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指数与政府施政目标

国民幸福指数近年来正成为政府施政目标的新追求，从中央到地方，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已成为共识。幸福虽是一种主观体验，但幸福指数反映的是一种社会事实，因而它是可以客观测量的。在多维度的幸福指数指标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施政目标中应着力实现的重要指标。     

让人民幸福——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崇高使命

幸福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中国各级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都有承诺：＂让人民幸福。＂经济学所追求的生产财富的＂效率＂目标是国民幸福的基础,经济学所追求的分配财富的＂公平＂目标是国民幸福的关键,经济学所追求的享受财富的＂共同＂目标是国民幸福的核心。让人民幸福是中国当代经济学的崇高使命。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分析

"土地财政"是当下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理性行为选择。在客观认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同时,也应看到该行为存在损害国民利益、影响代际公平、粮食安全受到威胁以及寻租问题等负外部性。"土地财政"效应的内在化,有赖于财政体制改革、征地制度和政绩考核机制的完善。     

财政分权、地方财政赤字与土地财政

基于地方财政赤字的视角,研究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策略的内在作用逻辑,通过理论分析发现:地方财政赤字激励了地方政府在利益觉醒后利用预算制度缺口,用"扭曲之手"来攫取预算外财政收益,进而驱动地方政府实施积极的土地财政策略来实现财政增收的政策目标。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财政分权、地方财政赤字对土地财政的正向驱动作用。土地财政的治理从深化分税制改革、改善地方财政收入结构、变革土地财政形成机制、完善行政绩效考核体制、加强预算监管等方面入手。     

缺失与斧正——从行政生态到生态行政

资源环境问题的恶化反映了行政生态理论的重大缺失——不能有效指导公共行政以应对资源环境危机。生态行政是对行政生态的修正,推行生态行政需要从斧正行政目标、强化政府环保责任、平衡政府权能、完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约束政府生态管理行为等方面加以实现。     

财政市场、土地资本化与异质性城市化

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财政成为了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重要手段。我国土地财政规模大、比例高,其形成不仅源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对等和地区之间、官员之间的竞争,究其质里,则是政府实现财政市场目标的行为投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基于相同的逻辑生成,帮助实现了土地财政的本质——资本化,弥补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缺额。但是,土地的资本化提高了城市化成本,衍生出异质性,形成了空间与人口的矛盾,积累了凝结在城市中的金融、社会和道德风险,亟需引起重视。     

珠海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研究

按照“评估发展现状——明确发展目标——建立指标体系——制定发展路径”的研究框架,对珠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现状进行实证分析,提出珠海“十二五”发展目标,设计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主要监测指标体系,并制定相应的发展路径：建设服务型政府;建立公共财政支出增长机制;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对于促进珠海可持续发展、实现“率先转型升级,建设幸福珠海”意义重大。     

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中的三维质量变革及其协调

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维度对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实现质量变革进行分析。在宏观维度我国应通过发展理念、发展目标与发展路径三大变革来促进宏观质量变革;在中观维度主要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来实现中观质量变革;在微观维度主要通过高质量的企业发展、高质量产品与高质量服务实现微观质量变革。在三维质量变革的基础上,新时代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质量变革还应协调好经济数量与质量、稳增长与调结构、市场与政府、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提高供给质量与淘汰落后产能以及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间的关系。     

缺失与斧正——从行政生态到生态行政

资源环境问题的恶化反映了行政生态理论的重大缺失,其不能有效指导公共行政以应对资源环境危机。着眼于事物的根本,寻求破解资源环境问题的政府管理之道,就是要推行生态行政。生态行政是对行政生态的修正,推行生态行政需要从斧正行政目标、强化政府环保责任、平衡政府权能、完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约束政府生态管理行为等方面加以实现。     

价值·目标·途径: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思考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标志着执政党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型。社会治理创新必须以公平正义、多元协商、合作共赢为价值基础,依循法治化、制度化的途径,建设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为国民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社会治理创新只有从价值、目标和途径等维度进行系统思考、统筹推进,才能不断提高其科学化水平。     

