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的宗族与地方社会自治

宗族组织在两汉时期得以恢复和发展,在地方社会政治中也逐步展现出渐次强大的功能。表现在维持社会稳定的收族职能;促进社会发展的生产组织职能;乡里的教化职能;乡里地方政治的支配职能以及在战乱状态下的宗族自保职能等。是两汉时期国家社会政治的重要力量。     

论国家、宗族与乡绅的关系——以抗战时期闽中学田案为考察对象

抗战爆发后福建省府内迁,为了解决粮食紧张、财政困难,进行学田改革,引起了宗族内部新旧士绅之间、政府与宗族之间激烈的地权之争.在这一过程中,旧士绅的土地占有权被剥夺,新士绅不断侵占土地,政府对土地资源的控制加强,由此引起的乡村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国家安全国家”与“福利国家”和“管理型国家”

在发表于《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的《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一文中，作者牛可指出，冷战时期美国国内变化的诸多方面均可置于“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概念之下加以认知和讨论。“国家安全国家”是伴随冷战而出现的美国历史上全新的事态。在冷战爆发和演进的同时，经过战后初期关于国家安全组织体制的大讨论和持续进行的政府机构的重组，美国的政府组织体制，乃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的“国家安全”理念之下，     

社会延续视角下的农村宗族和基层政权——评韩敏的《回应革命与改革》

《回应革命与改革》是建国后关于皖北农村社会巨变的第一部民族志专著，也是关于汉族农村社会最翔实的人类学民族志之一。韩敏女士对皖北李村自明清以降，整个村庄的变迁状况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分析。书中的主线是宗族在乡村治理和社会延续中的作用，以及宗族与基层政权建设之间的矛盾。     

试述明清时期北方郭氏宗族的兴衰——以《郭氏家谱》为中心

北方郭氏宗族本以务农起家,自清初开始成为当地望族。郭氏先后出现了一批读书仕宦之士,郭氏宗族亦逐渐兴盛,成为地方望族,郭氏初撰家谱也始于此时。通过长时段的考察,从明末起直至新中国成立时期,郭氏宗族共计八次兴修家谱。而透过历次兴修家谱的情况可以看出,郭氏宗族经历了一个从兴盛到逐渐衰落的变迁过程。     

宗族认同、政治信任与公共参与——宗族政治视阈下的农民政治信任

宗族规模的大小不仅影响族群认同及族人之间的信任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政治信任。在对高层政府的信任方面,大姓和小姓家族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对于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小姓家族却表现出较高的信任度。从根本上讲,农民政治信任的宗族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对宗族的排斥态度所导致。因此,增强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感,亟需在国家(政府)与宗族之间形成较稳定的沟通和协商机制,从而构建体制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之间的和谐局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赣南乡村宗族与苏维埃革命——兼论中国共产党对宗族的认识和政策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赣南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苏维埃革命运动。宗族观念根深蒂固的赣南乡村宗族这股传统势力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急剧变革,对革命的态度分化为赞成、中立、反抗三种势力,不同宗族势力对革命起着推动或阻碍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决定从经济基础、上层精英、意识形态、宗祠和宗族功能等方面对宗族进行改造。宗族势力的成功改造,确保了苏维埃革命运动的顺利进行。     

学习《共产党宣言》七篇序言——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5周年

七篇序言是《共产党宣言》(简称《宣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65周年之际,重温七篇序言,对于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史观、认识当今资本主义以及认识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等都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国家与社会的镶嵌与互动——基于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

马克思创造性地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运用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透过社会组织的发展来分析我国当前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通过组织结构、人员组成等方式镶嵌在社会中,这种镶嵌发挥着统帅社会的功能。政府型塑着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时社会组织也从更多方面参与到了社会管理当中,通过将各种体制内和体制外、原有的和新生的组织要素进行重构,从而实现自身能力的重建和组织的扩张。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出了战略部署,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安全保障。深刻认识新时代十年国家安全取得的显著成就,准确把握当前国家安全形势的新变化新趋势,有助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沉着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充分认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从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强化领导干部应对风险本领、充分发扬斗争精神入手,努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

