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侦察若干问题探讨

技术侦察是侦破一些隐蔽性较强的犯罪案件必不可少的手段,通过其获取的证据材料具有形象生动、客观真实的优越性;同时,技术侦察手段并不必然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因此技术侦察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对技术侦察的制约主要应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技术侦察只能在严重犯罪案件侦查中适用,二是技术侦察只有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采用,三是实施对象必须是犯罪嫌疑人或与犯罪有关的特定人员,四是实施技术侦察必须履行一定的审批程序;在侦查活动中,技术侦查的实施方法可以是:监控有关场所和设备以获取视听资料、欲擒故纵或引蛇出动以动态取证、配合诱惑侦查等手段现场取证等。     

技术侦查概念辨析

技术侦查是指侦查机关为侦查特定犯罪案件的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通过特定的技术设备或高科技手段,秘密获取与犯罪有关的情报信息与犯罪证据的一种特殊的侦查行为。其具有法律上的程序性、应用上的秘密性、实践上的特定性、时间上的顺延性、证据上的客观性、主观上的强制性和专业上的技术性等特征,与侦查技术、秘密侦查、技术侦察及特殊侦察等手段在行为实施主体、工作任务、工作范围、具体分类、规范表达、法律界定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别。     

论技术侦察及获取证据的法律适用

技术侦察是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以及犯罪的智能化、隐秘化和组织化而出现。刑侦实践证明 ,运用技术侦察是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有效而且必要的手段。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对技术侦察加以规定 ,因此对技术侦察手段及获取证据的合法性问题 ,诉讼法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根据《人民警察法》的规定 ,技术侦察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 ;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效益 ,更有效地发挥技术侦察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立法应明确规定技术侦察是一种法定的侦查手段 ,并对其适用原则、条件和程度作出具体规定。     

浅议技术侦察措施取证

技术侦察措施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中使用的一项专门措施。随着犯罪形势的日愈严峻,技术侦察措施在刑事侦查中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并且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对于使用技术侦察措施取得证据的合法性,以及技术侦察取证的程序方法、注意事项等问题,却没有明确统一的学术观点,在侦查实践中也因地域和部门的不同而各行其道。     

对秘密侦查法治化的思考

秘密侦查是打击刑事犯罪不可缺少的手段 ,但其在理论与实践中和侦察概念相混淆 ,出现了侦察、技术侦查、技术侦察等众多非规范术语。文章在澄清上述概念的基础上 ,探讨了秘密侦查的法治化问题 ,并提出立法建议。     

邪教组织犯罪案件侦查的思考

准确认识邪教组织及其犯罪案件的特征是开展侦查工作的重要前提;内线侦察和技术侦察等各种侦查手段措施是侦查邪教组织犯罪案件的有效手段;依法处置邪教组织犯罪案件是侦查工作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诱饵侦查与警察圈套研究

鉴于诱饵侦查被广泛运用的现实,我们不得不重视这样的一些问题:侦察机关依据国家权力在侦察中诱使他人实施犯罪,是否属于违法侦查?审判实践中,应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认定该诱惑侦查是否合法?应如何用法律制度对诱饵侦查进行规制?……对此,我国立法及司法还缺乏具体规定,而从国外运用这种手段的利弊看,如果对诱惑侦察不加以规制,往往会出现滥用诱惑侦察而侵犯公民人格权,或执法人员依仗国家权力参与犯罪等违法现象,影响刑事诉讼的合法、公正。因此,在侦察机关普遍运用诱惑侦察手段的现实状况下,如何对运用这一手段进行规制,成为我国保障刑事诉讼的合法、公正性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     

技术侦察手段的合理使用

技术侦察对于提高控制犯罪的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使用不当容易对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侵犯。为了保障人权和依法正当使用技术侦察手段，必须运用法律对技术侦察的使用加以控制。我国应以相关立法明确技术侦察的使用主体和使用范围，严格技术侦察的使用条件，科学设计技术侦察的启动和实施程序，明确技术侦察结果的法律效力，赋予被侦查人充分救济的权利。     

刑事诉讼中技术侦查证据运用困境及其制度因应

技术侦查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相关法律规范不完善,刑事诉讼中技术侦查证据的运用面临困境。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技术侦查证据核实方式易异化,二是技术侦查证据运用缺乏有效制约。对此,应细化相关立法,完善技术侦查证据核实制度,健全技术侦查证据运用的监督制约机制,明确“瑕疵”技术侦查证据补强的限制规范,以推动技术侦查证据在刑事诉讼中更好发挥作用。     

浅析测谎技术在毒品犯罪案件侦查中的运用

测谎结果能否作为证据使用,在学界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测谎技术在侦查中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侦查手段,却毋庸置疑.将测谎技术运用到毒品犯罪案件侦查中,提出使用方法的假设和促进测谎信息的证据化转换的方法,可以较好地解决毒品犯罪案件侦查实践中的一些难题,从而更好地应对毒品犯罪手段.     

