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谶纬的思想归属

谶纬盛行于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原因,它与儒家经典产生了密切联系。因此,长期以来,不少学者将其划入儒学的范畴内,视其为儒学的一部分。笔者认为,此说实乃似是而非。谶纬究竟应该归属于哪一学派,它们又是如何同儒经攀附在一起的?这是本文拟探讨的问题。     

《易纬》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谶纬迷信盛行于两汉之际。《后汉书·张衡传》谓张衡曾上疏说:“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后人考证纬书成书于西汉哀、平年间。 自曹魏以后,屡禁谶纬。至隋唐,纬书逐渐散失。现今流传的《易纬》八种,文字虽有讹误脱漏,但其内容并非后人杜撰。这八种是:《乾坤凿度》、《稽览图》、《辨终备》、《乾凿度》、《通卦验》、《乾元序制记》、《是类谋》、《坤灵图》。作者无可考。     

广西出土汉代铜镜铭文的研究

铜镜上出现铭文开始于西汉早期。近50多年来,广西的汉代铜镜铭文不断出土。从铸镜手工业的状况、人们的思想观念(包括家族观念、爱情观、求仙思想)、广告、工匠的文化水平等四个方面,分析广西出土的汉代铜镜铭文,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两汉时期广西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     

九尾狐从祥瑞到妖异转变的思想内涵——以汉唐为中心的考察

九尾狐作为承载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观念的重要载体,其在先秦两汉时依托"长生"、"谶纬"等思想成为祥瑞的高级代表,以此宣扬统治者道德品行及政治行为合乎天意;从唐代开始,九尾狐逐渐沦为民间崇拜中的"妖神",唐代之后进一步退化为受人贬损的"妖物"。九尾狐走下神坛,其地位发生根本改变,既是中国古代祥瑞思想变化的缩影,又可在某种程度上视为民间信仰与世俗文化发展的证明。     

论谶纬与道教的同源关系

谶纬与原始道教产生于相同的时代和大致相同的地域，有相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部分重要道教典籍的早期形态从具有代表性的谶纬典籍演变而来，原始的谶书也是原始道教经典，谶纬的思想和内容成为道教经典传承的重要内容；早期的道士们积极引用、制造、散播谶纬，为社会变革制造舆论，为民众树立信仰，从实践的角度证明了谶纬与道教的具有相同的渊源。     

先秦诸子起源新探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先秦诸子的起源,自战国以来,众说纷纭,各执一端。战国两汉论述这个问题的有三大家:庄子最早,首倡“六经说”;东汉班固同意庄子的观点,却又提出了“王官说”;再一个是西汉的刘安,则主张“政治说”。不过三家关于起源的概念都只限于学术思想方面。到了六朝,刘勰则从文学的角度提出诸子散文亦发轫于“六经”的观点,唐代韩愈,柳宗元宗之。至此,关于起源的概念就明确了。它不但指思想,也指文学。如果说庄子是首揭中国哲学史序幕的开山祖师,刘勰则是拉开中国文学史帷幕的第     

魏晋南北朝杂传之儒家思想倾向

杂传兴起于西汉末年,经东汉时期的发展,至魏晋南北朝达到鼎盛。魏晋南北朝虽然是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解放时期,但文艺创作仍旧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要表现内容。究其原因,是因为儒家思想在此一时期社会意识形态中仍占统治地位,杂传作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而且不少杂传本身的创作目的也直接体现着儒学的伦理观念。     

先秦两汉诗学话语的价值规范

先秦两汉时期是诗学思想高度繁荣的时代,先秦两汉诗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起源。诗学在表达不同话语的价值倾向中隶属于不同的思想流派,并形成了特定的话语规范;各派话语规则虽然阵线分明,有时又趋向兼融交合,呈现着某些共同的话语规范与特征;由此而形成后世诗学所遵循的潜规则原型乃至“共名”。其主要形式有言志话语、言情话语、言美话语。     

南阳地区画像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现状

两汉作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时代,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也是南阳盆地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西汉时的南阳郡,为全国五大都会之一;东汉时期为光武帝刘秀的发迹之地,以＂南都＂和＂帝乡＂之盛名而著称于世,南阳籍的达官显贵比比皆是。再加上厚葬之风盛行,因此在两汉时期,作为财富和身份地位象征的画像砖石墓在这里流行一时。画像墓作为当时社会信息的载体,不断积累的新发现和研究成果成为探索南阳地区两汉时期历史原貌的重要媒介和手段。本文对历年来南阳地区画像墓葬的发现、发掘和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并对以后需要探索的方向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     

两汉文学思想的变迁与儒学

两汉是我国文化思想史上儒学开始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也是儒家的经学兴盛的时期,因此,过去人们论述两汉文学思想的变迁,大都要联系儒学的兴废来谈。5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著作,力图联系两汉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特别是阶级斗争的起伏来论述两汉文学思想和创作,但文学与儒学的关系,仍然是考察文学思潮变化的基本线索。60年代出版的两部影响颇大的文学史(科学院文研所编的一种和游国恩等编的一种),都把两汉文学划分为西汉     

