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合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信任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移民群体,社会融合状况是考察该群体政治信任的关键因素。描述性统计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信任处于较低水平;回归分析表明,经济融合、社会关系融合、文化心理融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信任均产生了一定的显著影响,但作用方式存在差异,凸显了社会融合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信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维性。     

试论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观——以社会互动为视角

恋爱和婚姻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课题,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对婚恋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何认识与评价,不仅会影响其婚恋行为,甚至会影响其一生的进程。而恋爱、婚姻不仅是一种个体行为,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势必会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的制约,使之带有一定的社会性与时代性。近年以来,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逐渐发展壮大,其生活发展状况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有利于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以新生代农民工为视角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培育新生代农民工良好社会心态,是当前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又是一个薄弱环节。因此,客观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心态失衡的成因与社会影响,积极营造优化社会心态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及其治理

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分析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主要原因,探寻合理规范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由非制度化走向制度化的路径,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遭遇严重的冲击和挑战。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来看,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模式中,婚姻的内在吸引力日渐弱化,婚姻替代吸引力不断增强,农村婚姻解体的社会成本有所下降,婚姻离散的风险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婚姻的稳定性。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的现状、原因与对策——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

文化生活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他们的文化生活值得关注。根据2013年浙江省宁波市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城市文化生活总体上处于相对贫乏状态,其主要原因是农民工收入低下,得不到充分的社会保障,生活压力较大,用于文化经费的开支不大。应从多方面采取措施,从制度建设入手,改善农民工的城市文化生活环境,促进其社会融合。     

刍论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以建设和谐社会为视角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农民工群体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政治参与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农民工的非制度化参与正消解制度化的参与,长此以往势必酝酿巨大的社会冲突,对此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福利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调查显示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福利主体缺位,文化福利资源获取困难,文化供给形式单一,普遍处于"文化福利"缺失状态。为了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需要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基础上,通过政府、用人单位、社区、文化市场等福利主体共同努力,创新文化福利资源供给方式,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福利"体系。     

社会管理创新视阈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探究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对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应然回应.随着城市化进程而产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这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路径是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准确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困境,立足于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积极探索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综合运用多种教育方法,多角度地开展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管理中的功能和作用.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性不可忽视

农民工在整个社会中处于边缘性的地位,不仅表现在经济、社会、文化等生活方面,同时也表现在他们的政治生活方面。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不仅是流动人口的自身权利,也是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其参与状况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也关系到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     

推进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近年来农民工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从现状看,农民工并未较好地融入城市。就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而言,无论是参与制度、参与能力,还是参与质量都有待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既是农民工政治诉求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障农民工权益的重要途径。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质量关系国家和谐稳定的大局,必须高度重视。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直接影响到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状态,是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在对合肥市48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数据信息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规模小,网络构成同质化的特征依然明显.除社会环境因素之外,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也是导致其现有社会支持网络格局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从政府部门、社区、社会组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多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加以构建.     

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广义文化系统演化视角的探索

随着农民工步入城市,其带来的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融合成为新型城市文化。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就是在新型城市文化以及其他居民构成的外部环境中,新生代农民工随着经验积累调整自身行为以获取更高适应度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有效的互动渠道、相互协调的文化适应策略以及良好的文化环境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度的关键问题。打破个人资本积累恶性循环、正确对待乡村文化、构建良好的文化环境等,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度。     

社会流动视域中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问题研究

在当今社会流动的过程中,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步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支生力军。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加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但就整体而言,他们在适应城市工作和生活方面还有很大欠缺。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在城市立足,我们应该为他们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并且在政府、社会各界的帮助和他们自身的不懈努力下,加强对他们进行人文素质和知识技能的教育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实证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2010年中央—号文件中新生代农民工首次出现在政府的官方报告中,其中报告指出应该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力度.我们可以把这个群体界定为—群由1980后和1990后构成的农民工群体,这个群体已经占有全国百分之六十的农民工份额.本文对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进行系统的社会调查基础之上,面向社会共发放了1500份调研问卷,其中主要的问卷调研对象为新生代农民工最密集的地方——富士康,在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中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基于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的视角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收入、工作强度、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险均有正向影响。中介效应机制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可以有效调动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其中人情资源能够直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而信息资源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果存在"门槛"效应,只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发挥显著促进作用,对受教育程度较低和仅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并无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提升其就业质量,既要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也要努力拓展社会资本。     

少数民族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初探——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出现了1.5亿农民工,这些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但是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新生代农民工逐年增加,犯罪问题也日益突出,这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棘手的社会难题,处理不好这个难题,势必会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国家的稳定繁荣。     

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意愿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

出生在1980年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渐取代第一代农民工,成为进城务工人员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年龄较小,多数人未婚,受过较高的学校教育。在职业选择上,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倾向于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工作;在择业或就业中遇到挫折时,新生代农民工也更具灵活性;对于自身未来的发展,新生代群体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和就业时,会遇到来自社会、用人企业、自身能力不足等方面的压力。     

社会排斥视域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农民工群体开始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城镇农民工的核心群体。但是他们也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多方面的社会排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严重影响了其融入城市的进程,带来了一系列消极的社会影响。为此,必须采取全面的反社会排斥对策,逐步消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困境与路径

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农民工具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权利。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现阶段,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热情较高,但参与水平总体较低;现有的政治制度为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总体上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法律化程度不高。解决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问题,应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自治制度、健全听证制度和信访制度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