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

当前的基本权利研究存在“破碎”与“稗贩”的弊端.此弊端的克服,有赖于基于我国宪法文本的体系化思考.德国基本权利教义学从“价值与请求权体系”到“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的发展,可以为建构我国基本权利的法学体系提供方法和内容的借鉴.体系化乃法学的基本思维,是法学达成其学科使命的基本致力方向.通过解释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章的两个概括性条款,第33条和第51条,可以建构初步的理解我国宪法下的基本权利的整体方案,并为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考框架.     

论基本权利作为民主权利——基于中国宪法变迁的考察

中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与人民民主原则具有紧密关联,存在着以民主权利诠释基本权利的理论传统。在通过人民民主实现国家建构的宪法秩序下,基本权利并非先于国家的与之对抗的自由,而是将个人整合进国家,进而建构具有实质同一性的政治共同体的民主权利。伴随1982年宪法修改,特别是2004年人权条款写入宪法,宪法中基本权利与民主的关联经历了理论观念、社会基础与规范体系三个层次的深刻变迁,其核心是人民民主由实质同一性模式变迁为相对同一性模式,这为诠释基本权利的民主权利观提供了新的基础。在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下,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与人民民主相互构成,发挥着维系政治共同体,通过政治过程形成民主意志,以及矫正代议民主不足等三项民主功能。     

再疑“宪法司法化”——由“齐玉苓案件”引发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齐玉苓案件”的分析对一些学者在讨论该案时所采取的“宪法司法化”的思路提出质疑,首先,宪法司法化指称的对象并不准确,宪法条文中可以“司法化”的仅仅局限在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其次,宪法司法化是一个生造的概念,它既包含了违宪审查的味道,还有宪法诉愿的痕迹。从“齐玉苓案件”的本身性质来看,其中所涉及的真正问题是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是否可以对私人间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提供救济,以及如何提供救济。最高人民法院在“齐玉苓案件”中所采用的直接适用宪法条文的办法是不足取的,德国学者提出的基本权利间接适用的学说值得我们借鉴。     

限制的限制:德国基本权利限制模式的内在机理

与其它国家宪法的概括规定方式不同,德国《基本法》将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放在各项基本权利条款中进行差异性处理,这种差异性处理通过对法律保留的不同规定而达成。作为重要补充,《基本法》又在基本权利一章的结尾处对各基本权利条款中涉及的法律保留本身作了一般性限制。这样的限定模式,与其说是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不如说是对限制的限制。在此意义上,德国《基本法》在基本权利规范的理性设计与保障人权目标实现之间的关联上,提供了一种立法经验示范。     

方法与目标:基本权利民法适用的两种考虑

基本权利既是主观权利,又是客观规范,具有第三人效力。将基本权利适用于民法,目的在于通过民法保护尚未被民法确立的基本权利。此种保护方法为"基本权利第三人间接效力说"。基本权利规范不宜直接作为民事判决依据,宜透过公序良俗、一般人格权等概括条款间接作为民事判决的说理依据。而通过民法保护并可作为民事裁判说理依据的基本权利有平等权、自由权、人格权及部分社会性基本权利。     

基本权利冲突的规范结构与解决模式

基本权利冲突是指数个主体的基本权利相互对立。在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中都存在基本权利冲突的问题。基本权利冲突呈现一种“加害人-国家-被害人”的三角关系。以此为基点,学术界提出了以下解决基本权利冲突的理论:基本权利的位阶秩序、具体规定优先于概括规定、比例原则、个案中的利益衡量、立法衡量理论等。这些理论可以概括为两种模式:“抽象解决模式”与“具体解决模式”。这两种模式各有优劣,对二者取长补短,可以遵循以下步骤解决基本权利的冲突问题:(1)普通法律规范的优先适用;(2)个案衡量与法律的合宪性解释;(3)违宪审查与司法解释。     

论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中的人权考虑

人权在国内表现为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宪法基本权利对立法者具有约束力,国际私法立法也受基本权利的制约。在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中,宪法基本权利主要通过决定连结点影响国际私法。我国现有的冲突规范并不完全符合宪法基本权利的要求,在国际私法立法中应当充分考虑宪法基本权利的影响。     

浅析宪法基本权利

宪法基本权利是个人作为人的固有主张或资格.它是每一个公民对于国家机构、公共机构、社会团体和组织的权利.它是受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权利.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价值的实现取决于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以及这些权利能否得到切实保障.本文在阐述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的概念、分类、救济等基础之上,还例举了英、美、德三国的宪法基本权利做了基本的比较,以期作为借鉴.     