在发表于《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的《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一文中，作者牛可认为，1940年代中期至1950年代末，冷战对美国国家构建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一种全新的现代美国国家形态——“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在“为总体冷战而进行总体准备”的过程中被塑造出来。国家安全国家构成对美国主流政治传统的重大偏离，其创生、扩张和演进是冷战时期美国国家构建和总体政治变迁的重要方面。它不仅涉及联邦政府组织体制和对外政策决策程序的重组，也涉及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构。     

保障中国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

在时事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的《2009年中国国家安全概览》第1章中，该章作者吴慧、肖君拥指出，从广义上讲，国家安全法是我国宪法和法律法规中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制规范的总和。我国《宪法》、《国家安全法》、《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国防法》、《保守国家秘密法》、《邮政法》、《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等都规定了国家安全事项。     

司法程序的政治维度——读《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

著名比较法学家达玛什卡教授所著的《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一书从司法程序的政治维度出发,通过对司法程序与权力组织形式、司法程序与政府职能倾向的关连性分析,成功地建立了一种政治维度下的司法类型学模型。纠纷解决型程序适应于彻底的自由放任型政府的意识形态;政策实施型程序适应于能动型的国家职能。     

关于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出台后的思考

依据澳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授权设立的《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已经在澳门立法会高票通过。澳门社会各界人士普遍认为该法有利于强化澳门居民对国家的认同，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澳门与国家的共同利益。但在服从大局的主流之外，也有一些疑虑，担心该法是否会被执政者滥用，或者因执行不当而损害本澳居民及社团组织的言论自由等合法权益。     

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和互动--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的综述与解读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于现实中对市民社会的渗透和侵吞引发了一股几乎可以说是全球性的“市民社会”思潮。这一思潮是对一个世纪前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复兴,也激发了中国学界对于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理论构想。笔者拟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对中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作一梳理和解读。     

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变化及其走向

本文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与国家高度一体化的原因其后果;阐释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悄然分离;对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想模式进行了展望。     

宪法原则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体现——谈《反分裂国家法》

<反分裂国家法>是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宪法性文件.它的颁布施行是实施依法治国总方略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极好体现它是中国人民统一祖国、反对分裂的共同意志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依法执政的具体体现;是由统治意识到社会守法、执法、司法的法治实践全过程的体现.     

管理市民社会

著者在该书《序言》中介绍说：“本书阐述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本书的论点是，国家权力必须依然是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然而，若不同时分析生产关系的建构和再生产中存在的国家权力，就不会有国家理论。我还会论证，国家这个概念只有当人们将它与‘市民社会’联系在一起加以使用时，才有意义，反之亦然。就此意义而言，本书所提出的国家理论有赖于国家-市民社会分立的使用和发展。因此，本书对‘市民社会’这一范畴的使用，     

国家安全地方性立法：理论界定与实证检视

国家安全地方性立法,是指将维护国家安全作为立法意旨,或不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立法意旨,但部分条款又涉及国家安全的地方性立法,其兼有具体化上位法的实施功能、调和不同属性权力的协调功能,以及对上位法尚未规定事项进行探索立法的功能。我国国家安全地方性立法存在上位法废止后相应地方性立法未能及时更新、国家层面新法颁布后地方性立法未能及时跟进、地方政府规章越权规定国家安全事项或不当增设公民义务等问题,应通过集中开展立改废释工作、完善立法供求机制、建立立法评估机制等举措,开拓国家安全地方性未来发展的理论—实践双向路径。     

国家安全地方性立法：理论界定与实证检视

国家安全地方性立法,是指将维护国家安全作为立法意旨,或不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立法意旨,但部分条款又涉及国家安全的地方性立法,其兼有具体化上位法的实施功能、调和不同属性权力的协调功能,以及对上位法尚未规定事项进行探索立法的功能。我国国家安全地方性立法存在上位法废止后相应地方性立法未能及时更新、国家层面新法颁布后地方性立法未能及时跟进、地方政府规章越权规定国家安全事项或不当增设公民义务等问题,应通过集中开展立改废释工作、完善立法供求机制、建立立法评估机制等举措,开拓国家安全地方性未来发展的理论—实践双向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