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化进程中的信访制度改革路径探析

传统的信访与＂政府推进型＂法治发生耦合,成为过渡时期法治化实施的重要策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治化程度的加深,信访渐显弊端,从而被广泛地视为一种严峻的社会危机而予以＂问题化＂,信访陷入困境。信访的困境折射出＂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内在悖论,而＂政府推进型＂法治悖论的消解可以为信访困境的突破提供指导,从而实现对信访的改革与重构...     

试论中国的“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

“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是相对于“自然演进型”法治道路而言的一种法治模式。中国选择走“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客观选择。它具有许多优长之处，但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矛盾和潜在危险。中国今后的法治实践需要着力思考和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进一步强化“政府”权威，依法加强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最终实现“政府权力”及其监督“政府权力”的法治化和民主化；二是大力培植社会的和民间的法治资源，推动中国社会法治化的进程。     

“法治社会”命题的理论澄清

自"法治社会"的命题在中国被提出以后,学术界与实践中出现了将法治社会解释为国家公权力运用法律来管制社会的现象,这无疑忽视了法治社会的本质。法治社会强调的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它的提出源于执政党对我国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的检讨以及对法治内在的社会面向的重视。完整地说,法治社会包含社会自治与权力制约两个面向。一方面,法治社会通过国家的立法与社会的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规则实行社会自治,法治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法治社会为法治政府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与制约公权力的外部机制,法治社会是法治政府形成过程中的必要条件。只有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各类社会组织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法治的建设进程中,法治中国的愿景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试论我国农村法治化模式的选择

目前由于我们选择的国家推进型法治模式与农村社会现实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脱节,使得农村法治化并未达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因此,要真正实现我国农村法治化,既不能单纯依靠国家的推进,也不能单纯等待社会的演进,而应该是选择将国家推进的主导力量和社会推进的基础力量有机结合起来的双轨驱动模式。     

中国法治模式的法经济学分析

法治模式又称法治道路问题 ,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理论问题。运用经济学中的生产要素组合的理论作为类比 ,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研究法治道路问题 ,说明法治的道路在政府推进型和社会演进型之间如何结合的理论问题 ,也许能带来一个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困境的思路 ,因为毕竟法治道路问题的研究之路上还有诸多的理论和实践的荆棘潜伏着 ,我们的路依然很漫长。     

推进型法治模式下的“关键少数”与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这个论断有深刻的理论内涵与现实指向,与中国政党建设现代国家、推进型法治模式及法治建设所面临的困境密切相关。但推进型法治内含悖论,意味着"关键少数"是法治建设的积极推动因素,也可能是消极破坏力量。能否抓住并抓好"关键少数",有效规范约束领导干部权力,是检验中国法治发展状况的根本标准与试金石。这里的"抓住",意指充分发挥法治建设中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更指依法有效治权治官,这需要教育之培养、环境之涵养,关键是需要制度之监管。     

对我国“政府”推进型法治化道路的几点反思——《法治化道路模式选择谈》之续编

从理论上讲 ,法治化道路的模式可以分为自然演进型、“政府”推进型、自然演进与“政府”推进结合型。从现实来看 ,中国无疑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这条道路的选择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 ,但也暗含着许多矛盾和危险。本文拟通过理性的反思来揭示这些矛盾和危险 ,以期在我国的法治实践中能引起重视并加以避免。     

法治化道路模式选择谈

在我国 ,“依法治国”已被写入党纲 ,写进宪法 ,这标志着“依法治国”方略在我国的最终确立。从理论上讲 ,法治化道路可有三种模式 :自然演进型 ;“政府”推进型 ;自然演进与“政府”推进结合型。从现实来看 ,我国法治化道路的模式选择无疑是“政府”推进型。本文就此从积极的角度略陈见解。     

论我国政府推进型法治中的权力规范问题

在我国政府推进型法治中权力与法治存在深层矛盾,政府权力存在异化现象,规 范政府权力,主要从权力获得的法治化、权力行使的法治化及权力监督的法治化等三方面 入手。     

关于我国区域法治几个问题的思考

区域法治是我国法治建设题中的应有之义,对我国当前的社会、法治发展而言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对其理论架构则应从区域的界定、区域法治的功能目标和核心内容三个角度进行。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沿着政府推进型法治化道路模式深入开展区域法治建设相对具有更高的合理性,在其过程中会面临法治统一性与区域自主性之间、区域法治与统一市场建设之间以及官方法与非官方法之间的冲突,需予以协调。     

