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失位、失语、失信

尊重农民主体意识,让农民不再失位农民是乡村治理的价值主体,民心得失是衡量乡村治理成败的核心标     

文化自信视角下乡村文化振兴：实践困境与应对策略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文化自信不仅是农民重构自我与乡村文化关系的有效路径,更是乡村文化赢得生存空间、走向未来、实现振兴之道。农民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主体,其文化自信程度必然影响到乡村文化振兴的进程与结果。受乡村文化生存环境改变、农民文化自觉意识缺失、文化主体意识薄弱、文化情感淡化、文化认同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的乡村文化自信日益缺失。构建乡村文化自信应从重塑乡村文化生存环境、增强农民文化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培养和提升农民文化认同感等方面着手。     

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探索创新 ——以重庆市荣昌区万灵镇尚书村"3391"治理架构为例

党的十九大将"治理有效"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随着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乡村产业空心化、传统文化没落、道德权威弱化、农民主体意识淡薄、人居环境较差等问题.如何有效传承与发展乡村传统伦理文化推进德治、充分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推进自治和加快特色经济发展推进产业振兴,构建一个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成为基层组织和群众最关心、最急切的问题.本文以重庆市荣昌区万灵镇尚书村(以下简称"尚书村")"3391"治理架构为例对乡村治理进行探讨.     

乡村治理中的农民主体性困境:样态、缘起与突破北大核心CSSCI

农民主体性是指农民在乡村治理中拥有的自觉自主意识、权责主体地位、自主选择权利和主动创造能力的有机统一体。它是回答“乡村为谁而兴”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构成了乡村善治的重要前提。论文基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历史方位讨论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困境,认识和理解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现实样态、缘起及其突破路径。     

乡村治理中的农民政治认同问题探讨

在乡村社会,农民既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也是政治认同的主体。乡村治理必须以乡村社会和谐稳定为前提,而乡村的社会和谐稳定又与农民的政治认同度息息相关。农民利益的实现需要凸显农民的主体地位,乡村治理发展的目标是趋向乡村"善治",于是"善治"理念便对提升农民政治认同提出了具体要求。     

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农民互助合作问题初探——以乡村治理与农民组织化为分析框架

本文以乡村治理与农民组织化为分析框架,讨论了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农民互助合作问题.分析了农民互助合作的特点、作用与局限.以此为基础,展望了此类村庄在实现以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为方向的乡村治理中农民组织化未来的发展,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参与式乡镇治理的建设进路——基于政府为主导和农民为主体的分析

建国以来,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经历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汲取到给予、从管治到服务的演变,但在强势政府惯性影响下,政府主导失范,农民主体性缺失还普遍存在,这已成为乡镇治理转型的主要障碍。构建参与式乡镇治理新格局,必须规范和优化政府主导力量对乡村社会发展的介入,重点发挥和提升农民主体对乡村社会建设的功能,最终达成二者的调适与互动,实现双向、多元、有序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农民环境权与乡村环境善治

环境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农民环境权是农民维护环境权益的重要载体和依据。保障农民环境权、推动乡村环境治理、建设生态宜居的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实现乡村环境善治的关键在于农民的广泛参与,落实农民环境权是调动农民参与积极性和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我国乡村环境正面临着治理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民环境权的缺失造成的,主要表现在乡村环境立法缺失、环境权内容不完善、农民环境权意识不足、环境维权渠道不畅通等。对此,要从宪法上明确环境权,从教育上宣扬农民环境权,从政策上体现农民环境权,从制度上保障农民环境权,同时,还需要一系列的文化、组织、财政、税收、技术等配套措施的实施,推动农民环境权从理想走向实践。     

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民主体意识缺失的文学思考——以“70”作家的乡土小说为例

在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农民主体意识的缺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有良知的文学家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尤其是"70后"的乡土小说作家。他们以写实、戏仿、反讽、戏剧化、狂欢化等多种叙事手法,形象地凸现了乡村社会现代转型背景下农民主体意识的缺失,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他们的成功在于通过小说自觉或不自觉地提出了新时期的农民问题,不足之处是很少深度地触及问题背后的政治的文化的根源。     

制度赋权与技术赋能：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何以重塑——基于参与式治理视角的双案例分析

农村人口外流的现实背景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决定了重塑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至关重要。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不足,其实质是赋权不够和赋能不足。在阐释制度赋权与技术赋能多维作用路径的基础上,依托参与式治理的CLEAR模型构建了重塑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的分析框架。剖析案例村庄的治理实践发现：“权能”融合机制是数字时代促进农民主体作用发挥的重要路径,制度赋权保障了农民的治理主体身份,为其权利表达创设了激励机制,数字赋能则提升了农民的可行能力,使其逐渐具备实现自由发展的能动性;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重塑的过程是制度优化与技术嵌入不断革新的过程,双重机制的作用发挥具有阶段性与融合互促性,有赖于乡村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共进及村民乡村认同感的不断提升;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应积极搭建参与式治理平台适配数字治理转型,避免数字治理对乡村社会自主性的消解,造成数字“赋能”滑向数字“负能”。从微观层面拓展了农民主体性作用发挥的研究,丰富了赋权增能理论及参与式治理理论在乡村治理中的嵌入与应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内在逻辑和发展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是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内核。据此,文章针对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在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方式四个方面存在的不足,梳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二者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最后基于这种内在逻辑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民族地区乡村基层党建、构建乡村治理多元机制、强化乡村人才队伍建设、营造乡村和谐氛围的角度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发展路径。     

