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美国"9·11"事件的余波和反恐怖国际组织的形成将对今后国际政治、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它不仅给各国增加了安全保障的负担,而且由于对人员和财物移动规制的强化,会给经济一体化造成不利的环境.     

拉登之后的国际反恐态势

“9·11”之前，以基地为核心、以阿富汗为主要指挥中心的恐怖势力是一种金字塔状的组织结构．这个指挥中心策划了包括东非、也门、德国等地的几起爆炸事件。直到后来众所周知的“9·11”恐怖袭击。彼时，恐怖势力在全球都有分支和网络，但主要策划中心在阿富汗。之后，基地组织的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恐怖势力也随之呈现以下主要特征。     

昆明“3·01”事件后城市反恐的着力点

昆明"3·01"事件有恐怖犯罪实施、国际恐怖势力、恐怖活动的组织活动等三个环节,这三个环节是恐怖势力在城市进行恐怖活动的三层"附着力"。北京"10·28"、昆明"3·01"和乌鲁木齐"4·30"恐怖事件后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进入一个新阶段,城市恐怖威胁越来越突出,恐怖袭击在内地城市可能呈现泛化现象,城市反恐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城市反恐斗争的着力点就是打击恐怖势力在城市的"附着力"。     

“7·5”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对新疆的影响

"9·11"事件后世界反恐形势复杂多变,北非、西亚、中东区域成为新的恐怖策源地;"基地"核心力量受损后,塔利班恐怖势力增加;中亚恐怖活动猖獗,反恐形势不容乐观。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后"三股势力"受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越来越严重,表现出组织的牵连性、思想的归流性、行为的效仿性、人员的勾连性、舆论的造势性等特点。打击暴恐犯罪活动的重要措施就是切断新疆"三股势力"与国际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     

私人军事/安全公司雇员法律地位探讨

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9·11＂事件发生以来,出现了＂军事外源化＂（military outsourcing）、＂战争外源化＂（war outsourcing）的趋势。伴随这一趋势,私人军事/安全公司（PMSC）得以出现和发展,这一现象促使战争的组织结构发生变化,形成了对武装冲突法冲击,尤其是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冲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以国际人道法为视角,主要就PMSC雇员可能的战斗员、平民和雇佣军模糊的法律地位身份进行探讨。     

《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述评

国际组织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国际法主体。自2000年开始，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便着手编纂“国际组织的责任”规则，2009年一读通过了66个条文，对国际组织责任制度进行了编纂。条款涉及国际组织的概念、国际组织责任的构成、国际组织责任的主体、国际组织责任的形式、各种形式国际组织的责任等多项内容。《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的通过，标志着国际组织责任规则将结束长期以来没有成文法的历史，国际责任法律框架和体系将因此日趋完善。     

浅析大国与国际组织的互动关系

本文以探索大国与国际组织的互动关系为目的,厘清大国与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专业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区域性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揭示其中的逻辑关系。     

从《国家责任条款》到《国际组织责任条款》——一种成功的“照葫芦画瓢”?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定完成的《国际组织责任条款》,以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人格为基础,借用了《国家责任条款》中的独立责任原则。然而这种借用忽略了国际组织与国家之间在人格性质及内涵上的差异,并因此将个体责任适用于作为团体的国际组织;从而未能对国际组织的特性,特别是国际组织与成员国之间的责任分配问题做出应有的回应,为国际社会带来了现实危险。总体而言,《国际组织责任条款》的发展性质大于编纂性质,其权威性与合法性依然有待国际社会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论国际组织豁免与主权豁免的关系

国际法上的豁免制度有三种,即国家豁免、外交豁免和国际组织豁免。可以将国家豁免和外交豁免视为主权豁免的两种不同形式。在一些司法实践和学者论述中,经常将国际组织豁免与主权豁免混为一谈。将外交豁免适用于国际组织的职员,或者将国家豁免的概念移用于国际组织,都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国际组织豁免与主权豁免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发展历史与成熟程度、理论依据、豁免的性质和目的等诸多方面。国际组织的实践和有关司法判例也越来越多地支持国际组织豁免与主权豁免相区分的观点。正确认识国际组织豁免与主权豁免的关系,有助于国际组织豁免制度的完善和相关法律编纂工作的重新开展。     

论国际组织对条约在成员国实施的影响

随着国际组织数量的增加和作用的扩大,出现了国际社会组织化的新趋势。在这一趋势中,国际组织的机构和职能不断完善,其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日益增多,并对条约在成员国的实施产生着重大影响。首先,国际组织日益增强的造法功能为条约在成员国顺利实施提供法制保障;其次,国际组织特有的执行机制是条约在成员国实施的推动器;最后,国际组织创设的监督机制是条约在成员国有效实施的外在动力。     

国际组织研究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初探

无论在国内政治领域还是在国际关系领域,授权行为都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受益于美国政治学家对国内政治的委托代理分析,国际关系学者也开始广泛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研究国际组织。目前,国际关系学界有两种对国际组织研究的理论视角: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和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两种理论视角在研究国际组织时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重点研究国际组织自身的行为,后者重点研究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及其问题,同时也关注国际组织自身的行为。本文对委托代理理论在国际组织研究中的理论运用进行梳理,重点阐述国家为什么授权国际组织(授权的好处)、委托人方面的问题、代理人方面的问题以及授权前后的控制机制等理论问题,这些是该视角研究国际组织的优势所在。文章还揭示了该理论视角潜在的弱点和问题:对规范取向较强的国际组织解释力不强;学者们对授权的逻辑缺乏共识;面对来自建构主义的国际组织研究的挑战;不太重视霸权国的存在;过多研究集中于欧盟和少数重要的国际组织;与长授权链相关的民主问责问题。     

