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维护中央的统─领导与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坚决维护中央的统一领导与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毛致用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在新形势下，必须更好地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     

对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再思考

对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再思考刘建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基本和重要的关系之一。各国政府都面临如何处理好这一关系的共同课题。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     

析官场内生腐败

中国历史上的"官场内生腐败"现象是一种整体性、结构性、系统性、联动性的内生拓展型权力腐败。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原来的"全能主义"中央威权政治逐渐式微,全民政治动员性的国家意识形态逐渐淡出,一些地方政权中滋生出"腐败了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正在向群体化、集团化、规模化、半公开化大面积扩散的趋势发展,衍生出一种具有封建社会政治色彩的地方政治庇荫制关系。最终将形成一个能左右当地官场政治生态、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地方性权力实体"。这种家族化、帮派化、圈子化的地方政治退化现象被称为中国式的"地方政权苏丹化",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实行"党内民主"与扩大"基层民主"互相脱节。     

经济全球化对国内区域发展的影响

区域发展差距在中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区域发展差距过大会威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统一。经济全球化既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加大了我国国内地区发展的差距。由于国际环境中存在分裂势力,经济全球化也给我国的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带来威胁。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缩小其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同时强化中央对边远民族地区的控制。     

京津冀协同困境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困境受"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影响。"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的形成,与区域竞争背景下因干部政绩考核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强化的"政治锦标赛"密切相关。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区域竞争与"政治锦标赛"一方面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成为"一亩三分地思维"的催化剂和固化剂。要破除这一思维定式,需要从淡化区域竞争和"政治锦标赛"入手。为此,建议采取科学调整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制度和指标;适度优化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建立跨中央、地方、部门的协调机构,最大限度形成京津冀协同的共识;充分发挥干部教育体系的作用,促进京津冀协同共识的理解和深化等对策措施。     

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思路论第三代领导人发展我国

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要求，也是邓小平同志一贯坚持的思想。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之后，面对着如何迅速改变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状况，使民主政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以适应市...     

论三代领导人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想与实践

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是涉及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一直是中国历史的难解之结。一般说来，中央与地方关系主要包括经济关系以及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关系，其核心是中央代表的国家利益与地方代表的地方利益两者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党的三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对改革和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民族经济 壮大地方财政

发展民族经济壮大地方财政宁海珍随着财税体制改革，实行分税制，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极大地调动了中央和地方理财的积极性，使国家财政收入有了显著增加。但同时也给地方尤其是民族地区财政带来了新的压力。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     

区域公共政策的生态分析

区域公共政策是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特定时期的目标而作的基本决策、承担的义务以及由此引发的行为组合。它对于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区域公共政策的单一目标倾斜和孤立发展特征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的桎梏。因此,需从多维角度分析区域公共政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寻找区域公共政策的影响因素和制定依据。     

当前地方人大工作面临的若干新情况和新问题

党的十五大以后 ,我们国家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发展趋势 :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加上我国即将加入 WTO,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将大大加快 ,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的多样化格局正在迅速形成。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快 ,依法治国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将在更大的范围内、更深的层次上推进实施。这两个发展趋势 ,向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了许多必须面对的新情况和新问题。1.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求 ,中国即将加入 WTO的新形势 ,要求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工作尽可…     

农民工的“政治崛起”

农民工，是富于“中国特色”的一个特殊群体。然而，长期以来，为中国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在权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方面也缺乏足够的空间。令人振奋的是，近年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农民工进入国家权力机关的步伐都在加速。3月16日，全国人大通过有关决定，规定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此前，在上海、浙江、重庆等地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农民工已经步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可以预见，农民工的“政治崛起”，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社会转型都具有标志性意义。     

激励市场主体在创新和竞争中奋勇拼搏

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们“必须善于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让各类市场主体在科技创新和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第一线奋勇拼搏”。这是我们在工作中取得来之不易成绩的一条重要经验。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收官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要把“激励市场主体在科技创新和市场竞争中奋勇拼搏”这一重要认识放到突出位置。激励各级政府的积极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作出了部署,主要包括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加强中央宏观事务管理,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等。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重要性。     

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自1994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央的“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战略部署指导下进入新阶段，财税体制改革充当改革的先锋。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建起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管理制度．并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收机构分别征管：     

财政体制变迁40年与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构建——从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央与地方关系走了一个不断调整的道路,集权与分权的矛盾一直贯穿其中,这是计划经济执行机制的重要尝试和探索过程。尽管由于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导致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始终处于频繁的调整和博弈之中,并没有以制度化的形式确定下来,但应该看到其在财政分权方面的探索具有积极的意义,客观上为改革开放后的地方竞争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从初期财政包干体制的探索,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分税制改革试验,再到近年来在政府职能转型过程中对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不断明晰,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一直试图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获得一种平衡,并与中国工业化的阶段性目标相适应。未来的财政体制改革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不是一个单纯的财政问题,而是要在社会保障体系、教育体系、卫生医疗体系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要把这些属于国家公共品的领域的支出责任划分清楚,中央要承担中央的责任,地方要承担地方的责任。     

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变与定位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一个时期里，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长期在不合理状态中运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始终没有解决。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关系虽然打破了旧的格局，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但建立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仍然是一个难题。目前，我国正处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深入探讨和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变过程的考察，在』总…     

媒体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4年8月25－31日召开会议，就香港政改做出决定，为香港特首普选方案定下框架。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指出：“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的立场上，站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政治伦理角度，并考虑到香港的政治现实，对于中央强调必须坚持行政长官要符合爱国爱港标准、不能允许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的立场，相信部不准理解，甚至可以说是天经地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两个“站在”和一个“考虑”，表达了中央对香港特首普选事关国家安全的关切。因此，在处理普选问题时，不仅要重视香港社会对民主的各种诉求，还要重视国家的关切，必须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设计特首普选方案。     

中国经济地理浮现七大崛起板块

地缘政治理论认为．地理因素是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借鉴地缘政治理论，经济地理日益成为研究区域经济竞争的重要指标。国家级综改试验区、国家重大战略、国家级新区等国家战略陆续出台。使中国区域增长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大大增强，而由这些战略叠加形成的中国经济地理崛起板块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重要增长极。     

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必须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关系是目前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针对目前处理中地关系的两个模式：“收权放权”模式和“公税制”模式，对中地关系作了“经济──政治”的结合研究，廓清了影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两个方面：政府间关系和政府外关系，指出了两种模式的不同（只从政府内关系讨论中地关系），为处理和认识中地关系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政府外关系的视角。文章在比较研究中对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两对关系作了相关分析，提出认识和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必须规范好与社会的关系，明确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角色和政府职能，走正确处理政府间关系和政府外关系结合之路。     

试析民国初年共和政治的脆性

在社会转型中,政治权威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主导、协调、稳定和秩序整合的作用。就中国而言,后发型现代化的特殊历史条件和超大规模的社会状况,以及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国家领导力量严重衰败和国家严重分裂的两大危机,使得政治权威获得的意义比其他国家更为重要。因此,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的存在,是中国社会稳定、连续性、前进性的基石。然而,中央权威在民国初期一直处于不断式微、断裂的状态,这构成了民初共和政治的脆性,而民初宪政框架中所存在的结构张力以及地方实力派的坐大,引发了中央权力严重的内部流散,最终导致了中央权威的断裂和危机。     

对中央与省级政府责权划分问题的一点认识

科学合理地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和权力,是转型时期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主要任务,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探索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利益整合机制,使中央与地方责权界定更加明晰、更加清楚,保证中央与地方的行为在同一制度框架内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以形成良性互动的管理机制,构建稳定、协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