现代乡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研究——从“枫桥经验”到“八郑规程”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农村从自身发展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乡村社会治理机制的改革创新之路.“枫桥经验”和“八郑规程”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两者的共性表现在:增强了乡村主体的民主意识,加强了基层政权的服务理念,形成了社会治理的认同模式,体现了公共认同的现代乡村治理新机制.对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积极开展乡村社会治理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定位、发展困境与推进策略——第四届中国县域治理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当前乡村治理依然是社会治理中的薄弱环节,治理主体边界模糊、治理环境复杂多样、治理资源供给匮乏等现实困境,要求进一步围绕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激活多种治理资源、深化基层创新性改革、再造乡村共同体等策略进行推进。以期实现农村秩序和谐稳定、农业稳固发展、农民主体价值彰显等基本目标,进而加快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乡村组织振兴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思考 ——基于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博弈关系

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具有历史性和当代性,二者存在博弈关系,农村治理过程中的非正式性和社会的矛盾性是诱发二者博弈的原因所在。当代乡村社会由于仍然存在阶层分化,且集体文化缺失,致使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在相互博弈的同时,又都面临着组织治理能力降低的现实问题。要实现乡村组织振兴,解决乡村发展的瓶颈,就必须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大力弘扬和创新适应时代发展的集体主义模式,坚持弘扬集体主义文化和价值观,坚持农民主体共同富裕、同步发展,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性和组织力,在新的历史阶段,通过政党下乡实现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统一。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梗阻及推进路径--基于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视角

新时代乡村治理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三治融合"模式正是基于这一境遇的变化而提出的应对之策。当前,乡村治理面临主体人群缺失、乡治规则体系的破碎解体、乡土文化的断层与衰落、乡村开展协商治理的受限等梗阻。"自治、法治、德治"在实践中自行组合,目标就是实现提高治理的水平和质量,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以"三治融合"模式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着力把握乡村自治的核心、乡村法治的要义、乡村德治的主旨。     

论乡村治理中项目制的优势与限度——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

通过项目制的形式进行乡村治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项目制既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透镜”审视乡村治理中的项目制,其优势在于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以及二者的统一。即项目制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底色、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国家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激活了乡村治理的内生要素。然而,由于项目主体行为逻辑间的张力,导致项目制辩证性地存在限度。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乡村社会与农民等主体之间行为逻辑的差异,使得“项目”主体的目标定位、行为方式、利益判断存在罅隙。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看,构建科学、合理的项目主体结构,理顺项目主体间行为关系是充分发挥项目制治理优势的基本前提。     

农民责任意识的缺失与重塑——基于对吉林省农安、永吉等地的调研与思考

建设法治中国,更强调权利和责任义务的相关性,农民责任意识的培育对农村治理的转型和乡村社会的法治建设意义重大。当前背景下,农民责任意识的缺失已经是一个普遍问题,需采取以下对策改变责任意识淡漠的境况。即:维护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引导农民良好心态;保障农民权利,减轻负担,增强农民的法治观念;不断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建设农民可信赖和依靠的力量;发展落地有根的文化事业,提升农民道德修养。     

乡村有效治理赋能共同富裕：内在逻辑与实践优化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理应在助推乡村发展的同时肩负起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就内在逻辑而言,乡村有效治理能够充分赋能共同富裕,不仅能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内驱动力,而且能够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塑造良好环境、奠定基础保障。当前,部分农村基层组织“软弱化”、多元主体治理“离散化”、数字乡村建设“悬浮化”、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等现实困境制约了乡村有效治理赋能共同富裕,影响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进程。推动乡村有效治理赋能共同富裕,强化基层党建引领是核心所在,发挥主体共治优势是有力支撑,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是重要抓手,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是坚实保障。     

都市近郊乡村数字赋能的过程机理及实践逻辑——基于南京市浦口区试点的个案考察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以南京市浦口区试点为例,通过构建“赋能主体-赋能手段-赋能场景-赋能结果”的四维分析框架,重点对都市近郊乡村数字赋能的过程机理展开探讨。研究认为,在主体层,主要构建了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农民精英等多元行动者共同参与的协作赋能网络;在工具层,侧重利用政策、数据、平台等赋能手段提升了乡村数字化水平;在应用层,重点聚焦农业、民生、文化、生态以及治理等赋能场景的应用开发;在效果层,取得了优化数字基础设施、拓展数字产业边界和构建乡村治理网络体系的赋能效用。不过,都市近郊乡村的数字赋能还存在多元主体耦合联动难、乡村数字人才短缺、资源要素支撑薄弱、数字风险防范机制缺失、城市资源辐射带动作用差等实践困境。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优化数字赋能乡村建设的主体协同机制、激发数字乡村治理人才活力、丰富数字乡村建设多重要素、筑牢数字赋能风险防范体系、推动城乡资源互联互通互享,从而真正推动都市近郊乡村建设的数字赋能。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民主体关系探究

主体问题是考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以乡村和农民群体为主体的传统共识之下,有必要通过考察村干部与村民关系、村民与村民关系、村民代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现实态和理想态,进而拓宽重构乡村社会主体熟人社会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能路径:以优化公共服务提升党群关系,以组织化机制活跃乡村人际关系,以适度原则约制人禽关系,以共同体准则建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同时以青年作为农民主体关系振兴的突破口,培育新时代乡村文化,推进乡村养老服务体系创新,鼓励"中坚农民"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政策支持青年人回村创业,从多方面振兴农民主体关系,服务于乡村振兴大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