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立决策、执行、监督制约与协调机制的维度及构想——兼与“行政三分制”论商榷

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与协调的“权力三分”思想时下被普遍理解为“行政三分”。这一理解人为地缩小了其适应范畴。“权力三分”的涵义应该从管理过程的角度重新定义,将其理解成“管理职权三分”论。这种管理职能三分结构与西方“三权分立”制度有诸多不同,是适应于一切管理领域的治理结构。我国公共权力治理正面临“权力三分”政治体制改革趋向,需要在宏观政治体制上、行政系统内和执政党内三个维度上思考和构建“权力三分”制约与协调机制。     

政府决策与执行分离的价值分析与构想

政府决策与执行分离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保持政府决策与执行的适度分开,对于促进我国公共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体制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针对政府决策与执行分离的特定内涵及其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作简要的分析,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公共管理实践,总结出在我国实现政府决策与执行职能适度分离的思路与构想。     

决策执行分开的思考与践行

深圳新一轮行政改革的亮点之一是借鉴了西方决策与执行分开的经验，成立了7个委员会，18个执行局，6个办公室，并明确规定，“委”是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的部门；“局”是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的机构；“办”是主要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     

“行政主体间性”——府际关系的渊源与基点

我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使得府际争议的求解鲜有头绪。行政主体间性的提出基于行政主体范式和主体间性理念,应用于公共行政之府际关系领域。行政主体间性倡导理性、创制规则,尊重多元行政主体的独立性,破除行政级别窠臼以实现多元行政主体间的全方位交流和多元政府间良性互动。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问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地方立法样本为素材的分析

在我国重大行政决策普遍失范的背景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问责能够有效弥补程序性规则的不足,实现对决策权的有效控制。重大行政决策影响的严重性和后果的滞后性也决定了建立终身问责制度的必要性。但在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问责的制度过程中,存在责任主体不清、问责范围不明、归责原则不统一、缺乏协调机制等障碍,可通过建立会议案卷制度明晰责任主体,用正面列举加反向排除的方式界定问责范围,实行过错归责与结果归责相结合的问责原则,建立跨区域跨级别协调机构,以解决追责机制不畅的问题。     

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执行困境与推进策略——基于2012—2015年A省的调查研究

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与行政体制改革进程,市场成熟程度以及社会力量成长密切相关。正是由于这种动态的关联性,使得不同阶段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我国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内容,在推进过程中也面临不同的难题和困境。通过对A省2012—2015年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执行过程的长期跟踪研究,尝试深入分析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执行困境的新变化,并提出进一步推进的策略。     

行政决策的功能定位与听证笔录的效力——基于商谈理论的视角

政府行政决策权的扩张,使得已有立法控制和司法救济机制对决策权的监督约束相形见绌,行政决策的合法性问题凸显。协商民主理论主张以公众交往权力制约行政决策权,从而提供了重要的约束途径。行政决策中引入听证的目的,在于发挥其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过滤器的功能;而听证笔录效力则提供了交往权力制约行政权力的通道;从立法上确立听证笔录的法律地位,建立政府对决策听证的回应机制,是推进和完善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从“华南虎照”案看行政奖励的程序规制

华南虎照事件中由于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无利不作为，有利乱作为”的执政思维，损害了政府最为珍视的公信力，付出了“高昂”的无形执政成本，值得地方政府在管理中反思。陕西省林业厅在没有实地考察验证的情况下，草率地对周正龙实施奖励，颁发奖金2万元的做法，使这一行政奖励行为缺乏程序保障，不利于行政奖励法治化的实现。为此，完善我国行政奖励的程序规制，也应当成为当下行政法治建设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走出违反法定程序法律责任的误区——从六部“典型性”行政程序规范文本展开

以六部“典型性”行政程序规范文本为对象进行比较分析,对学术界程序违法法律责任观点的梳理,认为行政程序法应以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主体说搭建法律责任,指出违反行政程序法律责任规范逻辑结构的混同以及应对社会变迁态度的保守.提出行政程序法律责任的架构体系,并对非正式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的作出回应,以步出程序违法法律责任误区.     

