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超越法律之评价标准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法律是调节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法官在作出司法裁量的同时,除了依据法律之外,还会潜移默化地受到法律之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如法官本身的法感、法伦理、价值经验、社会道德等,且可在社会契约理论中寻找到其正当性。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通过判决所体现出来的道德情感、法伦理等法律之外的裁量标准,可作为正义冲突时的价值导向。这些超越法律之外的评判标准对司法公正,对法官的正确裁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裁量理性与司法公信力

法官在个案裁量中努力秉持守法主义的司法立场,通过合法与合理的裁量向社会不断输出公正规则以及良好的道德准则,是法官通过裁量理性建构司法公信力的核心和基础。裁量理性的实现要求法官以法律文本为基础,努力维护判决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还要求法官在裁量中深入考量个案的具体情势,向社会释放出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信号。精致化的司法技术、完善的制度建设以及有限理性的司法认知等,是以裁量理性回应社会对公正司法的需求,并最终树立良好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法官拥有的一项权利,籍于多见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形,应当意识到禁止甚至否认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毫无意义的,如何消除法官自由裁量行为失范和规范法官自由裁量行为才是问题的关键.作为中国司法改革应关注的问题之一,要重视两点一是如何改良和提高包括良知修养在内的法官素质问题;二是如何保证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问题.司法活动本身所需体现的公平正义应是法官自由裁量行为的最高规格,要摒弃司法为权利的观念.     

试述民法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效力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我国民事领域的基本精神与基础价值。在司法实践中,民法基本原则应该成为法官弥补现行法律规范漏洞和空白、衡平个案正义与公平的基准。民法基本原则的效力发挥离不开法官的创造性司法,同时,法官的自由裁量也必须在成文法的框架下进行。民法基本原则成为连接法官自由裁量与成文法框架的桥梁。     

刑事案件中法官的价值判断

出于实现和提升司法公信力,刑事案件中法官的价值判断不可或缺。刑事案件中法官的价值判断具有主客观相统一和情理化特征,其既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宏观制约,也受到法官个人因素的微观制约,但其最终具有引导司法推理、促进个案事实认定和强化独立审判的现实功能。刑事案件中法官的价值判断以自由裁量为发生空间,以常识、常理、常情化为实际体现。而在自由裁量的有限空间中,刑事案件中法官的价值判断应受到相关规则的制约,以使之得到合理有度的运用。     

矛盾与协调：自由裁量还是严格规则

正确处理自由裁量和严格规则的关系在法官审判的实践中是极其重要的。从二者矛盾的产生原因出发，深入探讨法官应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处理好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以使二者相协调，可以最大限度地卖现司法正义。     

古代中国“能动司法”的实践及特征

中国古代法官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固然存在着巨大的自由裁量的主观性空间,但这种主观性并非完全基于古代法官任意,而是在封建统治者乃至整个社会对于司法实践结果的价值期待的范围之内,依靠长时期伦理教育及社会实践经验能动行使的结果。但古代中国在缺乏法律至上及逻辑规则制约下的能动司法,必然存在着专擅的司法、腐败的司法的巨大可能性。     

法律模糊概念与法官自由裁量

现实中,基于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性,成文法又永远滞后于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由此导致法律的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脱节,甚至背离法律的价值目标.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法律容许法官扩展自由裁量权,以回应社会变迁中的各种矛盾冲突.但目前我国法官的职业水准、技术理性与裁量合理性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这就是裁量不自由的一面;而另一面,我国法官与西方国家法官相比又享有超度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法官裁量要获得法律之内的真正自由,法官应具有独立、超然、理性的职业化本色,这也是司法改革所追求的"境界".     

程序保障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当化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当化,是指通过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而得出的最终结论(判决)能够获得一种法律上的权威,这种法律上的权威能够使得判决被诉讼当事人及社会承认和接受。对司法程序的服从,是法官自由裁量权得以正当化的最重要条件,这与司法活动的过程与性质相关。司法的产生与某种公平观念存在着重要联系,而在司法场域内,当事人的公平观总是对立的,这就需要一种方式,对这种对立的公平观进行消弭。在现代法治语境里,程序是人类目前所能找到的消除这种对立的最好的方法,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当性也将依赖于程序而获得。     

法律知识结构应该是法官文化要素的核心

法律文化是指在司法活动过程中 ,影响甚至决定法官行为的一系列法治思想、司法意识、司法思想、司法道德、司法理念、司法规则等文化要素 ,简言之 ,就是司法者的综合素质。司法文化所涵盖的综合要素中 ,要以法律知识结构要素为核心 ,这不仅是法官职业特点所决定 ,而且是法官文化区别于一切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除了法律知识结构这一要素以外 ,作为法官所要具备的道德、品行、形象、伦理、人生观、价值观等等 ,往往是各行各业所共有的 ,唯有法律知识 ,法律文化水平 ,最能突出和体现法官文化的本质和特征。因此 ,法官文化要素或构成 ,…     