社会稳定常态化：从法治理念、制度到方式的演进

当前，一些地方维护稳定工作仍然呈现出运动式治理模式，存在一种明显的非法治化倾向，形成一种“越维稳社会越不稳”的悖论。培育与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形成以法治促稳定的良好制度环境，以行政复议为主导促进社会稳定，以依法行政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以司法公正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从法治理念、制度到方式的演进是社会稳定常态化的必由之路。     

新农村建设与法治保障研究

法治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应当采用政府主导推进型模式,在政府领导下,通过强化立法和各种具体制度的建构以及加大政府投入,从村民自治、农村经济法治、农村社会法治、农民权益保护等方面有目标有步骤地推进农村法治建设,以保障新农村建设的顺利开展.     

社会与法律之间的悖论之破解——通过"社会法庭"现象的诠释

对于处于常规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在现代化的法治建设过程中，法律与社会之间存在诸多矛盾，面临着一些急需破解的悖论，这种悖论的破解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与社会、实践与认识的原理和方法来实现。河南省的“社会法庭”的试验，正是在法治实践过程中通过各种力量、意识、手段来使法律和社会之间相互协调、融合、回应和同一，对法治悖论的破解在现实层面上进行了诠释。     

志愿服务支持型组织发展模式的实证研究

志愿服务支持型组织是我国志愿服务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产物,对于优化志愿服务组织格局、构建完善的志愿服务组织体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以产生背景、组织形式、支持功能、资金来源、组织运行等核心要素及其内在逻辑和相互关系为分析框架和影响因子,通过对北京、广州、贵州等省市支持型组织的实地调查,发现我国支持型组织存在三种典型的发展模式:政府主导型、民间(公益)创业型和其他社会力量推进型.这三种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既离不开政府创新管理的支持,也需要支持型组织不断增强自身的社会公信力和自主发展能力.     

当代中国法治理念的内在悖论

当代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存在一系列的内在矛盾关系,把握这些类似悖论性质的矛盾关系,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我国法治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和走向法治之境的艰辛.这些内在的矛盾关系主要表现为:法治理念的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法治秩序的建构性和自发性、法治秩序的一元性与多元性、法治的自治性与开放性、法治的均衡性和非均衡性等.     

公权力与私权利关系的法理学思考

中国的法治意识土壤中存在公权力偏好,在公权力和私权利关系上存在倒置、虚化和随意化现象。这种意识在制度层面导致宪政政体中政府和社会关系界分和设置的混乱,在机制层面上导致司法不能成为政府和社会的中立裁判者,从而导致法治之"法"的权力依附性和法治之"治"的落空。作者认为对于后发性的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来讲,首先要树立现代的权力和权利观,在宪政体制中界定好政府和社会的制度关系,进而确立符合法治目的和运作特点的机制模式。     

基于社会资本构建灾害防救多元参与机制

悖论现象充斥于农村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并极大地影响了其政策绩效。这些悖论既包括政策决策的国家视角与政策执行的社会路径之间的矛盾、体制性冲突引发的政策梗阻现象,也有政策执行主体自身目标与价值观的冲突。农村公共政策悖论的存在,本质上是利益和文化多元性的客观反映。因此,减少政府层级、合理界定多元主体的利益边界,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包容性文化,是有效缓解农村公共政策悖论的重要路径。     

农村公共政策的悖论与绩效分析

悖论现象充斥于农村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并极大地影响了其政策绩效。这些悖论既包括政策决策的国家视角与政策执行的社会路径之间的矛盾、体制性冲突引发的政策梗阻现象,也有政策执行主体自身目标与价值观的冲突。农村公共政策悖论的存在,本质上是利益和文化多元性的客观反映。因此,减少政府层级、合理界定多元主体的利益边界,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包容性文化,是有效缓解农村公共政策悖论的重要路径。     

低碳政府建设的主要障碍

低碳经济是面向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与生活方式,与此相适应,政府管理方式也将从高碳管理模式向低碳管理模式转变。构建低碳政府既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在诉求,也是当前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客观要求。理清障碍,明晰路径,进而寻求构建低碳政府的突破口和切入点,成为新时期我国低碳政府建设的关键。     

司法能动主义之内在悖论及其消解机制

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本质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悖论,具体表现在反程序性、去权威性和弱公正性三个方面。司法能动主义之所以能盛行于西方各国而无多大危害,其原因在于成熟法治国内部存在着对其若干"毒性"的"解毒机制"。但是中国尚属于法治国家的初级阶段,故应构建中国式司法能动主义内在悖论的消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