从政府与社区关系的逻辑演变看中国行政体制的发展

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社区正在以其独特的功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入手 ,论证了社区发展的必要性 ,同时指出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政府与社区间动态的逻辑关系 :从政府主导、社区无为到政府主动、社区自治进而到社区主导、政府支持 ,并且论证了社区的发展对我国行政体制所带来的影响与变化     

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对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再认识

自政治行政二分法经威尔逊提出,古德诺进一步系统阐述,韦伯予以补充和深化以来,曾经一度风靡一时,但从上个世纪60年代至今却受到了严重的批判。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多数的批判却忽略了古德诺在《政治与行政》中阐发的“二分法”的思想。我们发现,古德诺思想核心在于如何通过协调政治与行政来实现民治政府和高效行政的目标。     

大数据在行政决策中应用的反思与优化——基于科层制运行视角的考察

大数据提高了科层制的运行效率,在行政决策中发挥着扩充决策依据、改良决策方法等独特功能,但数字技术和组织结构的影响是双向的,受制于科层制中的固有变量以及大数据与科层制之间的冲突等因素,大数据的嵌入不仅未能真正改变传统组织结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科层制“绑架”,导致技术赋能变“负能”,带来行政决策的新难题。基于治理要素的构成视角,从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明确决策者、公众、专家、大数据四位一体的治理主体,形成考核与问责机制联动的治理制度,构建整体性治理方式等四个方面提出针对性对策,以系统优化现有的科层制,消解其积弊。实现技术其外、科层其内的融合性治理架构,真正实现技术赋能价值的回归,进而提高大数据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制度建设:我国地方政府决策创新的有效途径——以《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为例

审视地方政府决策中出现的失误或低效现象,不难发现决策主体单一、决策系统不完善、决策制度不健全等各种因素都在不同程度地阻碍着地方政府决策优化和创新之路,而《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规定行政程序的立法其围绕公开和参与两大核心主题所作出的一系列相关规定,对于优化地方政府决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由此可见,制度建设是优化地方政府决策的必由之路,也是破解地方政府决策创新难题的必然途径。     

地方政府的政策整合如何促进政策有效执行——云南省S县政策“组合拳”的案例研究

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重要环节,协调统一的政策关系是实现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然而,现有研究多偏重单一政策执行情境,相对忽视了多元政策执行情境。为此,借鉴政策整合的概念,本文通过对云南省S县打好政策“组合拳”的探索性个案研究,分析地方政府对不同政策关系的调适及其影响政策执行的过程。研究发现,为统筹多元政策关系及其执行,地方政府通过政策目标价值统合、政策工具组合实施、政策系统结构集成的运作方式实现政策整合;政策整合则通过目标群体建构、执行主体交互和政策效应叠加的作用机制,促进政策的有效执行。这些发现是对政策整合研究的情境性拓展,发展了政策关系的知识谱系。作为政策关系调适的理想类型,政策整合突破了政策执行发生于单一且分离的政策子系统的理论预设,为理解中国场景的政策执行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对地方政府优化政策系统结构和协调多元政策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乡政村治”行政体制的利弊分析与改革出路

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乡政村治"体制一方面使农村基层政府行政逐步迈入专业化、正规化建设的轨道,有利于提升农村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和绩效,促进农村基层政府由无限的管制型政府向有限的服务型政府的历史转型,另一方面也使农村基层政府面临诸如"责、权、利"失衡,缺乏有效的合法性生成和增长机制,职能转变滞后,功能定位欠科学,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脱节等多种矛盾和问题。在"国家社会化"的宏观思路下完善"乡政村治"体制,是现阶段农村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正确选择。     

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救火行政”——“一票否决”指标的本质及其改进

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经常使用"一票否决"的指标,从我国各地典型的17种"一票评估"指标来看,无疑彰显了几种规律性命题,即它们是对社会热点问题采取的一种"救火式懒政"行为;是对民怨较大问题采取的一种"救火式庸政"行为;是前现代的"救火式极端化行政"行为;是将绩效关键点转嫁给下级的"救火工具"。这些规律性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地方政府的行政模式还未实现从"救火行政"向科学管理的跃升,将来必须实现行政模式升级方可解决"一票否决"日渐泛滥问题。     

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纵向一体化”倾向的逻辑——权力关系的视角

与企业经营类似,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也存在"纵向一体化"现象。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对于政府职能定位、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关系、创新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纵向一体化"有利于政府节约交易成本,掌控风险,维护自身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核心地位。但是,伴随政府膨胀的往往是社会自我服务能力的萎缩与活力的退化,权力意味着在规则制定中的主动地位,但是也取决于社会对规则的接受和满意程度。权力不仅来源于对服务、技术、信息及资源的垄断和控制,还在于有影响力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塑造。政府应明确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与社会组织协商建构双赢的交易规则,有效供给公共服务,避免权力失灵。     

县级政府决策制度化建设研究——基于“省管县”改革的视角

"省管县"改革的推行旨在改变县级政府受制于"市"的旧状,通过"扩权强县"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但在"省管县"体制下,县级政府决策将可能衍生决策失误、权力滥用、矛盾激化、区域摩擦、盲目逐利求绩等问题,综合分析这些问题进而探讨县级政府决策制度化建设的机制走向、制度走向、法律走向、绩效评估走向,将益于"省管县"改革的顺利推行及县级政府决策制度化建设的思路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