公益条款在司法活动中的适用

公益条款是立法者的公益理念在法律中的体现;但立法者在法律条文中所表达的公益概念是非常抽象的,这需要发挥司法活动的创造性与能动性,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由法官在具体个案中对公益条款进行具体的适用与解释.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公益条款的理解和裁量应当与立法目的相吻合,但是实际上存在很多偏差.因此,分析法官适用公益条款偏差的产生原因,探讨法官适用公益条款时应考虑的因素以及公益条款在司法活动中得以合理适用的对策,是十分必要的.     

环境司法中利益衡量的规范化进路——以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为基点

环境司法是解决环境争端的重要途径,其中必然会涉及到利益衡量的过程,法官通常会先从环境法律规范中发掘确定的利益阶层秩序,为环境司法中的利益衡量寻找客观评价标准,但这样仍会给法官留存较大恣意空间。而案例指导制度作为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内容,其核心功能在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限制司法裁量恣意,因此有必要在环境司法利益衡量中引入此制度,并针对环境司法审判中常见的疑难问题发布指导性案例,辅助制定法提供确定的利益阶层秩序,同时指导性案例中的利益衡量逻辑思路和利益衡平方式也可被参照援引,为规范环境司法中的利益衡量做出创新。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制度的构建基础及初步设想

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相当数量罪质,罪责相近的犯罪行为,不同法院之间或同一法院不同合议庭法官之间所做的裁量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     

量刑规范化改革中法官司法能动性辩正——基于上海法院量刑规范文本检视

法院量刑规范文本是由法院机关制定的＂内部规则＂;是对刑事裁量权力配置结构进行调整,而不是对其权力总量进行限缩。量刑活动中法院和法官的刑事裁量权有其重要价值,其核心在于法官的司法能动性。但法院的量刑规范化存在对法官司法能动性过度限制的问题。立足现行刑法立法,对目前的法院量刑规范文本加以改进,适当缩小量刑空间,适度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解决量刑失衡问题的可行出路。     

《法律适用法》“有利于”条款实施研究

《法律适用法》中的"有利于"条款要求法院查明所有连结点所指引的实体法律规定,并进行比较、权衡、考量,最终确定有利于特定当事人的法律而予以适用,这对司法实践中法官的外国法查明和自由裁量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司法实践显示,"有利于"条款的实施确实存在着单一适用法院地法、法律选择说理不明和外国法查明过程缺失等问题,这一定程度上是由"有利于"条款本身所内蕴的过高要求所造成的,表现在条文规定本身加重了法官外国法查明的负担,"有利于"条款中的"有利于"字眼的模糊性也让法官的裁量无据可依,另外,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法律选择意识淡漠和法院地法情结浓重,是造成"有利于"条款实施不佳的又一原因。目前已推进的司法改革应有助于改变"有利于"条款实施不佳的现状,细化"有利于"条款适用的参酌因素、优化现行的法律专家查明外国法的途径亦有助于突破实践中的瓶颈问题,缓解"有利于"条款实施的尴尬情状。     

试论诚实信用原则在证券法中的适用

针对我国证券市场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坚持诚实信用原则在证券法中的适用意义尤为重大。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要求证券市场的参与者诚实信用、公开公平公正,又为司法救济提供了一条法官自由裁量的途径,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酌定量刑情节探究

酌定量刑是法律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目的是根据个案的情节,作出准确具体的裁量,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酌定量刑法律没有明确其概念和范围,法官在适用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因而易引发争议。文章通过分析酌定量刑情节的功能,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的对策。     

论司法能动

司法能动赋予法官在法律存在漏洞或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创制规则的权力。当代中国的法官应当发挥司法能动性,在裁决过程中充分考虑法律、道德、政策、经济等多种因素,使司法裁决等司法活动,更加符合理性,更加符合法律精神。司法能动的发挥应当遵循一定的规则和限制,而不是纯粹的极端司法能动主义。     

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裁量

国家赔偿中有关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因无标准可依，出现不统一、不确定性等问题。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应遵循三个量化原则即参照但不低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原则，数额适当限制原则，法官自由裁量原则，在民事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基础上，对加害人、受害人以及侵权发生地经济状况等三方面裁量因素进行综合评估，法官再酌情裁量以确定最终数额。     

论法官在民事证明中的司法裁量权

建立科学公正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是近年来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完善的一项重要内容,虽然我国对自由裁量权在司法解释中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对于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着的自由裁量现象,大多数法官认识不足,把握不够严格,随意性很大。如果不能正确地理解和严格把握司法裁量权,其适用的结果便会失去法的安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司法不公的现象便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