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考试的价值及其限度——法律思维的视角

法律思维对法律职业群体有着重大意义,法律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思维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是我们应当重视的。从这个视角可以更加准确地分析司法考试制度的价值及其局限,具体可以从客观题和主观题两个层面展开。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给司法考试以及法学教育等方面以有益的结论。     

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思维

法律思维是法律人对于法律的思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有涵摄模式、类型模式和反省模式三种思维模式。规范法学的研究视角已经从立法转向司法，与此相适应，必须关注法律人中具有独断性和终局性的法官在具体个案中如何运用法律知识和法律方法实现法律的价值问题，尤其是在和谐社会的语境下法官对法律思维的建构。     

浅论警察法律思维

法律思维及意义。警察法律思维的特性。在法治实践过程中培养警察法律思维。     

网络广告中的法律问题与解决方式

网络广告的数字技术制作和表示、可链接性、无控性、交互性等特点,对广告的法律调整与规范提出了新的问题.由于网络具有与传统媒体迥然不同的开放式的互动结构,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当采用一种比较缓和的方式来解决,具体包括政府管理与ISP、ICP自律相结合,法律与业界规章相结合,把网络广告纳入《广告法》的调整范围之中,国际管理与国内管理相结合.     

我国的法律英译技巧浅探

把我国的法律法规译成英文,必须是准确理解法律条文原义的正确使用目标语英语的良性珑动。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阅读我国法律的英译本,也能准确理解我国法律。     

领导干部应当培养法律思维

在当今的法治时代,领导干部的决策行为总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与法律发生关系,所以,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十分熟悉和善于运用法律。熟悉和运用法律不仅仅要把握法律,而且要善于运用法律的思维方法处理各种矛盾,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所以,要实现依法治国,就要具备一定的法     

法学专业学生法律思维训练研究

法律思维训练是法学教育的基本问题,但是法律思维训练问题未能引起法学教育界的高度重视。对法学专业学生法律思维训练的不足,必然会导致学生实践能力的低下,毕业后难以尽快适应法律工作。因此,法律思维的培养应明确规定在法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并将其作为法学专业的最基本的培养目标之一。为此,应进行法学专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不断提高法学教师的整体素质。     

论警察出庭作证的技巧及法律完善

2013年1月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就警察出庭作证做出明确规定。警察出庭作证,为我国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提高审判效率,及时打击犯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四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存在很多现实问题,警察出庭作证的相关法律亟待完善,警察出庭作证的技巧还有待提高。     

迈向法律职业主义的法理学教学与法律思维的培养

近年来中国法学界一直在推动着法律职业化的步伐。作为一门实践性的学科,法学的目的之一在于培养将来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法律人,而法律要应用于实践必须通过法律思维。法理学教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真正的法律人思维,尤其是推定、解释和论证三种法律思维方法。     

论大学法学教育中法律思维的培养

大学的法律教育通过传授法律知识、训练法律思维,树立法律信仰,从而培养合格的法律人,其中,尤以法律思维的培养最为重要。从法律思维内涵及特点分析的角度,探寻教学理念、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在大学法学教育中培养法律思维的具体方法,力求能够通过更好的教学实践,全面提升法学专业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从而真正实现法律教育的宗旨。     

法律发现：贯彻法治思维的首要方法

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前奏,法律发现能贯彻形式法治观的根本原则和精神,并阻止实质法治观对形式法治观的颠覆,因而成为法官坚守法治思维的第一步。根据法治思维的要求,法官在运用法律发现方法时,应当把非正式法源纳入正式法源中,把法源纳入整个法律体系中。运用法治思维协调法律发现和其他法律方法之间的关系,防止法官的任性和法律方法的滥用,一方面要用法律发现的结果限定其他法律方法的运用,另一方面要重点加强对法官运用能动型法律方法的限制。     

警惕“可操作性”在法律思维中的标签化蔓延——从司法角度反思法律的可操作性

法律的可操作性诉求,对近些年的立法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没有经过认真的论证的情况下,＂可操作性＂已经用于对立法质量的评判。现在,这一观念有向司法领域蔓延的趋势。该命题所表达的单向、简单的思维倾向,很容易产生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和运用,从而会影响到司法的品质。虽然我们还没有收集到足够的资料证明＂法律可操作性＂的标签化程度及其危害有多深,但是,从学理上先进行定性分析还是有必要的。用＂可操作性＂作为原则和标准,对立法活动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但是法律的可操作性诉求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如果把现有的＂法律的可操作性＂的思维倾向,用于处理司法问题就会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适度警惕。     

