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洗钱”一词的流传看反洗钱立法的发展

英文＂洗钱＂一词的产生与传播反映出洗钱行为的出现和到广为人知。洗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最初由少数经济发达国家所意识,并开始对其立法。＂洗钱＂成为全球通用词语后,洗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具有普遍性。由此,通过一系列的国际公约,洗钱成为一种国际性犯罪。中文＂洗钱＂一词的产生,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是通过对英文的翻译而来的。其出现反映出我国对洗钱行为的认识。     

“道路通向城市”：村落社区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及其前景

村落社区化的一个显著表征是实现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等资源要素的重新积聚与集中,这已成为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与此相适应的农村社区建设,其主要目标在于：在一个个业已或正在陌生化和流动化的乡村聚居空间内重建一个国家便于治理的＂共同体＂。在村落或村庄背景中生长发育成熟的＂村民自治＂这样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因子＂会随着新农村建设带入到农村社区这一新的场景之中,必然会对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创生产生重大影响。国家建构和村民自治这样一种上下联动的治理机制会在农村社区建设这个新的＂历史关节点＂上交汇、孕育和生长。社区治理并不是对村民自治的否定和替代,而是村民自治在其＂边际上的创新＂,其本质仍然是现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一种民主化整合。     

“中国式”问题的伦理思考

＂中国式＂,即社会转型阶段所出现的一部分人或一部分群体的不良习惯、不良思想、不良风气,它是一种规则意识的淡漠,也是社会公德缺失的一种表现。这种问题的产生主要受我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的双重影响。我们要从思想、教育、法律、制度等多方面入手去解决＂中国式＂问题,让＂中国式＂这个词变成褒义词,让它成为先进、文明、正能量、国家魅力的代名词。     

恶势力犯罪论析

近年来,随着打黑运动的不断深入,＂恶势力＂也成为媒体、学界的高频率用词,甚至有取代＂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词的趋势,这表明恶势力在＂严打＂高压政策下反而呈现出多发态势。究其原因,社会转型中的利益分配不公、价值观念改变及社会控制体系不完善成为恶势力犯罪泛滥的罪魁祸首,因此,如何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协调社会主体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成为预防恶势力犯罪的有效途径。     

替代还是互补：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对公共治理转型的一种回应

以＂整合还是分立＂、＂合作还是竞争＂为参量可以将公共治理分为整体性治理和分散性治理两种类型。整体性治理主张建立较少数量的大部门以强化合作,以此解决政府改革所引发的空心化和碎片化问题。分散性治理则认为只有建立更多较小的部门以强化专业性,才能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保护公共利益,从而实现＂良好的治理＂。良好的治理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逻辑,实现不同治理模式的整合。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互补。     

公共危机治理：概念框架及启示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作为一种特殊的危机管理理论其发展需要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的支撑,以＂作为状态的危机认知＂和＂治理＂理念基础上的公共危机治理概念框架应运而生。公共危机治理概念框架作为一种不同于原有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的理论架构对我国公共危机应对策略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组织”和“渠道”的双重建构：治理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框架

群体性事件持续大量爆发的窘境凸显出现阶段群体性事件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有限性,而政府过程学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理论思维与治理框架。透过政府过程学说,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一种＂无序＂与＂失范＂的利益表达,其产生的根源在于政治体系内外相关利益表达＂组织＂和＂渠道＂的双重缺位与失灵。因此,防范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要义在于＂组织＂与＂渠道＂的双重建构。     

治安“黑点”治理研究——以三明市为例

治安＂黑点＂治理就是借鉴道路交通事故＂黑点＂路段治理做法,将疏于防范、发生案件、治安混乱或管理不到位、存在隐患等治安问题的部位列为治安＂黑点＂,组织排查,立项挂牌,运用＂1＋N＂机制协调整合各方力量,开展打防管建综合治理的一种模式。具有前提性、挂牌性、机制性、推进性特点,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的一项突破和创新,融入了项目化与机制化、专业化与社会化等创新元素,形成了有机的、整体的、渐进的、有形的打防管建治理体系。     

对现行宪法中“民主”一词的文本解读

对我国现行宪法在不同语境中“民主”一词内涵的类型化解读表明,宪法中的“民主”一词首先表达的是一种基于人民民主的国家形态,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此基础上,“民主”具化为一种以自主自治为内在要求的治理模式,实行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强调多数尊重少数的决定机制,呈现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有序行为过程,凝练为一种引领国家建设和公民生活的价值观。全方位解读“民主”一词,还应注意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具有逻辑上的内在统一性,实现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     

国家转型的法治革命——重庆“打黑除恶”的法理透析

在国家转型与社会变迁的法治背景下,重庆＂打黑＂通过运用创新法律治理的社会技艺,提供了一种不妨称之为＂试错型宪政＂的法治经验。有必要回归日常法治路径,优化治理价值与法律理念,建构法治GDP评价系统以及迈向一种＂三位一体＂的综合性程序正义。     

