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修辞意义——第十三届全国法律修辞学研讨会述评

作为话语实践的法律修辞方法,应当阐释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修辞意义。用法治话语言说中国式现代化,通过聚焦现代化建设的法治语境、彰显法治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诠释中国式法治理论的现代性,建构中国的法治话语体系和话语权,为世界提供法治文明的新形态;用法治思维阐释并指引现代化国家建设,在坚持形式法治的基础上兼顾实质考量,提升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修辞、法律发现等法律方法的法治运用能力,用制度规范权力的行使;用法治意蕴充实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对其本质要求的法理阐释和法治转化,用法治方式和方法推进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各方面工作,拓展法治话语在人工智能、智慧法院、共享法庭等领域的实践空间。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法治话语体系——第十四届全国法律修辞学学术会议述评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法治话语体系是法治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时代课题。深刻认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努力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充分彰显法治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性,需要法治话语体系提供有力的话语引导与支撑。在我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科学的法治理论指引、革新的法治建设经验、先进的法治理念供给,为建构法治话语体系奠定了扎实基础、注入了强劲动力。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法治话语体系,需要我们创新现代化的修辞表达,以法治话语叙说中国式现代化;塑造中国式的法理思维,用法治之理建构法治话语体系;提升法律方法的运用能力,拓展现代化语用的实践空间,增强话语体系的应用效能与实际影响力。     

法治话语的修辞建构及其思维路向——第十一届法律修辞学学术研讨会述评

因应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法律修辞学,应当在正确认知中国法治话语出现的历史必然性之基础上,将塑造法治话语作为理论研究的时代使命,进而使修辞成为证立法治命题的有效方法论工具。中国特色法治话语的建构,需要恰当发挥法律修辞的布局谋篇功能,通过培育钩联本土与世界视野的修辞自觉、融贯历史与现实质料的修辞风格、聚焦学科整合的修辞路向,科学擘划法治中国的话语蓝图。以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治理实践为场域,面向法治话语的修辞应用,必须着力提升立法的修辞转化能力、司法的修辞说理能力、社会治理的修辞整合能力,最终生成由法治话语主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模式。     

“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的限度

陈金钊教授提出的“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根据当代西方法律修辞学虽可获得相应的证成,但这种法律修辞理论也有自己无法克服的多种局限和限度:游移于分析性修辞学和法律论辩理论之间,理论进路混乱;合法性、可接受性和合理性三种价值立场因无法在法律修辞的语境下兼容而始终充满张力;构造的“法律修辞方法”无法满足法律方法论的要求,并非一种真正的法律修辞方法;勾勒的法律修辞“谋篇布局”过于模糊、残缺不全且充满内在缺陷.这四种缺陷注定了“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难以作为完整的或真正的法律修辞理论.     

解决“疑难”案件的法律修辞方法——以交通肇事连环案为研究对象的诠释

疑难案件超出了法律规范的涵摄范围,对它的处理不仅需要法律发现、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还需要一种"把法律作为修辞"的思维方式。法律修辞是在其他法律方法的基础上,依照法律体系的规范性和案件的具体语境对当事人等进行的劝导和论辩。它突破了传统方法的单一性,通过修辞上的"谋篇布局"着眼于对各方当事人的说服。所以,法律修辞是运用法治意识形态所构建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中国语境下,法律修辞对疑难案件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司法中的法律修辞：国内研究述评

修辞作为说服技术在司法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司法中,法律修辞有着比较广泛的应用,从中国古代判词到当代判决书,从书面语到司法口语。这些方面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在汇总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将司法中的法律修辞研究予以整合、提炼,有必要将其作为一个专门领域,甚至上升到学科的高度予以看待与研究。     

法治时代的法律位置——认真看待法律逻辑与正义修辞

按照现在社会的发展趋势,在不久的未来中国应该进入法治时代,在这个时代政治与法治并驾齐驱,在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重新塑造法律的权威。实现法治需要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法律方法论。然而,法治的实质合法性是以追求正义公平为前提的。为达到和谐社会思维决策中的正义修辞不可缺少,没有正义等法律价值的修饰,法治会失去终极目标而不具有合法性。要想使法治具有可接受性,逻辑推演的解释方法和修辞论证的方法不能缺位。认真对待法律逻辑与修辞可以支撑起一个被称为法治的时代。     

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展开法治思维与实施法治方式的前提

在人们日常思维和言语表达中，权力修辞占据主导地位。权力场成了影响决策的最主要因素，这既不符合法治的原则要求，也难以成就管理国家与社会的法治方式。从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的角度看，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是展开法治建设的思想条件。权力修辞与政法思维相匹配，重点维护的是管理秩序；法律话语与法治思维相适应，要限制权力，捍卫权利，是与法治建设相适应的法治意识形态，维护的是法律秩序。法律话语与权力修辞的冲突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从西方法治的经验和中国法治建设的需求看，法律话语能否平衡权力修辞关系到中国法治建设的成败。     

