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信任与为何信任?——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现状与来源的实证分析

本文旨在从政治信任类型、政治信任稳定性、政治信任来源等方面全方位考察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样态,以期从一个侧面回应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理论论争。为此,以期望和风险为核心理论视角,以东亚民主化调查中关于中国大陆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当代中国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要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对于政治体系执政能力的信任要高于其为民执政意愿与品质的信任,存在着"中央-地方"与"能力-意愿"双重差序信任格局;当代中国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更多倚重于政治体系的过往声誉与当下的表现,而不是依据是否存在对政治主体的失信惩罚机制的判断,公众的政治信任稳定性不高,比较容易因为社会事件和思想风潮而出现波动;在政治信任来源方面,公众对政治体系治理绩效的感知和儒家文化传统会影响公众的政治信任,但是,公众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更大,是公众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基于上述统计结果,发现学界对政治信任的粗线条或"省略式"测量是造成政治信任水平测量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治信任模式的根本分野及演进逻辑

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可将政治信任划分为传统、过渡和现代三种模式。政治权能结构和制度化水平决定了传统与现代政治信任的根本分野为信任结构中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的权重。传统人格信任向现代制度信任演进的基本逻辑是: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政治逻辑的形成和国家制度成长;演进的基本轨迹为:人格信任日益消解,制度信任逐步成长,并最终实现人格信任的制度化。这在根本上是凭借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特别是制度化不信任体系建设来实现的,主要表现为提高政治预期、降低政治风险两种机理。搞清楚政治信任模式的分野与演进逻辑,对中国转型社会政治信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政治信任的结构与政治文化起源——基于潜在类别分析

根据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的数据,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结构从潜在类别分析的角度来看,可分为四类:政治普遍信任、政治信任态度模糊、执行性政治不信任、象征性政治信任.采取多分类逻辑斯蒂回归的方法验证了影响政治信任结构的两种解释路径:理性选择路径与政治文化路径,最终可发现包括威权主义价值观、政治效能感在内的政治文化因素显著地影响不同政治信任态度的形成.     

制度化不信任:内涵、理论原型和意义

制度化不信任是内化了不信任的政治原则和政制形式,包括现代民主体系中的合法性原则、定期选举与公职任期制、分权制衡、多数原则与集体决策、问责政治、传媒自主和公开透明等。权力的工具性和人性的"幽暗意识"是制度化不信任的理论原型。制度化不信任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保障公民权利、建构优良秩序、创设合理程序等促生现代政治信任。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信任关系初探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信任结构可以分为双向人际信任、要素信任、认知信任及情感信任等;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信任的主要功能是促进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人际关系发展、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化与外化的转化及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信任出现了危机,因而,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信任关系的培养与建立。     

政治信任的逻辑起点及战略选择

作为政治合法性逻辑起点的政治信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显得尤其重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对急剧变革的中国社会来说,政治信任很容易受到干扰和动摇。因此,追寻政治不信任的产生根源,考察政治信任的逻辑结构,应该把根本制度和机制剥离开来,消除把政治信任置于机制之上的误区;应该把制度功能和角色功能区分开来,消除把政治信任置于角色功能之上的误区;应该把整体的政权、政府同具体的政府部门区分开来,将政治信任的基础构筑在对整体的政权和政府的评估上,防止政治信任在具体单位和部门的失误中流失。     

政治信任与村级民主的路径——以C县和T县四十个村为例

政治协商或沟通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发展村级民主需要在各主体之间形成经常性的协商或沟通。当前,村级民主的困境由协商和沟通不畅所导致,归根到底是由于各主体之间政治信任的缺失,主要表现在:第一,基层政府或村选委会对选举的操纵和干预;第二,选民的政治冷漠。本文以C县和T县四十个村为分析样本,力图表明重构政治信任是当前村级民主走出困境的重要路径。     

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

现代社会的媒体已成为公共领域信任关系的中介。公众对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可能对政治信任产生复杂、多元的影响。本文总结出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两种影响路径:直接的认知效果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果,并分析互联网作为公众政治认知、互动、表达和参与的媒介,对其政治信任水平的可能影响。对一项2010—2011年全国性公众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和电视与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具有不同的政治涵义。当控制住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后,在网上接触海外"另类媒介"越多、网上公共事务参与越频繁的公众,其政治信任水平越低;但网上政治信息获取、政治互动和表达与政治信任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研究还发现,传统媒体在"涵化"公众政治信任方面的功效极其微弱,体现出新媒体互联网对传统媒体政治传播效果的"挤迫效应"。本研究的结果提请相关管理部门以互联网为平台展开有效的政府-公众沟通,以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未来研究有必要采用随机样本,同时需要对政治信任概念的测量更加精细化。     

社会融合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信任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移民群体,社会融合状况是考察该群体政治信任的关键因素。描述性统计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信任处于较低水平;回归分析表明,经济融合、社会关系融合、文化心理融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信任均产生了一定的显著影响,但作用方式存在差异,凸显了社会融合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信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维性。     

