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取消“四大”与发扬民主

<正>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五七年整风反右中出现的一种群众斗争方式。在当时,这种斗争方式是用来“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自此以后,“四大”被肯定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加以运用。在文化大革命中, “四大”登峰造极,在茫茫神州,捲了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深入各个领域,波及远乡僻壤。七五年召开的四届人大和七八年召开的五届人大,把“四大”作为公民的民主权利,写上了宪     

走进“全国道德模范”厉莉的心灵深处

被评为“道德模范”的任何一个人只是“道德模范”的载体，社会要通过赞扬这个载体，宣传一种价值观。选评“道德模范，，的最终目的不是表扬这个载体，而是弘扬从这个载体身上折射出来的人性中的真、善、美。当你在‘配’和‘不配’这个层面上思考“道德模范”问题的时候，还是在进行着名利上的竞争和比较，还是在将“道德模范”这个荣誉当成一个稀缺资源或者利益去争夺，而不是当成责任去承担，如果是这样，     

法律不能强制执行道德——由“黄碟案”和“换偶案”引发的思考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这句话说明了法律是道德的体现,是最低程度的道德.但同时也会让人疑惑——认定某一行为是否违法、罪与非罪的考虑因素之中是否渗透着对行为道德性的评价？法律能否强制执行道德？本文结合哈特《法律、自由与道德》一书对“夫妻黄碟”和“南京教授换偶”案所涉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思考与回答.     

重庆官员的“年终大考”

众目睽睽之下，主席台之上，那些昔日只需“带着一双耳朵来开会”的区县党政“一把手”，这次却被邀请到了台上，并要求“端出”自己烹制了一年的经济工作的“蛋糕”，大与小、好与坏，任人评说。在2009年12月21日召开的重庆市经济工作会议上，每一位参会的区县领导，都经历了一场让人难以忘怀的考试。     

道德与法律的理性建构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随着经济体制的革命性转换,人们的道德观、法律观、以至人生观、世界观都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人们的社会心理平衡正逐渐打破并向新的心理平衡过渡。在社会日趋商业化,人们生活日趋消费化的今天,道德的问题越来越困扰着人们。有人慨叹:纯朴美好的道德在现代社会堕落了！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的新闻宣传机构大肆地宣传“爱心”与“道德”,但总是摆脱不了“一阵风”的怪圈。对物质贫乏的恐惧导致了人们对物欲的狂热追求,在“占有”的生存方式逐渐成为大众的生存方式的现代中国,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道德到底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上呢?     

论政治运行中的人伦关系与道德基础

政治的静态结构如组织、制度、法律、政策等,是政治过程的物质载体,同时也是政治运行的客观基础.但是,政治的原理及其结构安排既基于政治之基本要素即“人”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正是因为其“人”的要素而被赋予了复杂的意义.这其中,关于政治过程中人伦关系与道德基础就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一定社会的人伦关系和道德基础孕育着一定的政治行为主体,使其在政治行为中不可避免地打上其人伦关系和道德基础的烙印;由此,现代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规则,也必须以既定的道德基础和人伦关系为依据.以积极的取向充分发挥道德基础和人伦关系在现代政治中的作用,对于政治的稳定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法治的主体与主体的法治

尽管法治是“一个无比重要、但未被定义，也不能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①，但是法治是运用法律治理国家的方式的观点毋庸置疑。是主要运用法律还是主要依靠贤能的个人及善良的道德教化治理国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法治”与“人治”的最初分歧。在法治的这一逻辑起点...     

道德与法律之权衡

在社会实践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非常密切,往往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给人们以强烈的冲击,佛山“小悦悦”事件再次让人们的视线转移到了道德与法律上来,是道德的失衡还是法制的不健全?人们陷入激烈的讨论与深思当中,人做为社会人,生产生活当中时时、处处受着道德的规制和法律的束缚,“道”无边际,“法”亦可循,我们应该如何权衡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就“小悦悦”事件发表个人关于道德和法律之浅见.     

成也青天,败也青天

在过去,包青天曾经是一个人;在今天,“包青天”象征着一种腐朽的法律体系与理想的政治道德的结合体。“包青天”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包青天”代表着民间百姓对政治道德与法律制度的看法、态度、心理与观念。民众看透了官员的腐败,民众看透了法律的落后,因此自然会怀念起包青天。当然也有人说法治社会仍然需要包青天。不错,任何时候,不管法治发达到什么地步,人类社会总是离不开优秀政治家、公务员和司法官身上的道德素养。但是政治道德与法律制度毕竟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在功能上互相替代。从政治道德意义上讲,“包青天”代表国…     

网络编辑:我们在反思

昨天是“女子虐猫”,今天是“铜须”,明天会是谁?作为一线接触这些网络“大字报”事件的网络编辑们,在网友的“口诛”盛宴后也开始了冷静的反思。     

政治权术与政治道德

权术和道德被认为是政治实践和政治理想两者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千百年来,思想家们致力于两者关系的研究与分析,大致形成了两大阵营,大多数人都崇德贬术,但也出现了因《君主论》所表达的政治权术思想而被标签为“罪恶的导师”的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无道德”论,他提出“一位君主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就应该完全摒弃道德,利用权术,采取软硬兼施、背信弃义的手段双管齐下”.本文通过对马基雅维利“政治无道德”论的分析,提出了政治权术与政治道德的相互融合应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将对处在转型时期的我国的政治道德建设具有良好的借鉴作用.     