诗性、修辞与法律价值预设——制度修辞研究之二

法律价值预设作为法律中提纲挈领、统领全局的内容,在法律作为"制度性修辞"的命题、判断和架构中,有着独特的分析意义。法律价值的抽象性、统领性,提供了诗性思维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同时,诗性思维也把法律价值预设结构在修辞世界。不论作为技术的修辞,还是作为本体的修辞,都对法律价值预设作为制度修辞起着论证作用。如果说法律和法治本身是一种制度性修辞,那么,通过法律价值预设能更好地证立这一判断。     

论法律的逻辑命题与修辞命题——制度性修辞研究之四

法律作为言语构造的规范体系,不仅是由一套逻辑命题所构筑的,而且也需要修辞命题作补充。法律实践需要理性思维和逻辑命题来展开,但也需要诗性思维和修辞命题来展开。法律的逻辑命题和和法律的修辞命题是两类不同的命题形式。前者在法律中表现事物的客观规定性;后者在法律中表达主体的价值期待性。这两种命题又有一定相关性,其最基本的关联根据是它们都从属于法律这种人类言语现象。因之,无论逻辑命题还是修辞命题,都可以参与法治秩序的建构。特别在一个习惯于诗性思维的国度,强调逻辑命题在法律中的作用至关紧要,但丢弃修辞命题,法治秩序就丧失了一些必要的前提预设。     

司法公正在法律修辞中的体现——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诠释

法律修辞本身就是法治方式的组成部分。司法公正的重要体现就是司法裁决的可接受性,法律修辞有助于公正裁决。强化法律修辞需要从建立判例制度和完善司法裁决公开的路径着手。     

论“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的合理性

陈金钊教授最近提出了一种与西方法律修辞学不同的"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该理论因其独特的涵义界定、价值立场和修辞方法而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和批判。"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并非作者自由的学术创造,该理论几乎所有的构成元素都可以根据法治理论、法教义学、法律话语、分析修辞学、最新的法律修辞学理论等获得相应的理论证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把法律作为修辞"更是对西方法律修辞学的一种学术改造和重构。     

理论与实践的难题——以中国法律体系形成为背景的反思

作为一个法律移植国家,国外的法条与法学理论在植入本土的过程中,面临着如何真正实施,转化为人的实际行动的难题。几十年来,我国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之间脱节。人们经常对学者的理论进行抱怨,但批判论者也对"理论"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理论与实践有不同的担当,应当加以区分,但二者也存在密切的关联。在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形成后,应当克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难题,谋求二者的良性互动,以此促进我国法学与法治发展。近年来,我国法学理论及实务部门在探求二者互动方面虽然做了一定努力,但依然任重道远,需要进一步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在法学教育和法官培训等方面予以变革,并在体制上建立沟通二者的渠道,真正走出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脱节的局面。     

论法学理论教育中实践法律观的培养——以转型社会为背景

现行法学理论教育中存在着教条主义、工具主义等不良倾向,实践法律观的提出适应了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现实需求。在法学理论教育中培养实践的法律观,重点在于严格遵循现行法律,重视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培养法律人的思维机制。     

法律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研究

基于法律专业的特殊性，本文将对当前法律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法律实践教学的几点建议     

论法律的思想实践及其实践理性原则

法律的思想实践即主体以法律工程设计模型为对象而在自己的思想和观念中进行的以思想操作与思想实验为核心的思维实践活动。法律的思想实践是全部法律实践活动在逻辑上和事实上的真正起点。思想性、实践性、现实性、创造性、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结合,是法律的思想实践的基本特点。合法性、正当性、合理性、客观性和逻辑一致性,则是法律的思想实践必须遵循的实践理性原则的核心原则。     

法律方法的界分及其实践技艺

现在,摆在法律人面前的法律方法层出不穷且花样翻新。从法律发现到法律解释、从法律推理到法律论证、从漏洞填补到价值衡量,不一而足。但如此众多的法律方法不仅使法官等实务法律人难以识别,甚至有些法学研究者也理不出头绪。人们发现,用法律发现、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漏洞补充、价值衡量等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方法作为逻辑起点都可以串起一个法律方法论系列,每一种基本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民主契约法律观的“理论替换”及其实践反差

马克思恩格斯曾阐发了深刻的民主契约法律观 ,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 ,却对经典作家的理论进行了“理论替换”。这种“替换” ,在实践中就加剧了权力制约的乏力和自由、权利保障的脆弱 ,有悖民主信念和法治精神 ,并对当下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努力具有严重的制约作用。因此 ,要推进民主和法治进程 ,就必须克服这种理论“替换”及其不良实践后果 ,弘扬真正的民主契约法律精神 ,从而使法治秩序早日建立起来。     

实践科学发展观 重视理论学习研究 《法律适用》第八次工作会议召开

[本刊讯]2009年8月20-23日,最高人民法院《法律适用》第八次工作会议在吉林省延吉市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参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家法官学院院长怀效锋、副院长曹士兵出席会议。来自全国部分三级法院的约60名法官参加了会议。     

为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共谋良策——在第五届中国法律实施论坛暨中国行为法学会2015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正>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通过的《建议》,系统阐述了'十三五'时期我们党治国理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在举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奋勇前行之际,中国行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