农民工政治信任的现状及其提升对策探讨——基于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的调查

政治信任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黏合剂,农民工在我国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群体,其政治信任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社会政治稳定。相关调查显示,当前我国农民工整体的政治信任水平偏低,并且具有在不同层级的政府间差异较大、认知基础比较模糊和新生代农民工政治信任度低于第一代农民工等特点。对此,我们需要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来提高其政治信任度:以提高最低工资为基础逐步增加农民工的收入;充分发挥网络在农民工中的政治传播功能;适度加强对农民工信任网络的整合。     

传媒对大学生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合肥市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我们对媒体与大学生的信任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大学生印刷媒体的总体性使用对他们的政治信任有积极的影响,但网络媒体的总体性使用对他们的社会和政治信任的影响却是消极的。多年来,中国传媒研究者有关媒体政治、社会效果的研究,一直存在着媒体宣传动员效果和宣传回飞镖效应的争论,但本研究的发现既不完全支持前者。也不完全支持后者,我们还对相关的发现进行了讨论。     

加强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策略研究

从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入手,分析信任在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探讨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存在的危机,并提出加强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对策:全面提高教育主体的素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客观、可靠;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多样化;用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学生。     

政治信任研究的框架、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

政治信任是政治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伴随政治信任的研究深入,它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政治信任的基本分析框架包括政治信任施信方、被施信方、大众媒介和外部环境这四个相互链接的有机整体。政治信任研究是不同学科的理论不断交融的结果,包括理性选择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与政治沟通理论。不仅如此,政治信任对现实政治有着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增强政治合法性、促进政治稳定,增强公共政策效率、提升政治绩效,形塑政治文化。     

转型期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表征探析

政治怀疑、政治冷漠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主要表征,它不仅折射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渐趋增强,而且对我党执政基础的破坏性影响也越来越严重。为此,地方政府唯有在未来的执政过程中建设一个高效廉洁、关注民生、诚信守责、民主法治的政府,有针对性地化解公众信任弱化危机,才能赢得并巩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可持续信任。     

转型期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表征探析

政治怀疑、政治冷漠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主要表征,它不仅折射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渐趋增强,而且对我党执政基础的破坏性影响也越来越严重。为此,地方政府唯有在未来的执政过程中建设一个高效廉洁、关注民生、诚信守责、民主法治的政府,有针对性地化解公众信任弱化危机,才能赢得并巩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可持续信任。     

政治信任测量的比较与分析——以澳门为研究对象

为比较和分析政治信任两种测量方式的含义,对2010年澳门居民的实证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基于文献,作者提出了政治信任的两种测量方式:直接测量是较为抽象地理解居民对政治系统的一种信念和态度,间接测量是对政治系统行为等更为具体的评价。研究发现,直接测量结果显示澳门居民的政治信任度较高;间接测量则显示澳门居民的政治信任偏向否定。说明澳门居民当前虽然对政治系统还抱有较为正面的认可态度,但从具体行为的评价上来说并不乐观,澳门特区政府应保持警醒,并注意取得民众对基层的信任、政策的信任和官员的信任。研究也证实,政治信任的直接测量更倾向于社会化模型的解释,而间接测量则更倾向于政府绩效的解释,即政治信任的不同测量方式对解释其影响因素是有显著不同的,以后的实证研究应注意这点。     

就业问题对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影响

随着当前经济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就业难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民政治信任的较为突出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就业难问题对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影响，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大学生就业难，直接影响了大学生对政府工作的不信任、出现政治冷漠现象。为此，必须从国家、社会、学校和大学生自身四个方面努力，切实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提高大学生的政治信任。     

论政府对民众的信任:概念、假设与验证

信任是一种双向互利的关系,政府对民众的信任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同等重要,如果忽视了政府对民众信任水平问题的研究,那么,旨在提升民众对政府信任度而建构的理论体系就是不完整的,意在增强政府公信力和合法性的策略也会有失偏颇。基于此,文章在构建政府对民众信任理论假设和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实证调查的数据来验证。结果表明,政府官员的信任倾向性越强,作为整体的政府就越信任民众;政府对民众的普遍信任度越高,就越能相信民众公共参与的品质与能力。因此,要提升政府对民众的信任,更多的责任还在政府身上。     

构建乡村和谐政治关系之信任基础研究

当前,农村政治信任的构建已成为事关农村整个政治文明建设成败的重要课题。因此,此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关注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许多学者的高度重视,一些地区还在实践上作出了宝贵的探索。本文认为,要重建农村基层的政治信任,必须理清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村级自治组织之间、农村基层党支部与群众之间、村官与村民之间等各种关系。当前,不管是从农村基层政权、中央政府方面来说,还是从村级自治组织、村民方面来说,都存在着不少影响政治信任构建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将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对于重建农村的政治信任具有重要的意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信任社会资本培育探析

信任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的一种类型,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进行信任社会资本的培育,能够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增进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沟通协同,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然而,当前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培育信任社会资本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如信任社会资本培育存在自发性,高校进行党的信任社会资本培育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信任社会资本在高校中的群众基础薄弱等。因此,需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功能强化法规和道德教育,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功能增强党的信任社会资本,注重发展学生社团组织培育信任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