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比较研究——以英、美、法、德四国为样本的分析

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措施,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也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域外法治国家对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做了大量有益尝试,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技术侦查证据进行排除方面作出了相关规定。我国在法制层面上对技术侦查获取材料赋予证据资格和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确认得较晚。通过比较考察两大法系代表国家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可以为我国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提供有益思路。结合我国法治现状,我国应确立最后手段原则,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程序设计,并建立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     

论侦查权的概念

目前我国司法界在法律用语上对使用“侦查”还是使用“侦察”尚存争议,直接影响对侦查和侦查权概念的界定。经考证,笔者认为在法律用语和司法实践中都应规范为侦查。由此,对现有侦查权概念进行归类与评述,认为侦查权概念应界定为:国家侦查机关,为实现侦查目的,依法定的侦查程序,运用特定的侦查手段开展侦查活动的权力。     

困境与出路——秘密侦查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考察

秘密侦查手段在侦查实践中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然而其本身并未得到刑诉法的明确确认,因此通过这些手段所获取的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就成为当前司法实践的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只有从刑诉法上明确秘密侦查手段的合法性,进而解决其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问题,才是摆脱实践困境的唯一出路。     

影像分析侦查理论初探

数字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为视频的采录、图片的拍摄、广泛的监控构建了容量巨大的数据库。以此为基础,侦查机关以影像技术为依托,大量运用影像技术手段,通过影像技术侦查破案成为常态。影像分析侦查可具体运用于普通安防影像技术、特定点和特定案件中的影像技术。其意义在于不仅可以丰富侦查理论体系,提高刑侦工作的整体战斗力,同时还能固定证据和提取证据。     

论邪教犯罪的特点及其侦查

邪教具有组织严密、精神控制、非法敛财和实施暴力活动的特点。邪教犯罪的侦查难点来自邪教组织及其活动的隐蔽性、多样性、反复性。对此,侦查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应当培养和强化邪教犯罪的侦查意识,侧重运用技术侦查和内线侦查,挖掘犯罪线索和证据,形成严密的证据链条,彻底摧毁邪教组织。     

我国运用秘密力量侦查法律程序之构想

我国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在收集情报、协助侦查工作方面大量使用秘密力量,这一侦查手段在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成效明显。但是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刑事诉讼司法实践对于如何运用秘密力量获取的证据出现了不少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秘密力量侦查的正常使用。秘密力量侦查立法应遵循平衡原则、权衡原则、监督制约的过程控制原则、侦查成本控制与侦查效益效率原则。合理界定秘密力量侦查适用的对象、科学设计秘密力量侦查启动的程序。通过没有得到批准而采取的秘密力量侦查所获取的证据,应该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制予以排除,不承认其证据效力。但是,对于秘密力量在合法的秘密侦查活动中,由于紧急情况的出现不得已违反一定的程序获取的证据,可以承认其证据效力。     

论科学侦查与科学证据

侦查活动中科学的运用和作用不容忽视,许多物证为了实现应有的价值,都需要进行科学技术检验,由此形成科学证据,但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在侦查活动中的应用也受侦查机关案件构建过程的影响,如果不当运用,则很可能会导致错案发生。“人证”和“物证”都有其存在的价值,科技手段的运用,必须以科学的态度进行,任何一种极端都是有悖法律精神的。     

秘密侦查制度之比较研究

随着社会犯罪呈现出的一些新变化,常规的侦查手段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世界各国纷纷探索运用秘密侦查手段。秘密侦查是侦查机关采取隐瞒身份、目的、手段的方法,在侦查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乃至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一种特殊活动。秘密侦查手段如果使用不当或恣意滥用,极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所以,我们必须借鉴现代法治国家的立法规范,以完善我国的秘密侦查制度。     

论视频侦查取证的策略与规范操作程式

视频侦查取证是侦查机关运用各种视频设备和相关技术对记录的动态图像信息进行提取、处理和分析,从中获取侦查线索和犯罪证据的侦查活动。实践中,视频侦查取证存在视频资料质量整体较低、应用水平不高、工作人员素质不匹配、工作机制不成熟和视频资料管理混乱等问题。要充分发挥视频监控信息的最大效能,需要把视频侦查取证与常规侦查措施相结合,运用规范的视频侦查取证操作程式。视频侦查取证规范操作程式包括器材与文书的准备、寻找和发现视频侦查信息源、及时规范提取视频资料、科学处理视频资料、查看分析视频资料以及综合运用各种技战法获取侦查线索和犯罪证据。     

技术侦查材料的证据效力问题研究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改革中,刑事侦查应紧紧围绕审判这一中心环节,以为庭审提供合法证据为工作重点。采用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的材料如何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在庭审中得以使用,就成为了摆在侦查机关面前的一道难题。为解决技术侦查材料证据效力问题,防止技术侦查材料因取证方式、存在形式等不符法律规定而被作为非法证据加以排除,一方面要从侦查权的行使入手,对侦查权加以制约并且兼顾在审前程序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要从所获证据材料的转化入手,通过把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材料划归到八类法定证据当中,进行转化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