论唐律对封建官吏选任考核制度的维护

选拨并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是达到良好吏治的基本前提条件,在封建政治制度下,这一点同样重要:历代封建统治都十分重视官吏的选任,严格规定了官吏的选任原则、制度和选任不实的法律责任,以保证选拔合格人才,防止昏庸无能、奸邪贪佞之辈进入政权机关.秦朝法律有“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①“置任不审、皆耐为候”,②“除士吏、发弩啬夫不如律,及发弩射不中,尉资二甲”③的规定。被任用者如有违法犯罪行为或不符合任官条件的,保举和任用他的官史要负刑事责任。秦律中的任人不善或置任不审,在汉律中发展为“选举不实”罪,汉明帝诏曰:“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④汉安帝诏:“自今以后     

孔子的“仁智统一”说及其现代价值

孔子以“仁”为核心的理想人格学说中的最本质的东西，是“爱人”与“知人”的统一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一致的思想。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展开，又包含着道德理想与人的知识水平、智慧力量的相互依存与统一，同时还包含着道德信念与情感、意志的统一。正是孔子的这一“仁智统一”说，奠定了儒家主体人格修养论的基础，影响所及，对于形成中华民族的精神与品格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对传统文化多一份尊重”

孙悟空跟白骨精谈恋爱，武松爱上潘金莲，就连我们的“诗圣”杜甫也曾成为被恶搞的对象，这种“无厘头”的“创作”失去了基本的道德判断和是非观念，正邪不分，真假难辨，粗俗不堪，无聊至极。“当‘搞’的对象被不乐意地丑化或被传统道德不接受的时候，‘搞笑’就成了‘恶搞’。”当恶搞的对象是历史传统文化，还“风靡一时”，受人“追捧”的时候，就危险了。     

诚信税收:公民道德、政府信用与社会和谐

诚信,自古以来就是(?)民族的基本道德规范之一,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两千多年前, 诚信已被儒家视为“进德修业之本”、“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在西方,早在罗马法中,诚实信用作为道德领域的规范就己被引入到法律领域。今天,无论是作为道德领域的规范还是作为一个法律原则, 诚信都要求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尤其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时,必须做到诚实和守信。     

道德世界的幸福何以可能

道德作为人存在的基本维度和生活方式,是以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为前提的.生活过程的实质,其实就是使自己活得更幸福.道德与幸福只有实现统一,才能达至最完满的善,其实现需要社会至善,即造就“德”一“得”相通、善恶报应、公正合理的社会.伦理学的使命,应是确立德福一致的道德信念,提供追求社会文明合理性的价值理性和价值力量.     

要坚决破除“潜规则”

据报载,今年“两会”期间,正当代表、委员们为药价高、看病贵问题“寻根探源”之际,在某市儿童医院,却发生了这样的事:一名医生在接受医药公司销售人员药品回扣时,被几名记者当场“抓拍”。在现场还发现,销售人员身上竟有50多个“红包”,上面分别写着不同医院工作人员的名字,并承认这些“红包”是药品回扣,还振振有词地称这是“潜规则”。这是一起典型的商业贿赂行为!此举不仅为道德所不允,更是违纪违法行为。但时下却在部分地区和行业被“认同”为合乎情理的“潜规则”,实在是荣耻不分!上述行为,大概仅是发生在医药购销领域内的“冰山一角…     

规范性政治哲学的道德基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继承苏格拉底的伦理反思,拒斥习俗主义,把国家与社会统一于道德之中,并以道德统摄城邦政治和社会生活。政治对人的要求是“应当做……”,所以,我们将它概括为“产生于道德的政治哲学”。亚里士多德则把政治看作是道德实践,将政治与社会分别开来,政治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善,它对人的要求是“能够做……”。所以,我们把它概括为“产生道德的政治哲学”。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共同奠定了一切规范性政治哲学的道德根基。     

道德滑坡期法律的角色扮演和“道德条款”的适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的道德观念难免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我国这个道德大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鲜事物,也带来了新的观念、新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它们当然也无可避免地与传统观念和行为模式发生激烈的冲突,在不断的碰撞中,传统的道德观念不断被改变甚至完全摒弃,出现了道德的严重滑坡.那么,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应该站出来,扮演维护优良传统道德的角色,特别是现有法律中的“道德条款”,应积极发挥作用,本文就道德滑坡期法律的角色扮演和“道德条款”的适用进行分析和探索,在理论研究上,在法官判案的实践中都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关于树立法律权威的思考（二则）

法律权威是法律得以施行的必要前提。没有权威的法律苍白得像一张纸。列宁曾经深刻指出：“宪法是一张写满人民权利的纸。”宪法如果没有权威人民的权利就是一纸空文。纸是一阵风可以吹掉的、一把火可以烧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张纸写的大字报就可能剥夺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甚至国家主席的基本权利。当年刘少奇面对看管他的人手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高声叫喊：“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不能剥夺我的权利。”但是，这份曾被他称为“工具”的宪法已经成了废纸，他甚至无法保护他作为一位公民的权利。有的人不仅公民的权利被剥夺，甚至连做人的权利都没有，只能做“牛鬼蛇神”，打翻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这时候的纸质法律已在狂热的烈火中化为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