服。所以,法律修辞是运用法治意识形态所构建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中国语境下,法律修辞对疑难案件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之比较

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是两个相似却有区别的概念。法律思维是指利用法律基本概念、法律方法来对社会问题进行逻辑的、理性的分析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是以限制权力的滥用为出发点,要求维持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平衡,视权利为本位,以保障权利的实现为核心,让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两者虽然都推崇法律至上、都注重程序正义、本质都是逻辑思维、理性思维,但两者还存在着主体、对应概念、侧重点方面的差异。     

法治拓展的路径探究

发展法治就需要不断地在各个领域拓展法治.法治拓展有很多路径与方法.中共中央决定"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为法治拓展指明了方向;具体的法治拓展路径,可以通过建立动态的法规清理机制,以制度规范完善为目标,以司法引领、问题导向的专项、专题拓展为抓手,制定法治拓展的行动方案;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落实法治拓展的方案,尊重司法、执法的规律,在制度中融进法律论证方法、法律解释方法等.     

法律思维的法理学分析

法律思维是人类思维方式的进步状态,它与法治相互关联,融为一体。因此有必要在法理学层面就其法律思维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应然性和实然性加以考量和探讨,并从法治与法律思维关系方面,即从法的经济本源、正义和规则、程序等涉及法的价值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发现法律思维实乃法治的应有之义。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法治话语体系——第十四届全国法律修辞学学术会议述评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法治话语体系是法治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时代课题。深刻认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努力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充分彰显法治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性,需要法治话语体系提供有力的话语引导与支撑。在我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科学的法治理论指引、革新的法治建设经验、先进的法治理念供给,为建构法治话语体系奠定了扎实基础、注入了强劲动力。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法治话语体系,需要我们创新现代化的修辞表达,以法治话语叙说中国式现代化;塑造中国式的法理思维,用法治之理建构法治话语体系;提升法律方法的运用能力,拓展现代化语用的实践空间,增强话语体系的应用效能与实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