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如何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对"宁海36条"的观察

基于整体性治理分析框架,对"宁海36条"政策的施行背景、动态演进和实现机制进行观察.研究显示,政策施行之前宁海县域治理呈现"碎片化",具体表现为政策出台分散化、政策执行碎片化、乡村公共服务缺失化、法治机制低效化和社会治理行政化.宁海县域治理的碎片化直接导致了宁海县乡村治理的濒临"失控",宁海县域治理重心下移至乡村".宁海36条"政策施行之后,通过县域层面对政策目标和执行手段的整合与调整,宁海县域内的治理层级、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技术五方面均发生变革,宁海县域治理模式从"碎片化政府"转向"整体性政府".     

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困境及变革路径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半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快速转变期。从实践来看,基层政府存在治理观念陈旧落后、治理机制刚性僵化、府际组织协同困难等问题。官僚文化意识影响深远、学习型政府构建不力、公民社会发育不良是基层政府治理困境的主要成因。坚持以人为本、强化基层政府社会善治理念,建立多元互动协同治理网络,构建现代法治型基层政府,健全治理评价追责机制,加强行政伦理常态化教育,是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变革的实践要求和路径。     

基层信访治理法治化建设的路径探索——基于江苏省Y市的实践调查

信访是化解社会冲突的有效形式,担负着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责任,但基层信访在实践中存在治理机构多头设置、治理"碎片化"凸显、治理压力大、运行成本高等问题。究其缘由在于信访体制的不完善、权责体系的不健全以及司法途径薄弱化。基层信访治理法治化建设应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调整信访考核标准,健全信访协调机制;强化信访本位职能,赋予信访部门实权;拓宽"互联网+信访法治"服务平台建设,完善基层矛盾缓解机制;构建"信访议事会",推动"多元信访治理";强化司法垂直管理,创新司法工作机制。     

信访制度的价值变迁与改革逻辑

信访制度的价值变迁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社会治理机制的价值嬗变.信访制度可以作为政治高度干预型体制向法治主导型体制转变过程中的串联元素,以此可以维持社会稳定.21世纪以来对于社会稳定过分强调遮蔽了信访初露端倪的法治主义面相,信访陷入非常规运转的制度困境之中.信访制度改革,要处理好理想模式与现实应对的关系.为此,可以尝试建立党委统一领导下,人大、司法与行政协调运行的信访“大体制”.     

民意与司法的较量——以司法审判中的网络民粹主义倾向为分析视角

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与变革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阶层分化的敏感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社会贫富差距日渐扩大,广大民众对于现状的不满情绪日益升级,其诉求得不到呼应,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司法审判的民粹化倾向就是其中之一。本文通过分析民意与司法之间的较量所产生的司法民粹化现象,找出其成因,并为其治理提供一定的建议。同时也为我国法治中国、和谐中国的建设以及"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一份支持。     

"枫桥经验"中的本土文化传统及其对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启示

基层社会的有序治理是夯实治理基础,推进新时代治理现代化稳步发展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乡村出现的"空心化"、人才流失、治理失序等问题,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更加充分和平衡发展的"拦路虎"。当前,围绕基层司法治理的实效性,梳理"枫桥经验"中蕴含的"无讼""自治"以及"实体正义导向"等本土文化传统,实行以人才"供给侧"改革为核心的乡村建设,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优化基层法治的治理路径,统筹培育多元主体共治的现代法治格局,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更是弘扬和发展"枫桥经验"的应有之义。     

社会转型期的稳定问题研究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稳定会呈现较大的不确定性。转型期的不稳定由多种原因构成且有其明显的特点。处在转型期的当下中国,应立足中国的实际情况,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治理之路:深化对转型期社会稳定问题的理解,实现由控制型稳定向流动型稳定转变;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切实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建立科学规范的社会治理机制,发挥社会组织在维护稳定中的作用;深化对社会矛盾和国情的认识,实现由富国到富民的转变;加强社会信息通道建设,使网络管理实现由行政管理向依法管理的转变。     

社区行政化与街居治理共同体

社区行政化具有复杂的实践内涵,"过度"和"不合理"的行政化对基层治理具有消极影响,合理的行政化则是基层治理的组织属性和治理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居体系在应对包括行政任务在内的治理实践中结成分工协作的"街居治理共同体",通过"应付—默许策略""适度博弈策略""梯度治理机制"等内在机制共同完成基层治理。"街居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是城市基层治理转型的结果,是基层充分进行组织动员、资源动员和社会动员,合理配置正式与非正式治理资源,简约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社会治理,同时策略性地规避风险的运作机制。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并非简单化的去行政化,而应以强化基层积累非正式治理资源的能力为基础,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提升国家治理的法治能力

在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转型的背景下,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主要依靠法治思维引领决策、调整社会关系,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虽然法律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但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要求,执政者应该高度重视法律能力和法治能力的提升,以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善于把党和人民的意志通过立法程序转变成国家意志,不断提升制度的实施能力。依法执政的法治能力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等多种能力形态,但目前来看,无论是立法能力,还是执法、司法能力,都存在不少的短板。对此需要运用法治思维、法律方法开启"法智",在重视逻辑、锻造法律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提升国家治理的法治能力。     