贩毒案件侦查中若干问题的法律分析

贩卖毒品犯罪是毒品犯罪中发案率最高 ,社会危害性最大的犯罪。其它各类毒品犯罪行为归根结底几乎都可溯源至这一类犯罪行为。在具体的贩毒案件的侦查过程中 ,会碰到难以定性的问题 :非经济利益的毒品交易问题 ,居间行为的定性问题 ,贩卖毒品的既未遂问题。     

我国户籍法律制度的主要问题及解决

户籍法律制度是为公民行使权利义务提供便利和为政府及社会各界提供人口信息的法律制度。我国目前的户籍法律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制度的定位、指导思想与价值取向,以及具体的制度构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树立科学的指导思想,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徒权,抓紧制定户籍法并完善配套的法律制度。     

解决法律抵触问题的制度选择

全国人大所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制定的一般法律之问存在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区分是客观事实。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第67条第（3）项规定的职权对基本法律进行部分修改或补充的新法条属于基本法律的组成部分，而依据宪法第67条第（2）项规定职权制定和修改的一般法律是基本法律的下位法。《交安法》与（《行政处罚法》的抵触及《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抵触问题虽可以通过修改法律等办法加以处理，但是应当建立法律审查制度才是解决法律抵触问题的科学之道。目前体制下，司法审判活动在推动法律抵触问题的解决方面也应当有所作为。     

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可辩驳思维

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是不同于演绎性思维、归纳性思维与类比性思维的新型思维方式,是具有规则性、主体间性的对话、交流、辩论与反驳的思维过程。可辩驳性是法律知识逻辑结构的本质属性,法律的可辩驳知识结构依赖于可辩驳思维来实现应有的价值。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可辩驳思维的价值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上。可辩驳思维的理论价值,微观上有助于法律方法的系统优化,宏观上有助于法治思维的贯通。在审判实践领域,运用可辩驳思维有助于法官充分应对疑难案件,从而作出更加合法的、合理的判决。     

类型思维在法律发现当中的地位——以考夫曼的类型思维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人们对传统法律三段论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作用的反思,一种围绕着类推解释为中心的法律发现模式逐渐地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同。考夫曼的类型思维思想从哲学诠释学的视角倡导一种力图打破＂事实与规范二分＂的法律发现模式,并将类推的等置法律思维模式置于法律发现的核心地位。当然,考夫曼以＂事物的本质＂来建构其类型思维的逻辑基础,不可避免地受其先验客观价值论所支配,值得我们反思。     

法律的类型思维及其实践性分析——以民法为分析对象

法律实践需要相应的法学方法与之相配。类型思维是现代法律哲学、法律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特殊之间关系的一个特别概说,并在民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类型思维包含着法律证成、法律证实、法律可变、法律可用等多方面的实践因子。在法律推理、法律补充、法律平衡、立法等法律实践中被广泛地利用。在民法中,无论是民法典,还是民法概念、民法原则、民法规则等,在极大的程度上都是类型思维的产物,而且都以类型罗列的方式而存在。     

法学中的法律思维——评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

《法学方法论》作为较为晦涩的学术著作,理解法学方法论与法律方法论的区别、教义学概念的含义以及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与法学方法论的关系这三个问题较为关键。同时,该书会引起读者对法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法学的概念、法学的科学性以及法学的思维方式等进行深入反思。     

概念与类型法律思维之比较

概念与类型都为法律规范适用对象标准的表达形式，基于两者的不同特性，则有两种不同的法律思维形式或法律适用方法。以概念表达的对象标准通常为事实构成要件。其强调确定性、安定性，但概念思维即通常所称的逻辑涵摄，在司法裁判中过分注重事实归类或形式正义，而忽视个案正义的价值关照。以类型表达的对象标准，着重树立某种中心价值，其适用范围具有开放性。相应地，类型思维则是一种价值导向性思维，其注重规范与事实的“意义”关联，关照个案正义。对于两种思维方式的比较研究，有重大的法学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