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的双重逻辑

马克思哲学始终立足于对传统哲学"抽象的人"的批判基础上,是以"现实的人"为价值指归的新人学。这种新人学,体现在马克思思想演进的批判逻辑中,也体现在实践基础之上的历史的生成逻辑之中。正是这双重逻辑的展开中,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变革是一种立足于现实实践基础的总体性的人学变革。     

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与制度改革

人是社会发展和制度变革的中间环节,从人性论的视角解析制度是一个直接的有益的视角。马克思从人的需要、自由自觉的活动和人的社会关系三个方面理解人性,这是我们解析制度的理论依据。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我们发现,在人们社会实践基础上制度与人性存在的互动关系,制度的起源、变革体现着人性发展要求。我们应该在现实的人性基础上,依据以人为本正义性、整体性、历史性的原则构建适合人性发展要求的制度。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当代形态——基于马克思现代国家思想的当代阐释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把国家划分为"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两种形态。马克思的现代国家思想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为背景,但现代国家不等于资本主义国家。它的性质取决于社会基本制度的性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当代中国国家建设的目标定位,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发展的理论逻辑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人民代表大会主导"一府两院"的权力运行机制,为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做出了最顶层的制度安排,保证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顺利进行。     

人性特征与制度完善——基于商业贿赂行为的反思

人性有其生物性,有其恶性,而制度具有惩恶作用,所以人需要外在制度的制约与导引；人性有其精神性,有其善性,而制度具有扬善、激励作用,所以人会自觉遵循良性制度的安排与要求。在社会改革过程中,伴随制度的变革会产生一些制度代价。即某些具体的制度安排会影响甚至阻碍人性的发展。人性的发展要求外在制度的变革和完善,而在制度的大变革中要注意不断完善具体制度,将制度代价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使制度改革与人性发展相互促进。     

试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党团的作用

中共党团制是中共处理与其他组织关系的重要制度安排.文章通过分析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及国民党党内的中共党团,揭示中共党团制对于实现党的领导和保持党的组织独立性的重要制度意义.     

实事求是引领中国社会变迁的科学决策--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全面确立的历史由来概论之三

1949-1952年间我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提出了一个客观历史要求,即:按照社会主义方向,实行"经济基础的变更"和上层建筑的"变革"①,以推进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但这个要求能否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能否依照这个要求而在中国全面确立起来,却并不仅仅取决于这个基本矛盾本身的自发运动.处在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它的路线和政策制定得是否正确,推出得是否适时,即是否科学地体现这一客观历史要求,才是上述"变更"和"变革"能否胜利进行的根本决定因素.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五重逻辑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制度源于经济基础又服务于经济基础。中国制度建设,攸关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中国之治凸显制度优势。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新时代党和国家重要的制度创举,必将对我国文化建设乃至国家治理现代化发挥重大的积极影响。深入理解和把握根本制度,需要科学阐发其内蕴的价值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主体逻辑和实践逻辑。其中,价值逻辑是前提,理论逻辑是基础,历史逻辑是根据,主体逻辑是支撑,实践逻辑是关键。透彻理解和把握"五重逻辑",才能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更好地坚持和完善这一根本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夯实制度自信,并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     

中共两个《历史决议》的比较研究

两个《历史决议》是中共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党的历史所作出的经验总结,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都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其中。两个《历史决议》也有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起草时面临的形势不同、对"左倾"错误认知的深度不同、思维逻辑和框架结构的构思不同。这种联系与区别体现了两个《历史决议》的继承性和发展性。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基于十八大以来系列重要讲话的文本分析

每一类法治思想都有各自特色的内容体系,同时又具有相同的逻辑理路。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从价值维度、实践维度以及制度维度三个维度体现了为什么需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到如何实现、再到如何更好地实现这一逻辑。具体而言,在价值维度上,围绕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及个体层面阐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价值;在实践维度上,强调了整体性、系统性以及权变性,突出时空维度以及内容领域的全面性;在制度维度上,阐释了党的领导根本保证、相关组织的分工安排以及个体行为的规范要求。深入解读这一逻辑理路,有助于深刻理解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的内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从信访制度沿革看新时期信访工作

信访制度是我国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是党和国家机关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重要渠道，同时信访制度事实上还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承担着大量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和权利救济的功能。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的不断变革和发展，各类社会矛盾通过信访窗口大量涌现，不断积聚的“信访洪峰”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因素，现行信访制度已经显现出诸多不适应。因此，研究信访制度的形成发展历史、信访制度功能的时代变革以及当前信访制度发展的困境，并健全完善现有信访格局，对于适应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密切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共思想史的本相、镜像与实证研究规范

