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自治“盐田模式”研究

社区自治组织建设在我国目前仍处于试验探索阶段，业已形成四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模式，即，沈阳模式、江汉模式、上海模式和盐田模式。盐田模式是深圳市盐田区在城市社区自治组织治理体制上的一项改革创举。这个模式以“议行分设”为原则、“会站分离”为特点，实施“两会一站”管理体制。这个体制是盐田区政府自1999年开始历时六年进行了三次制度创新后的结果，于2005年基本定型，目前盐田区社区各项工作仍然在按这一模式运行：     

利益分化时代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研究——以广州、深圳“居站分设”模式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带来了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转变,我国已经进入一个具有非均衡特征的利益分化时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暗流涌动。在此背景下,通过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以实现利益协调与社会和谐就成为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城市社区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战略空间,正成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重要载体,其在城市基层管理和社会稳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议行合一"到"议行分设"作为地方政府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创新性探索,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运作绩效,但要实现更高层级的社区组织管理和社区建设目标,还需要继续推进制度创新。     

空间变革中“村改居”社区共同体的式微及再造

城市化实践促使"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变。介于城市社区与乡村社会之间"村改居"社区共同体形态已不同于传统乡村共同体。"村改居"社区的"居住空间"与"交往空间"的变革直接导致"村改居"社区共同体的社会资本流失、社会记忆离散及社区关联断裂等实践困境。为此,强化社区治理主体能力、借助市场力量辅助推动、凝练共享型社区"新传统"等成为再造"村改居"社区共同体的三个应对策略。     

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绩效评价问题研究——以长春市H社区为个案

本文以H社区为个案,对比了政府绩效考评与居民满意度调查两种评估过程和结果的差异,并从显性的绩效评价指标和隐性的社区治理结构关系两个方面分析了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政府的绩效评估重效率,轻效益;重有形,轻无形.这些特点根植于政府、社区自治组织和居民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政府居于主导地位,自治组织处于附属地位,居民评估主体地位缺失.基于此,建议以"强政府、强社会"为目标,确保社区公共服务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大力支持社会组织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活动,积极培育社区社会资本,进而实现政府与社区的合作治理,提高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的生成路径——基于优秀社区工作法的多案例分析

依托社区开展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是当前基层治理创新研究的盲点。从服务导向的社区治理创新过程和治理导向的社区服务创新过程以及创新要素分析,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得以揭示并确立。通过构建公共空间、公共组织和制度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的生成路径表现为：以公共空间营造与社会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组织和制度;以公共组织覆盖与职能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空间和制度;以制度供给与制度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空间和公共组织。这其中,公共空间、公共组织和制度分别呈现不同的运行方式。     

中小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职能研究——以河南省商丘市为例

社区是城市和社会的基本单元,构建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是建设和谐社区的重要前提和保障.目前我国中小城市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同发达地区、大城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应着力从强化社区服务监管、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培育社区服务民间组织和加强社区服务工作队伍建设几方面完善之.     

深圳“村改居”社区建设模式

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加快民生社会建设高度重视,社区建设作为社会建设的基本途径,将为推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的支撑。     

城市社区多元共治模式的建构——北京市“村居型”社区治理案例研究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以北京市"村居型"社区为个案,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秩序与和谐。     

社区治理模式中的民间组织现状分析

一、社区治理模式的提出与民间组织的兴起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中,国家力图改变过去对社会事务大包大揽的做法,希望通过权利的下放,使社区中各种力量参与到社区的治理中来,实现社区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社会资本的再创造,达到和谐社区的目标,"社区治理"这一概念随之应运而生."社区治理"指的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     

垃圾分类创新模式探析——以上海市程家桥三社区为例

上海市长宁区程家桥上航新村、警备区第二干休所、程桥二村三个社区垃圾分类的创新模式可归类为机制引领型治理模式、军民融合多元共治型治理模式、楼骨干代表的议事会引领治理模式。通过对这些社区垃圾分类的现状分析,可以了解社区各主体在垃圾治理中的作用,以及制约社区生活垃圾分类的瓶颈因素,探索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的有效路径,推动垃圾分类制度取得新突破。     

改革与创新:反腐倡廉模式从“+互联网”到“互联网+”的升级

"反腐倡廉+互联网"中的"互联网"是一种工具和信息传输管道,强调的是互联网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工具性;而"互联网+"则是一种能力或者是一种外在资源和平台,"互联网+"中的"+"讲的是融合与转型。反腐倡廉模式创新应该实现从"+互联网"到"互联网+"的转变,从反腐倡廉模式的设计阶段就融入"互联网+",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更加广阔的资源平台和新颖的思维方式。     

