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相对不诉机制的优化

基于对相对不诉机制的积极意义和运用不善可能产生的弊端的推断,对相对不诉机制的优化有四个方面的构想:一是进一步明确相对不诉的适用条件,将相对不诉转变为非自由裁量权;二是配置相对不诉的配套措施;三是设置相对不诉独特的运行程序;四是强化对相对不诉运行的内外监控。     

社区矫正适用范围及条件之分析

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种或者刑法执行的具体措施,其内容与模式在还是受到了刑法基本属性和刑法的适用的目的等因素的限制。目前我国关于社区矫正对象及适用的条件存在的一定的漏洞与缺陷。我国现行规定的几类人员中:被取保候审人、监视居住的未决犯、刑满释放人员、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社区服刑人员和暂与监外执行人员并不宜开展社区矫正。主观恶性、暴力犯罪、累犯等因素不应该成为排除社区矫正适用的充分条件。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关系到一个人哪些民事权利受到侵害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问题,这是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最基础的问题,也是最应该弄清楚的问题。本文主要介绍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分析和阐述其中的不足,并提出一些建议来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使我国法制更加完善。     

刍议相对不诉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适用

本文主要探讨了未成年人适用相对不诉的条件、几个常见罪名中的把握及应做的几项工作等问题,以期为相关的司法实践有所助益。     

扩张,还是限缩?——行政附带赔偿诉讼适用范围之确定

确认制度与粗糙的规范导致了我国行政附带赔偿诉讼的滥用,后者又导致了诸如架空先行处理制度、滥用司法资源、错误判决赔偿等弊端。为此,我们不是应该扩展,而是应当严格限缩其适用范围。只有在作为主诉具有独立价值,可赔偿的损害是主诉所针对具体行政行为而起,且主诉确认了具体行政行为实体违法性时,附带赔偿诉讼才能成立。据此,人民法院面对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处理附带提起的赔偿诉讼,相关司法解释也应当予以修改。     

浅议先行调解制度

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经过漫长时间的累积,我国公民运用调解来解决纠纷的意识逐渐增强,调解制度也渐渐成为了我国公民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典型的依靠调解解决纠纷的一种审案方式,该方式重点强调审判与调解需要相互结合,而在民事纠纷过程中则将调解作为主要解决方式.1963年第一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指出“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作为民事审判工作的根本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1982年试行的我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确立了“着重调解”的原则.1991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为“自愿、合法调解”原则.2002年、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接连颁布两条规定,进一步加强了关于审理民事案件中调解制度的使用原则和具体办法,为后来调解制度正式确立奠定基础.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第一次在立法上确立了先行调解制度.目前,先行调解制度尽管有了立法上的支持,但新修订的民诉法第122条对先行调解制度规定的较为原则,本文对“先行调解,”的内涵、适用条件和适用规则提出自己的观点,建议进一步予以完善.     

论我国案外人异议制度的完善

案外人异议是案外第三人请求人民法院排除对特定标的物执行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它对于切实维护当事人和案外人的合法权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该制度适用中出现了不少实际问题,远不能发挥其作为执行救济途径的保护和矫正作用。为了切实有效发挥该制度的应有作用,应针对具体适用中的缺陷和不足,进一步从程序上完善案外人异议制度。     

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初探

取保候审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之一。从广义上讲，它适用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它只能适用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即当一定条件具备时，才能具体适用于一定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 　　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主要是：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51条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以及国家安全机关对于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3)…     

日本新颖性宽限期制度研究

日本于2011年对专利法进行了部分修改,其中包括对新颖性宽限期的修改,主要变化是其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通过对新颖性宽限期的相关规定及相应的程序要求进行全面介绍与分析,并与我国相关规定进行比较而发现,日本宽泛的新颖性宽限期制度能够给申请人带来优惠和便利,但也可能会造成他人利用这种制度谋取不正当利益。因此,需要谨慎及理性地看待这种制度,辩证地参考。     