全球治理视野下的国际组织法研究——理论动向及方法论反思

在全球化趋势下,国际组织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行动者,同时国际组织的官僚化也不断提高,责任缺失现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新的发展趋势对国际组织法和国际法的传统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在此背景下,国际组织法理论在最近七八年里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革,其间宪政主义、全球行政法和公权力学说三种最新的理论发展尤为值得关注。这些理论发展表明了国际组织法研究方法和旨趣的变革,即从关注国际组织内部组织架构,到关注国际组织的外部权力行使及其正当性。     

略论恐怖活动产生的原因、特点、危害及打击对策

恐怖主义是指以暴力活动方式达到政治目的的理论、思潮和主张。恐怖活动就是某些组织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采取的危害国家安全、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严重犯罪活动。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对抗消失,种族矛盾、民族纷争、宗教矛盾及其它矛盾冲突的加剧和凸现,再加上国际霸权主义势力粗暴干涉别国内政,扰乱了正常的国际和地区秩序,给恐怖主义思想的产生蔓延、恐怖组织的形成及恐怖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温床。“9·11”恐怖袭击事件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与反恐怖问题的高度重视。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高度重视的工作。而研究恐怖主义及其组织产生蔓延的原因、特点、危害和打击防范的措施手段,也成为我国从现在到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必须高度重视的工作。     

联合国专门机构职能扩张的法律问题研究——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例

联合国专门机构和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间关系采取了非集中化模式,这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着明确权限划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领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程度愈来愈高,机构间发生职能交叉的现象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整个组织的功能失灵,确保整个国际组织法的安定性,必须强调国际组织在专业原则范围内活动,而不能侵入其他国际组织的职责范围内,对于超过界限的国际事务,国际组织应当采用国际合作和协调的方式来解决.具体合作方式可以采用以下三种,即国际组织间订立合作协议;使用联合国系统内部的协调机制来合作;建立国际组织间的联合项目.     

论当前影响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主要因素

国内条件、周边关系、西方大国的对华政策、国际组织的现状是当前影响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主要因素。中国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努力化解不利因素,争取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作用。     

塑造全球治理议程:国际组织自主性的行动逻辑——以UNFCCC秘书处为例

国际组织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行为体,理解国际组织自主性是分析国际组织如何影响全球治理议程的核心,而平衡国家中心与国际组织中心两种视角是全面认识国际组织官僚机构在全球政策议程中自主性与影响力的起点。缔约方集体对国际组织官僚机构的授权是国际组织官僚机构权威的基石,授予性权威是其自主性行为的首要合法性来源。缔约方集体授权有力地塑造了国际组织官僚机构的自主性行动路径。对于所涉问题领域单一的条约秘书处,缔约方集体授权相对清晰具体,监督成本较低,因此,条约秘书处自主性行动范围的扩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缔约方集体对其任务授权的增加。同时,授权特点进一步塑造了条约秘书处寻求以间接方式影响政策结果的自主性行动逻辑。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提出了基于组织授权的国际组织自主性分析视角,并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为例,认为其自主性行动范围的扩张并非其自主性显著提升的表现,而是依赖于缔约方集体的任务授权变化,并进一步分析了其作为知识中介人、谈判辅助者和行动协调者对气候治理政策结果施加影响的行动路径。     

生存意愿、主导国态度与国际组织的存续——以国际难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在国际制度研究中,组织一旦建立就保持相对较高的制度惯性是学界的传统认识。组织的功能及改革问题也是研究热点。但数据统计显示,国际组织存在一定程度的死亡率,该现象并未引发关注,也超出了传统理论所能解释的范畴。在大国“退群”现象频发、多边主义重要性受到质疑的国际背景下,考察国际组织兴衰存亡的诸多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比国际难民组织(IRO)和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不同生命历程,发现国际组织的生存意愿作为内驱力是决定组织命运的主要变量,主导国态度作为外部力量则是影响国际组织生存质量和解体速度的次要变量。大国退出通常导致组织出现财政危机和影响力下降,但组织存亡的命运和全球治理成效最终取决于组织的维生意愿及其应对危机的能力。这一研究结果其实也对近年来美国“退群”和英国“脱欧”等引发的“多边主义危机”做出了回应,更为中国推动国际组织发展和改革提供了启示。     

探析我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历程

建国初期新中国为争取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了不懈的斗争.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开始与大批国际组织建立或恢复合作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进入全面、健康发展的新时期.国际政治局势、经济利益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对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历程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中国的国际战略也影响着其对国际组织的态度.     

生存意愿、主导国态度与国际组织的存续——以国际难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为例

在国际制度研究中,组织一旦建立就保持相对较高的制度惯性是学界的传统认识。组织的功能及改革问题也是研究热点。但数据统计显示,国际组织存在一定程度的死亡率,该现象并未引发关注,也超出了传统理论所能解释的范畴。在大国“退群”现象频发、多边主义重要性受到质疑的国际背景下,考察国际组织兴衰存亡的诸多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比国际难民组织(IRO)和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不同生命历程,发现国际组织的生存意愿作为内驱力是决定组织命运的主要变量,主导国态度作为外部力量则是影响国际组织生存质量和解体速度的次要变量。大国退出通常导致组织出现财政危机和影响力下降,但组织存亡的命运和全球治理成效最终取决于组织的维生意愿及其应对危机的能力。这一研究结果其实也对近年来美国“退群”和英国“脱欧”等引发的“多边主义危机”做出了回应,更为中国推动国际组织发展和改革提供了启示。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组织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蒲俜在《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期上发表了《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组织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一文,文章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随着国际关系的转型经历着新的变化。全球治理理念的兴起,强化了国际组织作为独立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意义,国际组织的触角不断深入国家主权的管辖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