“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现状的调查与思考——以湖南省衡阳市为例

居于城市边缘地区的村改居社区是一种特殊的城市社区,它具有独特的文化形态。抽样调查表明,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总体较好,但也存在社区文化形式单一,质量不高、参与意识淡薄、发展不平衡等不足。加强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应该从社区和谐文化理念建设、社区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文化工作队伍建设、社区文化活动的可持续性、社区文化建设的长远规划等方面努力。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组织与权力——北京市“村居型”社区案例研究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论文以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前屯社区为个案,描述三元治理主体各自在社区网络中参与社区权力的分配和效能,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秩序与和谐。     

社区组织结构优化：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应然选择--以杭州“上城模式”为例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的有效对接、互动互补、多元协商的复合社会治理结构,为此需要理顺社区组织间关系,实现组织结构—功能的内在整合与机制优化。杭州市上城区通过搭建“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架构,尝试推动社区复合型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城市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围绕顶层设计科学化、社会组织“紧密化”、参与主体多元化、社会管理智能化、运行机制长效化等几个方面来推进。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社区”

“绿色社区”的提出是基于“绿文化”而引发的“绿色运动” ,其实质是把环境管理引入社区管理 ,它是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微观模式。本文在分析“绿色社区”建设基础网络、“绿色建筑”、“绿色消费”的基础上 ,提出了建立“绿色社区”和居民参与社区环境管理的公众参与运行机制。     

城市社区场域下准公共服务供给的“黑匣子”问题研究——以哈尔滨市供热为例

以城市社区场域出发研究准公共服务供给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哈尔滨市供热问题的深入剖析,探索出准公共服务供给中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主客体之间存在"黑匣子"盲区,这其中包括利益黑匣子和知识技术黑匣子,要穿越这个盲区政府必须转变角色,加强多方位的宣传,在服务主客体之间做良性沟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公共服务质量,数量低及主客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问题。     

公共服务标准化创新研究——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

公共服务管理一直是我国公共管理体系建设中相对较薄弱的环节。随着社会民众的民权意识逐步提升,公民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和平等意识逐步增强,对政府公共服务管理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为此,杭州市上城区开展了公共服务标准化的创新实践,目前在公共服务标准化体系标准规范的基础上还建立保障体系、信息化支持平台、绩效考评体系,有力地促进了体系的实施与完善,实现了"权力规范,效益与效率并行"的总体目标。通过对上城区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的经验进行总结和研究,可以认为当前公共服务标准化工作中仍然存在理论基础有待加强、社会公众认识与支持度有待提升、标准适用性与操作性需要强化和标准实施监督机制参差不齐的问题。为此我们提出,政府可以加强理论研究,争取政治支持,培育共同参与的社会各方力量,健全公共服务标准的监督机制。     

“候鸟式”养老群体的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分析——以三亚市为例

"候鸟式"养老群体是现阶段我国养老压力失衡和多元养老模式发展不健全背景下出现的特殊流动群体。随着我国老年人口增多、传统养老观念转变以及迁入地气候资源环境优势,这一群体呈现规模扩大化、需求多元化、影响矛盾化等发展趋势,而其中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候鸟式"养老群体的公共服务需求与迁入地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变得日益凸显。这一供给矛盾亦可以看作"移民式"养老前期阶段所暴露出的潜在社会治理风险点,对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既有的治理体系提出挑战。基于对三亚市的调研,分析其在公共服务供给中面对的问题和困境,发现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难以满足这一新兴群体的需要,政府缺位和社会补位不足是矛盾背后的深层原因,为此,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鼓励社会治理体系中各个主体的应然性补位,促进社会养老模式的发展。     

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政策网络治理——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模式为例

随着我国老龄化态势的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日益成为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将部分养老服务职能转移、委托和分解给专业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将政府购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实践置于政策网络中,分析内在治理机制,探讨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关联很有必要。研究发现,政府购买社区居家服务实践中存在政府主体与服务供给主体互动不足、政府主体对需求主体保障不足、服务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匹配失衡等问题。对此,从优化合作机制、强化激励机制、完善监督机制、健全福利保障机制、畅通诉求表达机制、转变服务供给机制、建立需求评估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提高政府购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治理水平和服务效率。     

关于民族社区公共服务建设情况的调查研究——以临夏市水泉社区为例

甘肃省临夏市水泉社区位于甘肃省临夏市,是典型的人口结构复杂的少数民族聚居社区。本次调研活动通过对水泉社区公共服务建设的亮点工作进行经验总结,并发放调查问卷,切实了解该社区公共服务建设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而结合居民的实际需求,为解决该社区公共服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