中共思想史研究业已取得重要进展，亦存在一些亟待克服的缺点，需要继续构建更加符合研究对象属性和历史发生场景的实证研究规范。通过识别研究对象的全部属性，可以呈现中共的思想行为活动场景及其运作逻辑，揭示中共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进路。这不仅要求从历史认识论层面推动研究对象的客体化，减免虚造历史现场的“镜像”研究；而且要求加强研究过程的历史学规范，在学术史、议题设置导向、史料批判等环节形成一体化的实证研究操作规程。应当指出，构建历史实证研究规范是提升中共思想史研究科学化水平的中介环节，而非终点。     

组织员制度与新时代党的组织体系的逻辑意蕴

组织员制度是党为了加强党员发展教育管理而建立的一套制度规范,也是党的组织体系框架中的一项重要的队伍保障。在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应充分认识和把握组织员制度与新时代党的组织体系的逻辑意蕴,探究组织员制度与党的组织体系二者在历史、理论和现实中的契合点,即丰富完善组织员制度是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重要经验,组织员制度是新时代党的组织体系的系统结构要素,推进组织员制度是加强新时代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各级党组织应将组织员制度与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统筹考虑,促进新时代党的建设质量的新提升。     

“过密化”条件下小农家庭风险：防范与启示

"过密化"理论是黄宗智评价和分析中国小农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主要用来解释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内"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过密化"状态也同样影响着明清以来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风险及其防范机制.这对分析当今小农家庭风险行为逻辑、政府制度安排也有很大启示.     

群众路线创造的制度空间——论信访制度的历史活性

整个中国政治制度的安排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信访制度演进很关键的一个支撑点,历史性地提供了这一制度的生存空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提升群众的权益保护功能创造了信访救济和维权机制的空间。行政救济和权利维护是落实群众路线而发挥的突出功能。在特定历史时期,信访成为纠正冤假错案的重要渠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权又围绕诸多民生问题展开,没有丝毫松绑。其次,扩展权力制约的群众资源创造了信访监督和纠错功能的空间。通过信访制度进一步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也与中国的政治传统密切相关。事实证明,这一功能的发挥是弥足珍贵的。同时,通过监督和纠错功能的发挥,对于科学决策和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再次,促进人民群众的当家作主创造了信访特有参与渠道的空间。信访提供了中国普通民众政治参与的一个特有渠道。信访制度承载参与功能与中国政治参与的特点有关。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不容易实行直接的民主参与形式,因而,间接民主成为中国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而信访制度恰恰开通了民众直接参与的渠道。     

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势与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逻辑一脉相承、理论逻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环环相扣,目标指向一以贯之,重大部署接续递进,这体现了党的国家治理理念的创新与升华。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其创新与发展能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其制度效能也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应当紧紧抓住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充分发挥其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既要充分认识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联系,寻找逻辑契合点;又要在建立两者逻辑契合的基础上,探索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措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四重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的优势,这也是进一步理解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实践证明;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理性分析;蕴含着深刻的实践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现实基础;蕴含着深刻的文化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内在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而贯穿其中的、最重要的是文化逻辑。这四重逻辑为进一步理解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供了抓手。     

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新探

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充分根据并非常合理的。这既符合逻辑和历史相符的基本方法原则因为逻辑起点的形成和发展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起点,即以改革和开放作为两翼的现代化建设的开始为起点的,也符合逻辑起点范畴的内涵及据此形成的逻辑标准要求的,更体现了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发展新阶段的历史地位和科学本质。     

高校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的理性审视

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中国现代公立大学的特色制度安排,面对高校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常态,必须始终坚持与完善这一党对高校领导的根本制度。新常态要体现新时态,这是全面加强高校从严治党、全面推进大学依法治校、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与全面促进高校转型升级的时代必然;新常态要呈现新生态,这是遵循与建构政治逻辑、管理逻辑、法治逻辑与大学逻辑的时代发展命题;新常态要展现新动态,这是将制度"建设"与效果"评估"的有机统一,不断改革和完善高校领导管理体制机制,助推高等教育"中国梦"的实现。     

论社会公正制度下的共享发展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发展理念的提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念的创新和发展,同时也是在实践层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其中共享发展更多的体现出了社会公正问题,而公正更多的体现在制度的设计与安排中,所以,在制度安排中如何体现公正,如何落实共享就成为我们思考的问题。具体来说,要注意认清社会公正的立足点、把握社会公正的基本价值取向、正确认识应然公正与实然公正的适度分离与结合。     

中共常委会体制：理论基础与历史逻辑

中共各级党委常委会在中国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处于枢纽地位，成为了一种核心领导体制。从理论逻辑来看，常委会是中共党委制的常设形态，其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就是民主集中制。从历史逻辑看，常委会体制的产生和长期存在是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产物。作为核心领导体制和决策体制，从实然的角度看，常委会体制的产生以及长期存在具有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双重合理性。因此，地方党委常委会改革的方向应该不是简单地加以取消，而是通过明确常委会的权限、细化其内部决策规则以及加强监督体系建设等措施来健全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