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化的创建

<正> 近年来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五种不同的看法: (一) 反传统派: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只能拖住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后腿,应该加以否定。 (二) 五四运动派:认为应该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反对封建文化、批判旧礼教、旧道德和提倡“科学与民主”的精神。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技术与生态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技术视角对资本主义展开激烈的生态批判:强调"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克服"技术决定论"的反生态学缺陷;纠正"技术中性论"的错误;坚决抵制"技术法西斯主义";实现技术的生态转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始终与制度批判、价值批判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技术批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们正确解决当前中国所遭遇到的现代性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     

传统文化价值的选择

本文说的“传统文化价值”不涉及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只是阐述我们对传统文化价值应该用什么标准去鉴别、择取和评价。过去,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一贯采取“去芜存菁”、“取精去粕”的批判、继承的方针,实际上便包含着我们从价值学的角度对     

马克思的哲学观及其理论特质

在从关于一般哲学的抽象谈论到对德国现存哲学的批判 ,再到对一切旧哲学的扬弃过程中 ,马克思实现了其哲学观上的根本变革。哲学观上的根本变革是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理论突破口。马克思哲学观的精义和重大贡献在于马克思把哲学理解为一种“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反思和批判性“活动”,实现了对以“逻各斯”的虚幻崇拜为基本路向的整个传统哲学的超越。马克思的哲学观在总体上显现着马克思哲学实践批判和伦理关怀的理论特质 ,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老子》政治思想的批判维度省思——兼与杨师群教授商榷

杨师群教授的论文《老子政治思想批判》深入批判了《老子》政治思想对中国社会的消极影响，实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扬弃和开新的学理探索。“杨文”的批判对象指向比较模糊，在批判中存在多重逻辑，个别论断有失公允。一是把理论与实践、价值与事实相混同，有断章取义之嫌；二是以现代学科分化视角审视《老子》思想，不予以历史的分析，有苛责古人之嫌；三是没有辩证地看待《老子》思想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有厚今薄古之弊。《老子》政治思想的扬弃和开新，应当明确批判的对象和进路，整体把握“南面之术”和“有道治世”的思想主题，以及“正言若反”和“形而上学”的言说特征，在“《老子》注我”和“我注《老子》”的辩证统一中探析《老子》政治思想跨越时空的的价值指向。     

五四时期道教批判述论

五四时期，为了实现国家层面的民族独立以及个体层面的个性解放，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启了救亡图存以及思想启蒙的运动，这两项任务目标都指向或关乎对包括道教在内的旧传统、旧文化的批判。其中陈独秀以“偶像破坏论”反对道教以正人心，鲁迅以“中国文化根柢说”批判道教，胡适以“贼赃说”指认道教为伪，钱玄同以“剿灭说”主张彻底消灭道教。批判内容涉及对道教长生不老、服食丹药以延年的批判；对道教鬼神、扶乩等封建迷信的批判；对儒道共谋主导之下的民间伦理的批判等。这些批判确实起到了清除人们内心的沉疴，破除封建束缚与压迫，给心灵留白以迎接新思想入驻的作用，但同时也导致道教失去政治庇护几乎退出历史舞台，亦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和统治社会人心的隐形功能。但是道教并未湮灭，而是在随后的历史时期中实践着现代转型以及与时代精神同向而行的重构。     

对哲学基本问题内容之思考

按照现行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书籍的一致看法，认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世界本原问题，即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即思维能否反映和正确反映存在的问题。我以为，不管是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还是思维能否反映存在的问题，都没有超出认识论或者理论哲学这个范围。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研究这些认识论问题，这就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批判的“以往的哲学只知道解释世界”的旧哲…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我们对传统文化采取了激烈的批判和否定态度。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国人民的理性选择。可以从五个方面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认识力的几点思考

一、“可知论”和“不可知论”划分的逻辑矛盾按照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说法,思维和存在这个哲学基本问题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阐述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据此把整个哲学家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第二方面是揭示思维(确切地说是指思维能力)能否认识存在(即整个物质世界)的问题。据此,在认识论上(狭义)又把哲学家划分为“可知论者”和“不可知论者”两大派别。几乎所有哲学教科书都认为,所有唯物主义哲     

“五四”与“文革”二题

<正> 海外有一些学者,把“五四”的“反传统”与“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混为一谈,认为前者开了后者的先河,二者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笔者认为,“五四”与“文革”,形似而质异,不可不辨别清楚。一、启蒙精神与蒙昧主义“五四”运动的主体是知识精英。他们并不是全面地反传统。他们的地位和文化素养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走上反文化的道路。他们所作的工作,主要是借助另一种文化的价值来冲垮     

论现代警务行为的范式转换

传统行政法理论认为,警察权作为行政权的一种,其基本特征是法无明文规定即无行政。然而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事务不断增多和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出现了许多有悖于传统理论的“反常问题”。这些“反常问题”的存在,就意味着传统的理论研究范式本身产生了危机,考虑新的范式设计和进行范式转换就十分必要了。范式转换的实质就是提出一套全新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把“反常”的问题和未解决的问题转变为已解决的问题。现代警务行为突破传统的价值模式和价值理念,构建权利本位范式有助于树立“以相对人为中心”的执法理念;有利于扩大相对人的参与;有利于实现依法行政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中国“新世纪一代”的“嬉皮消费主义”亚文化之理论检视简