论汉代财政危机的特点及影响

两汉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剧变，财政上出现困难。当时的财政困难主要集中在西汉初、武帝、西汉末和东汉后期这几个阶段，呈现出周期性、军费型亏损在财政中占主体地位、国家财政比皇室财政亏损严重等特点，造成了国家机器运作艰难、国民经济比例发展失调、人民负担加重、社会动荡不安的严重后果。     

贵州铜镜研究

本文对贵州出土的铜镜的年代、纹饰、使用民族作了分析研究，指出贵州使用铜镜的时代大约开始于两汉中期前后，西汉晚期以后开始盛行。     

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

一、茶马互市兴起的经济背景茶马互市,又称茶马贸易,是古代中央政府在其边境区域同周边少数民族实行以茶换马的贸易政策。从经济层面上来说,是一种买卖双方互为市场,开展商品交易的行为。其兴起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市场的发展。唐宋时期,中央封建政权与周边各民族频繁的贸易,完全是双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唐代,随着中央封建政权所辖区域的扩大,     

天下意识与汉代的德治精神

两汉的长治久安在一定程度上是践行德治精神的结果。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君臣在将天下理解为产业的同时,又确立了与天下人同利的伦理原则,并将顺应天下民心视作解决统治危机的方案。经由文帝的治理实践,汉代的德治精神得以建立。西汉初期的"天下"之义是朴素的社会共识。西汉中后期,儒家学说所缘饰的"天下"之义重释了制度,强调制度设计须体现天下人的意愿。东汉朝野达成有关"天下"之义的共识,转向道义笃行。由此,天下意识从自发的集体意识发展为蕴含着社会动员能力的道德意识。传统中国的德治精神及其实践正是以这种天下意识为观念基础的。     

“韩诗”东汉勃兴原因初探

"韩诗"虽然早在文帝时便被立为博士,成为两汉官学;但跟鲁、齐两家相比,它在西汉最为弱势。到了东汉,"韩诗"突然转盛:"齐诗"固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就是极盛于西汉的"鲁诗",也不能出其右。本文认为,"韩诗"转盛的原因大致有二:旗帜鲜明地反对王莽篡权,赢得东汉朝廷的政治支持,并在士子中获得良好口碑;东汉时期,许多"韩诗"学者兼治图谶,则是适应了新的时代要求。两汉三家《诗》,"韩诗"最后亡,早在东汉已现征兆。     

贾谊治安学解读

西汉早期思想家、政治家贾谊 ,从汉初现实政治出发 ,系统论述了治国安邦的思想理论 ,提出了一系列适应当时政情发展需要的政策措施 ,成效卓著。他力主加强中央集权 ,强化封建法制 ,改善政权结构 ;十分重视改善大一统封建帝国的政治秩序 ,十分重视构建社会生活的安宁秩序 ,从而实现“家齐国治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学术与政治的内在互动:两汉春秋谷梁学的命运演替

两汉春秋谷梁学经历了从私学———官学———私学这一演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西汉前期为私学 ,汉宣帝时为官学达到兴盛 ,其后至东汉一直处于私学地位。两汉春秋谷梁学私学与官学地位的制度性演替 ,源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联而形成的内在互动 ,春秋谷梁学地位的演变以统治者的好恶为转移     

黄老之学对西汉及当代中国的启示

战国中期至西汉初年的道家学派———黄老之学 ,不但对其时的儒、法等学派影响甚深 ,而且对西汉初年包括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等的统治政策的确立和实施 ,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无为”、“虚静”思想产生了西汉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 ,使西汉初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丁兴旺 ,同时对当代中国也有一定的启示。一、黄老之学的内涵及其演绎历史进入到战国秦汉时期 ,以政治学说和思想理论而言 ,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当数儒家、道家和法家三家。法家作为先秦时期的社会产物 ,到秦朝时已成为一种完备的理…     

董仲舒“正名”思想与西汉“大一统”政教结构的建立

自从哲学范式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后,学者们往往将古代"正名"思想放入认识论的视角之中进行探讨。而事实上,"正名"思想旨在以某种理想化的政治社会结构为标准,对现实的政治社会关系作出规范和引导,其中"名"与"定制"之间具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董仲舒将"名"依托于天,将"天"所具有的绝对性赋予"名号",以此使"名号"具有人世间的真理含义,由此,董仲舒依据"名号"对社会的各角色、阶层的地位与职能进行规定。同时,董仲舒又将儒家教化思想融于"正名"所定的政治体制之中,从而形成两汉政教合一的治国方略。董仲舒以正名思想为指导所建构的政治结构成为了西汉以来中国政治结构模式的基本典范。     

两汉经学发展探微

经学产生于汉初,是适应当时政治统治需要的产物。经学在两汉时期得到了繁荣发展,一是被统治阶级确立为官学,成为育人取士的工具;二是经学著述数量颇丰,并形成今、古文经学等不同流派。今、古文经学在繁琐化、谶纬化等方面的争斗,促进了两派间的融合,又推动了经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