构建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基于多省调查数据分析

目前,我国财政体制中多存在政府缺位、越位、错位问题,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清,财政收入权限划分模糊。应该正确处理好政治体制与财政体制、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三方关系,通过更合理、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不同层级、不同地域的政府拥有与其所承担的职责相适应的财政收入,以保障生活在不同辖区的人民群众公平地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实现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目标。     

行政生态向生态行政嬗变：代际公平理念嵌入

行政生态存在的重大理论缺失使其难以有效指导公共行政以解决资源环境问题。资源环境问题本质上属于代际公平的范畴，从代际公平的本义切入，寻求政府管理与代际公平的契合，就是要推行生态行政。生态行政是对行政生态的修正和政府处理资源环境问题及维持社会代际公平的必然选择。推行生态行政需要从斧正行政目标、强化政府环保责任、平衡政府权能、完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约束政府生态管理行为等方面加以实现。     

现实选择与理性诉求:地方政府自身利益的实践逻辑

在现实生活中,地方政府自身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地方政府通过追求任期内政绩工程来实现官员的个人利益,通过机构扩张和预算最大化来实现机构利益,通过获取辖区财政资源来实现辖区共容利益。这种利益的实现是地方政府基于外在监督和内在收益而做出的现实选择。在外在监督缺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导致政府行为的异化和扭曲,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治理。     

法治政府指标体系建设的理论思考

法治政府指标体系,是目前地方政府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目标而选取的实践"抓手"。本文从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法治政府基本要求与法治政府指标体系的关系、法治政府建设量化的理论依据、以及法治政府指标体系建设应当处理好的基本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研究,思考和探索了法治政府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     

政府行为偏差与财政职能运用

国家财政往往受到政府行为偏差等因素的干扰、影响而改变或扭曲其固有的职能。分析现实财政经济问题,制定财政政策等不能仅以理论意义上的财政为前提,还要以现实中政府行为制约下的财政为起点。将财政与政府行为简单地割裂开的观点,既不能正确估价财政的地位与作用,又无助于准确地运用这一强大的经济杠杆。     

我国最优宏观税负实证研究

宏观税负轻重不但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还影响着政府职能的实现,最优宏观税负是各国政府孜孜不倦的追求目标。本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目前我国宏观税负基本状况,并对税负优化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对推进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再思考

本文认为公共财政应该是一种民主财政、法制财政、绩效财政、有限财政和阳光财政,为此,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必须从财政的公共性出发,结合政府职能的转变、民主财政机制的建立、公共选择机制的形成、政府理财方式的转变、财政分配秩序的合理化来进行,从根本上实现财政决策的科学化。     

制度与人:宪政体制与公民品格关系的思考

政治体制与国民品格具有互动性，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宪政体制下的国民品格是“公民”品格，它在宪政体制的建设中形成，并对宪政目标宗旨的实现起着促进作用。宪政体制建设是中国政治和法律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宪政体制建设离不开公民品格的培育，而这种培育应该而且必须通过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来实现     

法治政府绩效评价内容及指标设计

法治政府绩效评价是绩效导向的法治政府评价,旨在追求政府法治建设的公信力,而评价指标体系是其中的核心问题。本文通过对国(境)外代表性法治指数评价内容及国内地方法治政府评价指标体系的对比分析,以法律价值、法制功能与法治实践为内容纲领,采用层次分析法并经专家咨询论证,构建了包含法制建设、过程保障、目标实现、法治成本与公众满意五个维度共37项指标的法治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法治政府与绩效评价的内在要求,从法治政府评价向法治政府绩效评价过渡具有客观必然性,因为后者作为一种民主文化的技术工具,兼有了评价的技术功能与民主、法治的价值导向。     

政府公共投资效率分析

政府公共投资作为政府弥补市场失效、提供公共产品的经济行为,其效率体现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次的公共投资效率体现为公共投资规模要有利于资源宏观配置效率的实现和经济的稳定增长,中观层次的公共投资效率体现为公共投资结构要与社会成员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结构相适应;微观层次的公共投资效率体现为公共投资过程资金使用效益要高。公共投资效率的实现也应从这三个层次入手采取相应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