与前辈相比，中国“新世纪一代”有其独特的群体文化，“嬉皮消费主义”亚文化便是其中值得关注的文化形态之一。它体现了新一代青年对传统消费文化的解构与抵制，是青少年同主导文化争夺话语权的文化体验，意象化、享乐化、反传统化与非稳定化是这种亚文化的基本特征。从哲学与社会学层面来看，消费社会语境中的消费观嬗变、新价值理念对传统价值的犬儒主义抵抗、传媒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导向，以及“青年期统合危机”的个性化表达，是“新世纪一代”的“嬉皮消费丰义”亚文化的多维牛成因素。     

身心必要的抚慰

身心必要的抚慰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特约撰稿人）８０年代以来大举北上的港台文化，主要是定位于通俗文化的大众流行文化，其中对青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流行音乐和影视作品．大陆的学人和教育者，以娱乐、消遣为主要功能对缺乏精英文化传统对香港流行文化多持审慎的批评的态度。对青年不知”文革”、江青，只知刘德华、周润发不免忧心忡忡。但是应该看到，这种文化传播的合理性和正面价值。港台文化的传播是与我国社会政治、文化的转型相伴而生的，参与了以政治为中心的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符号系统的解构和转换。今天的青年，从流行音乐和流行歌词中汲取人生的慰籍和指导，而非领袖语录、政治读物或唐诗宋词。当他们遇到挫折和失败时，不是高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而是唱“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当他们失恋的时候，也不必动用“批判的武器”或“武器的批判”．用童安格的一句“既然曾经爱过，何必真正拥有”便可以自慰和化解了。这种我们都可以感到的当今的青少年更自由、开放、舒展、宽容的性格套用港化语言，叫做“好青春”、“好生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世俗化的青年流行文化所塑造的。由商业利益所驱动的港台流行文化。固然有它肤浅、廉价     

何谓与何为：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两创”方略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贡献。中华传统廉洁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以来形成并代代相传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主张廉洁自律、廉洁从政、廉洁为民。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推进“第二个结合”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创造性转化是指文化的现代转型,创新性发展是指对文化的提升和超越,两者各有侧重,却又融合贯通,被统称为“两创”方略。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两创”包含形式、内容和功能三个方面的转化与发展。在“两创”的基本原则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指导,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必须坚持服务于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在主要方法上要做到批判与继承相结合、理论阐释与实践运用相结合、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民族性与国际化相结合。在实践路径上,现阶段需要加强阵地建设、创新话语表达、优化传播载体、推进科技赋能。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我国的现代性重构

反传统形而上学和“问题”意识等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和后现代主义的通话，凸显于对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异化应用的批判中。但马克思不是后现代主义者，马克思哲学也不是后现代主义哲学，二者存在本质的差别。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应以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为导引，建构一种比传统社会确定了的价值更先进、克服了它们已经被认识到了的缺陷的现代性。     

试析“文化——文明”传统的两条脉络

作为西方思想史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文明”传统在德国和英国有着各自的发展脉络.由于社会历史情境的显著差异,德国形成了与英法式民族主义判然而别的文化民族主义;新兴知识阶层和文化精英从德国历史记忆与民间文化中采撷华英,力图挖掘和建构起德国文化的民族性,这一思想的历程既关联着对启蒙运动的继承与反思,也开启了一种富有批判意识和建构力量的“文化——文明”传统.英国的“文化——文明”传统是在批判功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明显的反个人主义和经验主义色彩,开启了影响深远的英国文化主义思想传统.哈曼和柯勒律治的个案分析,则说明了“文化——文明”传统两条脉络间的关联互动.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思想和辩证思维为基础,批判地吸收了西方生态哲学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并充分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和生态文明思想做了创造性的转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创新集中体现在“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四个原创性概念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创新主要体现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实践中,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运用矛盾论、整体论、系统论、协同论、两点论、重点论、底线思维和红线思维等,构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确立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基础和战略地位。     

文化自信呼唤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和基础,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之目标与担当。实现文化自觉,需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以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为指导;培育文化自觉,需要坚持理论导向、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相统一,不断增强大众的文化自觉能力。     

从王国维创作看中国转型期文论理路

王国维自幼饱受传统国学熏陶，而后，王国维接触“新学”，叔本华的社会批判意识、悲观主义人生观以及生命哲学对王国维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因此，王国维站在西方哲学的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和批判。在表现形式上，王国维以传统“词话”的形式点评前人词作．其作品在内容的深层已与传统词论大异其趣。王国维作品很大程度也影响了传统文论近百年的基本走向，然而，王国维这位亲手断送传统文论的革新者后来成为旧传统最坚定的维护者，并在旧传统“朱颜辞镜花辞树”的无奈中，最终选择了离开。这是王国维留给后人深层次的思考和对中国近代文人的深深的忧虑，或许正是这种忧虑让世人真正领悟了中国转型期的文论理路与时代归宿。     

传统义利观与社会主义效率公平观

传统义利观的主导性价值选择是重义轻利,由于忽略或否弃了利(效率),就最终使义(效率)的实现成为空想。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实现传统义利观由纯道德领域向道德——经济领域的现代转换,把义利关系问题具体地确立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使之真正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邓小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效率公平观是对传统义利观的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