论地方政府的法治思维——以法治地方建设纲要为中心

法治思维是法治理念应用于法治实践时反映在实践者思维中的特殊过程。本文从地方政府对法治地方建设任务的不同安排入手,研究地方政府的法治思维。从已公布的八份法治地方建设纲要看,各地方政府的法治思维既有差异又有共性。就差异而言,地方政府的法治思维呈现政府-社会型、政府-公民型、政府-社会-公民型、政府型;就共性而言,各地方政府的法治思维均关注立法、行政、司法、法制宣传、权力制约与监督等内容。从法治的立场,该法治思维符合法治之要义,但需在实践中坚持并完善。     

链式治理结构:解释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的理论框架

为突破城市社区去行政化改革陷入内卷化的困境,需要反思基于西方经验产生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改革的可行性,也需要重新审视社区居委会行政化问题与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方向。从"条条"、"块块"、"国家"进社区三个维度去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职能社区化具有实践合理性,但这不必然导致社区居委会的行政与自治职能相互排斥与冲突。因为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形成的是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相衔接的链式治理结构,而非西方网式治理结构。因此,在转型时期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重点不在于以政府与社区分权为核心的社区去行政化改革,而在于建设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之间的制度化支持与衔接机制。     

中国地方治理的新模式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实践中,中国地方治理形成了一种整合治理模式,政府通过资格认定、精英吸纳、资源支持、项目化运作等方式,对市场和社会主体进行跨界整合,形成一种隐性控制机制。这一治理模式显著提升了地方政府能力,也存在政企联盟、社会运作行政化问题。推进简政放权、法治行政、责任政府建设,加快政府向社会赋权,已经成为新一轮政府改革的核心诉求。     

优化法院审判管理的新思考

优化审判管理是提升法院司法工作能力、法院法治推进能力和法院社会管理创新能力的内在要求。当前法院审判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审判管理权力的行政化,审判管理模式的程式化,审判管理组织的分散化,审判管理流程的模糊化和审判管理方式的陈旧化等。优化法院审判管理,应重塑审判管理组织,完善审判绩效考评机制,再造审判管理流程,创新审判管理方式。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势必带来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变化。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来审视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基层社会治理存在自治能力不足、依法治理理念不够深入、形式主义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化特征明显和多元共治机制不畅等问题。要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应该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下,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发挥法治保障功能和科技支撑作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协同各方治理主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商治理模式,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关于新形势下妇联组织加快转型发展的若干思考

团结和带领广大妇女群众紧密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充分发挥"半边天"作用,是各级妇联的重要职责。妇联组织抓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机遇,积极加快自身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这是适应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客观要求。当前加快妇联组织转型发展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工作定位上从行政化的机关向社会化的群众组织转变;组织架构上从传统妇联系统为主的纵向组织结构向纵横结合的立体化、多层面组织体系转变;工作方向上由当前的行政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推动妇女工作转型发展应坚持改革创新,具体采取以下措施:坚持政治职能,校准妇联工作方向;增加先进引领,着力构建妇联工作大格局;增强群众观念,筑牢群团组织生命力;抓牢"一根线",张开"一张网",建强组织体系。     

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制度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除了克服司法地方化,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外,又要避免司法行政化,还要体现省级党委的领导以及人大的监督。人事方面的司法省级统管主要通过省委、司法遴选委员会酝酿提名高级司法官的方式实现;而财政方面的司法省级统管则必须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我国应当在省级成立由外部参与的司法遴选委员会,以及司法预算委员会以克服司法行政化。     

法治视域下现代治理体系的构建

法治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治理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法治内容与法治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我国未来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方向。各国实践证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构建现代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同样,法治也是我国现代治理体系构建的重要基石。但是,法治社会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具有全局性与战略性。我国构建法治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路径是:坚持党的领导;以民为本;依法规范政府的行为;正确理解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健全法律体系;强化立法、执法与司法的制度配合。     

节俭型治理:传统、意涵和路径

追本溯源,节俭型治理在中国和西方都有特定传统。就节俭型治理的内涵而言,它是一种多元合作的治理、民主治理、法治型治理、人本治理和软硬结合的治理。同时,新时期节俭型治理具有理念细致化、视角微观化、内容多样化、方式多元化、结果有效化五个特点。实行节俭型治理,有利于保障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态良好,在全社会形成节俭风气,有力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加快推进节约型社会建设,不断完善立法和制度建设,加强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以及实行软硬结合的治理,可以在新时代有效地践行节俭型治理。     

社会治理需要遵循民主法治导向——对基层社区网格化社会治理的反思

作为城市管理创新的"网格化社会治理",是近年十分流行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但网格化治理渗透了"管制型思维",实质上有悖于法治与民主的方向,应当受到合法性考量。更优化的社会治理,必须发挥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建立法治导向、民主协商、文化融入的新型治理模式。     

关于中国司法行为行政化的理性思考

司法行为行政化违反了司法的构成和运行规律,造成了司法与行政功能上的紊乱。本文从历史文化、近现代的社会基础与当代司法体制分析司法行为行政化在我国形成的原因,并对克服司法行为行政化的解决路径进行具体阐述: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司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