比较视野里的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建设的趋同性分析——以呼和浩特市为例

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是国家治理的必然内容。基于呼和浩特市社区建设的历程进行的纵向和横向比较显示,民族地区跟非民族地区在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践层面明显趋同。这种趋同性可以从＂乡土中国＂传统、＂中央-边疆＂区位格局传统、社会主义改造传统和重要社会秩序传统等四种传统中去探寻原因。在＂社区建设＂的背后存在两种力量,一是国家政权建设,二是现代化,它们都意味着普遍去除差异性、追求一致性。前者决定了地方为维护政权统一必须遵循一致的政治逻辑,后者决定了地方为谋求发展必然遵循一致的经济逻辑。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包括民族地区的实践在内的城市社区建设普遍采用了一种技术主义治理思路。这种治理思路的化解之道在于政治的、法律的和管理的途径。     

顾客导向型城市治理模式探析

随着＂以人为本＂理念的普及,＂顾客至上＂的理念也逐步渗入到城市治理的实践中,顾客导向型城市治理模式也成为了我国的重要选择。本文以顾客导向型城市治理模式为研究对象,主要目的在于解释顾客导向型城市治理模式的内涵。     

整体性治理及其在非结构化社会问题方面的运用——以西藏林芝地区"希望工程"政策运作为例

政府治理模式的选择是社会发展条件所决定并对不同行政文化的回应，西方政府治理模式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和新公共管理模式之后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即整体性治理，它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强调整合与协调。整体性治理成为当代政府治理新理念，尤其在解决结构不良的社会问题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本文通过对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结合西藏林芝地区希望工程这一基础教育领域公共服务政策运作实际情况，来探讨如何运用整体性治理模式以实现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以发挥更大作用。     

基于协同视角的区域生态治理逻辑考量

如何实现生态利益在地方政府、社会、企业之间的适度均衡与共享是区域生态治理的关键所在。基于协同视角考量区域生态环境这一公共事务治理问题,强化共容意识,致力摆脱传统路径依赖,努力形成一种＂综合决策、联合执法、组织激励、信息共享＂的生态治理协同机制,是生态资源特性的内在要求、政府治理创新的实践要求、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然要求,也是实现区域生态共容利益的应然逻辑。     

贵阳市“临摊”安置研究

＂临摊＂安置不仅仅是一个技巧性的管理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百姓对政府的满意度及和谐贵阳的构建。妥善安置＂临摊＂是贵阳市2010年＂三创一办＂工作的一大重要任务。＂临摊＂治理亟待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合作、协同共管的三维治理模式,最终实现＂临摊＂治理的法治化、摊贩管理的科学化以及城管执法的人性化,实现＂临摊＂的善治。     

差序的法律：仪式过程及其实践逻辑——基于《石牌律》和《汤粑理词》的法律人类学阐释

法律是社会之表,社会是法律之里。从法律人类学的视角看,民俗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民俗蕴含着法律的因子,民俗是法律之源,法律是民俗之果。瑶族《石牌律》和苗族《汤粑理词》是一种重要而有趣的中国乡村民俗,也是一种作为＂他者＂的法律。笔者以上述两个民俗作为＂深描＂对象,通过民俗阐释法律,通过法律阐释民俗,探讨＂差序的法律＂仪式过程及其实践逻辑,希望对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法治有所裨益。     

“运动式”行政执法案件司法审查的理念与方法——以能动司法为视角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采取＂运动式＂行政执法的方式,对社会环境进行专项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运动式＂行政执法已经成为许多地方政府最为依赖的一种针对公共管理中的顽症进行集中治理的手段。但与此同时,因＂运动式＂行政执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日益显现出来。笔者从能动司法的视角来客观的评价＂运动式＂行政执法,以探讨＂运动式＂行政执法案件司法审查的理念与方法。     

服务型政府构建的价值取向研究

构建服务型政府是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改革的直接目标。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必须以＂公民本位＂为核心指导思想,因为＂公民本位＂是服务型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是完成服务型政府根本任务的重要保障,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本位＂对现阶段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具有明显的价值导向作用,服务型政府应当是坚持公民权利导向、公共权力回归于民导向、法治导向和公民参与导向的政府。     

诱惑侦查含义再梳理

诱惑侦查在各国不同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有着不同的含义,主要分为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诱惑侦查不仅包括合法形式的诱惑侦查,还包括＂警察圈套＂或＂犯意诱发型＂非法侦查形式;狭义的诱惑侦查仅仅是指＂刺激侦查＂,或称＂机会提供型＂这种合法的侦查方式。广义说更加符合我国对于诱惑侦查一词的用语需要,其内容涵盖也更加全面。     

法经济学视野下有限责任公司治理中的他律与自律

广义的公司治理主要是针对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联系及契约安排,并涵盖市场和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两个部分。狭义的公司治理仅含公司内部治理结构问题,不包括治理中的外部体系。本文所指的有限责任公司治理为狭义的公司治理,即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法中公司治理的两种基本模式为国家强制与公司自治,本文称之为＂他律＂与＂自律＂。从法律视角界定有限责任公司治理他律指通过义务性规则和权义复合性规则体现国家强制,直接要求公司治理相关当事人作为或不作为并对违反义务性规则的主体作出否定性法律评价,实质是为治理有序、维护社会利益提供保障。有限责任公司治理自律指以公司章程为统领,通过授权性规则实现公司自治,表现为公司治理中的相关主体可以作为、不作为或要求别人作为、不作为,实质是为公司治理的自主行为和良性互动提供行为模式。在私法自治的框架下,公司自律的主导性是不证自明的。但20世纪后随着＂私法公法化＂和＂法律社会化＂,公司法的公法特征越来越为研究者所关注,在此背景下研究公司治理自律与他律的博弈是很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