论宪法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

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无法完全涵盖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全面界定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需要从出版物、出版组织、出版过程、出版内容和权利主体五个方面分别展开分析。国家对出版组织自由的限制通常能够间接影响出版内容。出版自由保护了获取信息、编辑信息、发布信息以及信息被接收这一系列环节。出版内容是否受到宪法保护主要取决于其是否有助于发挥出版自由主体表现自我与完善人格的作用。出版内容若包含主观见解或具有增进知识与追求真理、健全民主程序或推动经济发展与繁荣文化艺术的作用,受到宪法保护的强度增大。出版自由的自然人主体通常包括出版商、记者、作者、被采访者以及编辑。     

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认定方法

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认定和保护,是各国宪法实践中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从各国的司法实践和学说理论来看,目前有三种认定方法最为流行。第一种是求诸历史的认定方法;第二种是"人的尊严"概念指引下的认定方法;第三种是以捍卫民主为取向的认定方法。这三种方法虽然都不能够建立起一套客观的、唯一的判断标准体系,但却是认定未列举基本权利之可行的方案和思路,对于建立适合于我国国情的未列举基本权利认定方法极具启发意义。     

基本权利冲突命题的追问与反思

基本权利冲突命题已为我国宪法学界普遍接受，基于不同的基本权利效力理论，学者们对该命题的理解大致可被归纳为以下三种学说，即“民事权利冲突说”“法律利益冲突说”与“人性需求冲突说”。就前两种学说的理论基础而言，无论是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抑或是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理论，均挑战了基本权利所具有的对抗国家权力的本质属性，误将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法律利益相混淆，使基本权利成为直接或者间接约束私人行为的最高依据，从而模糊了宪法与部门立法之间的界限，背离了近代以来的立宪主义精神。而从人性的根本需求出发理解基本权利，则直接消解了基本权利的规范效力，使之成为一个单纯的描述性概念。在此基础上，基本权利冲突命题能否成立值得进一步追问与反思。     

论立法在基本权利形成中的作用与限制——兼谈“公有制”的立法形成

基本权利形成是指由立法来确定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这与一般的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由自然形成不同.基本权利形成与基本权利限制不同,基本权利限制是立法来干预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此时,保护范围已经先于立法而产生.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该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基本权利本身还是为了保护基本权利之外的其他法益.基本权利形成的原因在于,有些基本权利无法自然存在,其行使或者有效行使高度依赖国家和法律,比如自由权中的财产权、社会权、参政权和程序权,等等.但问题在于,立法者在形成基本权利的过程中也要受到基本权利的限制,因此,基本权利形成本身也存在界限,这些界限包括形式上的界限和实质上的界限,前者比如法律保留,后者比如比例原则、基本权利的核心与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如果立法违反这些界限来形成基本权利将导致立法违宪的后果.我国宪法中的公有制并非一种基本权利,而是一种制度.该制度也需要立法的形成,但立法在形成的时候不得违反该制度的核心,即公有制必须针对生产资料,而不能针对生活资料.     

TPP最终文本之TRIPS-PLUS条款探究

2015年11月5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最终文本对外公布,备受关注的知识产权章节在客体范围、权利保护期限、知识产权执法、司法力度等标准上明显超越了TRIPS以及诸多FTA的规定,具有TRIPS-PLUS条款的性质.然而TPP的高标准并非我国未来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障碍.我国应当在考虑国情和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内化改革、外促合作,争取在知识产权国际谈判中的话语权,客观积极地应对TPP之TRIPS-PLUS条款,以免受发达国家牵制而陷入被动.     

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与国家的给付义务——从基本权利分析框架的革新开始

传统的基本权利分类已经不足以作为对基本权利进行规范分析的框架。在各项基本权利的性质及其对应的国家义务的内容都表现出复合化特征的情况下,只有依据“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才可能对基本权利的规范内涵作出条理清晰的分析。在革新基本权利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具体论述了个人请求国家提供司法救济的和物质给付的“受益权功能”以及相应的国家的给付义务。     

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思考框架

对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思考,可以遵循"基本权利的构成--基本权利的限制--基本权利限制的违宪阻却事由"三个思考层次.在第一个层次中确定基本权利的保障范围和基本权利主体,其中需要分析基本权利的内在界限和基本权利的竞合等问题;在第二个层次确定国家对基本权利限制的认定标准;在第三个层次确定该限制行为是否有违宪阻却事由的存在,并依此作出该限制行为合宪或违宪的判断.在这一层次需要分析法律保留、比例原则、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等问题.以上三个层次构成了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思考框架.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特殊性及应用

本文结合实际案例就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特殊性及其应用作了简要的论述和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的顺利开展有所助益。     

议快递业中的保价条款

快递业中普遍流行“保价条款”,在货物灭失毁损时区分保价与未保价给予不同标准的赔偿.对于保价条款的性质及效力一直存有争议.本文将从保价条款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入手,论证保价条款的性质和效力,以及实践中保价条款运用的缺陷和完善措施.     

论中国法上的不可抗力条款

我国的民事法律承认并规定了不可抗力制度，根据不可抗力的特点及该制度的立法目的，这些规定属强制性规定。但是由于成文法的局限以及规定的不完备，使得不可抗力条款存在发挥作用的空间，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不可抗力条款具有独立性，不能与免责条款混为一谈。     

论中国法上的不可抗力条款

我国的民事法律承认并规定了不可抗力制度,根据不可抗力的特点及该制度的立法目的,这些规定属强制性规定。但是由于成文法的局限以及规定的不完备,使得不可抗力条款存在发挥作用的空间,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不可抗力条款具有独立性,不能与免责条款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