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的主要议题

此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主要讨论和解决诉权与审判权、检察监督权与审判权、社会参与权与审判权、调解权与审判权以及执行权与审判权之间的关系。《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权力配置所环绕的轴心是审判权，其基本的思路乃是对审判权的制约和监督。诉权和审判权是诉讼中的一对矛盾范畴．它们之间既有统一性的关系，     

论民事检察权的理性演绎——以《民事诉讼法》修改为视角

以诉权、审判权相互契合为内核的民事诉讼制度是利益分配的主要平台,当带有鲜明国家干预色彩的民事检察权回应社会需求介入该场域时,应保持理性,具备存在的正当性和运行的适当性。为此,通过考察民事检察权的过去和现在,剖析正当性的历史渊源及现实依据,进而转变理念、完善机制、规范手段,能动化解应然与实然间的分离,满足适当性要求,实现权力与权利的有效表达与整合。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新发展——纪念《法学》复刊30周年·名家论坛(二)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展了证据的概念和种类,比较系统地初步建构了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了证据问题也是程序问题的科学命题,实实在在地把刑事证据的适用程序法定化、条文化。这是全面准确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贯彻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依法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重大举措,更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它将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从药家鑫案看刑罚的殃及效果和罪责自负——纪念《法学》复刊30周年·名家论坛(一)

刑罚总是会以某种方式波及或连累罪案的另一类受害人——罪犯的家人。为适度限制严重的殃及效果,中国社会长期实践并获得广泛接受的一个惩罚原则是,即使死刑罪有应得,但当罪犯是独生子女时,在某些案件中,可略微减轻罪犯的惩罚。当代中国可以借此进一步丰富罪责自负原则,从理念层面更多转向经验层面,这也是针对中国目前独生子女政策实践和刑事和解实践的必要刑事政策调整。     

论民事检察制度的完善——以《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方向为视角

由于立法缺失及司法依据的冲突，我国的民事检察监督范围局限、方式单一、民事检察制度发展缓隧。2007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我国的民事检察制度有一定的推进作用，但并未构建较为完整的民事检察制度体系，需推动《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改以完善我国的民事检察制度。     

比较法视野下鉴定启动权对诉权的保障——兼论新《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

民事诉讼中的鉴定启动权是鉴定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诉讼权利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障当事人诉权的重要手段。新《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诉讼中的鉴定启动程序作出了新规定,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符合建立现代民事诉讼鉴定制度的客观要求。以解读这一修改为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民事诉权的实体涵义及程序涵义探讨其缘由和意义,能更好地诠释民事鉴定启动权对诉权的保障作用;从比较法的视角探析民事鉴定启动制度,可以预测我国民事鉴定的未来走向;在分析其证据属性的基础上构架启动程序,细化申请的审查标准,增设救济程序,可以为司法鉴定的立法和新民诉法司法解释的制定提出建设性意见。     

浅谈《民事诉讼法》修改后对民事抗诉条件及抗诉标准的理解与适用

民事抗诉条件是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行使民事检察监督权，向法院提出抗诉的基本依据。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原法”）第185条规定了民事案件的4项抗诉条件；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法”）明确、具体地规定了13项抗诉条件。这些抗诉条件的规定既是对检察机关进行抗诉的授权，     

论我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发展——以《民事诉讼法》修改为视角

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是实现法律监督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拓宽了检察监督的范围,将监督触角延伸到民事诉讼活动的各个环节,实现了从有限监督到全面监督、从实体监督到程序监督的扩展,呈现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多元化监督的新格局。     

论民事再审程序启动的诉权化改造——兼析《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49条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审判监督程序的章名下规定了再审制度,而再审制度本质上是为当事人提供的一种特殊的救济制度。1991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意义重大,标志着启动再审诉权化的开始,具有使再审制度回归其本质,促进再审制度立法发展与完善等积极功效。《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49条规定了向法院申请再审在先,向检察院申诉在后,是启动再审程序诉权化改造的继续。这一规定既有利于再审程序启动结构的合理化,也有利于检察机关更好地在民事诉讼中发挥作用。     

民事鉴定程序问题的应对与完善——以《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基点

在我国,鉴定一直以来均作为证据种类之一而并未采行证据方法和证据资料之认识,以至于在证据篇中并未重视鉴定之程序性规定.2012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基于保障当事人之程序主体性,新增规定赋予当事人鉴定程序启动权以及鉴定人合意选择权,同时,明文强化鉴定人之出庭作证义务并对其不出庭规定了制裁手段,但相关规定稍显粗糙且存理论上之缺点和盲点,有待加深认识并以期获得完善.     