论我国刑事案件并案诉讼制度的建构

刑事案件并案诉讼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同一诉讼阶段一并解决同一主体的多个案件或者多个主体的一个或者多个案件。为解决目前我国并案诉讼存在的功能障碍、程序牵连、权利制约、影响刑罚适用等问题,我国应当设立并案诉讼制度。作为并案诉讼适用条件核心概念的关联性,是指数个案件犯罪主体同一或者犯罪行为具有同一性、承接性、合成性或者依附性等联系。对有碍诉讼功能发挥、有碍诉讼参与人权利保障、有碍特殊权利保护的情形,应当排除适用并案诉讼。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理,刑法只能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的最后手段,刑罚不是万能的,当传统的刚性刑事司法失灵的时候,宽的刑事政策就应运而生。刑事和解赋予了纠纷的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权、话语权和决定权,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和适用,笔者结合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现状,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试论行政契约的适用范围

我国行政契约采除外说,即除法律另有相反规定外,行政主体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采取行政契约的方式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对于行政主体来说,当欲完成的行政事项需要当事人同意、协助和配合,或者利用当事人的特殊才能、经验,以及解决非典型案件、新型事项时,可以采取行政契约的方式。     

浅议附条件逮捕制度

附条件逮捕制度是2005年在第二次全国侦查监督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该项工作制度经过全国部分实行单位三年多来的实践后,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实践证明在审查逮捕阶段正确的适用附条件逮捕制度,既保证了准确有力地打击犯罪,又能即时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保证公民包括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未成年人刑事处罚分流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分流基于宜教不宜罚等理念,以便捷的非正式程序来替代繁琐的正式程序,解决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犯罪与偏差问题,降低少年司法体系之正式干预,从而减少或避免问题少年标签化、促其改造自新及复归社会。本文分析总结了未成年人分流概念、特征、作用及历史沿革;未成年人分流类型;未成年人分流适用对象、条件及依据等内容。在此基础上,客观评析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分流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抢劫犯罪死刑适用实证研究

在我国短时间内废除死刑并不现实,当务之急是规范死刑适用。抢劫犯罪的死刑主要适用于致人重伤、死亡的抢劫犯罪和其他情节极为恶劣的抢劫犯罪。在认定主要刑事责任人时应全面考察罪中、罪后、罪前等多方面情节。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一般只及一罪;"先杀后抢"、"先抢后杀"的宣告刑应基本一致;在抢劫犯罪中一般不存在被害人有过错的情形;"赔偿免死"的前提是犯罪分子真诚悔罪。酌定从宽情节的适用亟待规范。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改革创新之设想

我国现行的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着立法分散、一些规定可操作性差、相关司法解释滞后等诸多问题,已经难以适应减刑假释工作的现实需要。近几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相关文件、有关领导讲话、《刑法修正案(八)》及减刑假释司法解释的修改最新动态,从司法解释修改的角度对我国减刑假释制度改革创新提出了的设想:认为应当确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减刑假释工作的指导思想,建立减刑假释全面考核制度,减刑和假释的条件、执行期间、减刑起始时间、减刑幅度及减刑间隔应当进一步科学规范,推行开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制度,建立完善减刑假释的撤销制度和减刑假释与财产刑及附带民事赔偿挂钩制度。     

论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兼评《专利法》第三次修订的相关条款

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在各国专利制度建立之初就已存在,随着专利制度的不断发展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适用理由、适用条件、程序等都发生了变化.我国专利法中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相关规定都存在改善的空间.     

比较法视野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之构想

近来,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渐成学术界热点问题之一,然而,笔者认为这一提法并不十分科学。因为,刑事诉讼中从事侦查工作者并非只有警察这一群体,检察官甚至有些国家的预审法官亦参与其中,所以,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这一提法更为合理、全面。笔者于文中着重分析了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及其出庭作证的价值,并对如何设计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提出一些设想,以期完善我国的证人作证制度。     

刍议我国《反垄断法》中的域外适用制度——从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案说起

近日,可口可乐并购汇源一案在商务部的禁止令中落下帷幕。分析此案的性质,不难看出,这是我国《反垄断法》中域外适用制度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关键性步骤。本文在比较国内外相对成熟的域外适用制度及其立法实践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在这一制度上还存在缺陷,并在综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制度设计构想。     

劳动合同法适用范围解析

<劳动合同法>在适用范围方面较之于<劳动法>:一是扩大了适用主体的范围,二是将非典型劳动关系及事实劳动关系等纳入调整的范畴.劳动合同法对适用范围的界定,直接牵涉到我国劳动人事管理体制改革的大局,关系到不同主体的利益及其保护,必然在立法过程中经历反复的论证和博弈,同时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加以全面理解、具体诠释和对立法精神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