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有关检察监督的若干问题

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对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的修正,固然将目前在实践中比较成熟的抗诉、检察建议这两种监督方式通过修正立法予以了确认,但同时这种修正也使得检察监督的方式成为封闭性的,建议将本条修正案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以检察建议、抗诉等方式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修正草案规定调解书只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形下,检察机关才可予以监督,建议放开检察机关对调解的监督范围,与法院系统内部对调解的监督范围相一致,只要检察机关发现调解书违反自愿原则或其内容违反法律的,均可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抗诉。修正草案中要求当事人先穷尽向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的救济途径,才能再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建议删除这一规定。     

诉讼与非诉讼程序衔接的若干问题——以《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切入点

近年来,我国人民法院积极承担了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构和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使命。2009年,最高法院与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调解、仲裁等实务机构、社会团体和行业协会相互协作,制定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健全诉讼与非诉讼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     

论民事审判监督置换为民事诉讼法律监督司法规律的法制归位(上)

一、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层次解析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体系化的构筑是建立在监督权力运行的结构价值区位要义基础之上的,属于法律监督权的"顶层设计"。第一层级立法价值设计——法律监督。从宏观法律监督的涉围上看,具有广域性:即法律监督制度应当建立在不同的层面上,最高层面应是建立权力监督机制、第二层面应是建立公益诉讼监督机制、第三层面才是普通诉讼监督机制。其狭义性表现为:理念、诉讼价值取向、诉讼功能效率。从微观法律     

论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修改与完善——以新《民事诉讼法》为视角

新的《民事诉讼法》对鉴定制度做出了重大的调整与修改,这对于提高司法鉴定的质量、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提高法官证据采信能力、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均具有重要的价值.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应当通过限制法院依职权直接选任鉴定人、明确鉴定人出庭质证和对异地鉴定人出庭质证等措施加以完善.     

非讼民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若干问题研究——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38、39条

为解决非讼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多个司法解释。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将非讼调解协议纳入司法审查的范畴,不仅是对新形势下解决民事纠纷实践需求的回应,同时也从立法上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确保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实效性。     

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完善与发展——结合《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思考

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有利于鼓励当事人选择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有利于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2010年通过的《人民调解法》第33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     

法院院长职权结构优化论——基于《法院组织法》与《民事诉讼法》衔接的考量

法院组织理论与诉讼原理具有深刻内在联系,从《法院组织法》与《民事诉讼法》相衔接视角考察我国法院院长职权的层级结构,可以为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大陆法系普遍认可法院院长具有适度的司法行政权,并以不侵害审判核心事务行使为前提。就我国现实而言,法院院长职权重塑的逻辑前提是审判业务与司法行政事务科学分类。对法院院长职权应划分为审判职权、司法行政职权。在审判职权行使方面遵循与法官同权原则,限制院长程序性决定权,确立院长审案分案的一般规则及动态调整机制;司法行政职权则应保持谦抑,开列院长司法行政职权清单有助于预防权力跨界。     

关于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有关“检察建议”规定的若干问题

"检察建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新近确立的一种检察监督方式,从法律规定应当科学、合理,以及适应检察监督实践的角度上看,对于这种新的检察监督方式,立法上除了应当明确其个案监督的性质、基本特征外,还应当从"检察建议"的适用条件与事项、"检察建议"程序上的强制力,以及赋予被建议方异议权等方面做必要的完善。     

论涉外海事仲裁协议与财产保全——兼论对《民事诉讼法》有关条文的修改

1991年4月9日颁布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民诉法””)以《195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1958年纽约公约”)为背景,明确规定了我国国际商事(包括海事,下同)仲裁裁决的终局性和执行方式(第259条),人民法院裁定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后的补救措施(第261条)和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在我国的执行方式(第269条)等。     

我国民诉法修改的若干问题——兼评《民事诉讼法专家修改建议稿（第三稿）》

事后不可罚行为是指,在状态犯的情况下,主实行行为完成以后,在原法益的范围内又实施的一个对主行为所造成的不法状态加以保持或者利用,未侵害新法益的行为.事后不可罚行为在国内刑法理论中较少讨论,在国外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争议比较大.不论是法律竞合说还是构成要件解决说,都不能对事后不可罚行为进行合理恰当的解释.本文通过对我国刑法理论的吸收犯进行改造,将事后不可罚行为纳入吸收犯的范畴.并在此基础之上对该行为的基本特征和形态进行了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