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及其拓展

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著作中呈现出不同的内涵,至少有三种属性:认知性、结构性和功能性。通过多重语境的概念释义,挖掘出马克思研究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即科学-意识形态的认识论框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结构论框架、阶级利益的功能论框架。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展开了进一步的扩充或批评。马克思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对我国当前意识形态建设仍具有指导意义。     

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流变

意识形态的内涵一直是意识形态问题争论的焦点,不同学者会赋予其不同的含义。但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种不同的诠释路径:一种是基于科学与意识形态两分的认识论构架,对意识形态进行“科学”的研究;一种是社会──历史主义路径,它反对用自然科学范式研究意识形态,强调需要在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以及政治实践背景下分析意识形态。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隐含着对这两种诠释路径的整体把握,指出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揭露了其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和阶级根源,揭示了意识形态的双重向度。     

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

意识形态从其本质上讲就是阶级性,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意识形态与话语权结合的产物,通过建构反映一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展现自己的阶级或集团意识的特点,从而实现对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掌控和领导。     

论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指出德国思想界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阐释意识形态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重点论述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功能。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系统阐释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职能,促进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文化研究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概念是法国托拉西提出的，德国古典哲学在这一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这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有直接的启发性。马克思不仅对意识形态作了结构上的定位，而且作了功能上的阐释。从社会功能上看，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功能，人们可以借以“意识到”社会生活的矛盾和冲突；同时，作为服务于一定经济基础的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认识社会生活的矛盾和冲突的目的，是为了“力求”“克服”它，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不仅具有认识的功能，还具有实践的功能，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但马克思忽视了“文化大于意识形态”的现象，恩格斯所说的“文化”显然是超越于意识形态的，凸显了非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存在。在当代社会，文化研究视野对意识形态分析的结构性补充意义更为必要。广告及整个文化工业都是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脱节的，尽管可以去分析和指认它们的意识形态本性，但不能认为它们是一种自觉的意识形态生产，人们一般只承认广告是文化而不承认是意识形态。这样，区分并承认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差别，承认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自身的局限性，是非常有必要的。     

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基本认识维度

什么是共产主义？革命导师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作了科学系统的论述,在这里做个简要梳理。共产主义首先从一种思潮发展成为一种思想。思潮是指起伏不平、不系统、不稳定的思想、情绪,是在一定时期内反映一定数量人的社会政治愿望的思想潮流。思想是意识形态的观念,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思想是理论化、系统化的思潮。     

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柔性和社会主义局限性的葛兰西方法

葛兰西的“主导性理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对政治理论的一系列关系概念作出了新的解读，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支配型统治和主导型统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错误意识和积极认同等。葛兰西的“主导性理论”尤其适用于分析和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柔性和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局限性。     

普遍与虚幻——读《德意志意识形态》

＂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意思是说代表普遍的、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共同体一般是冒充的、虚假的。在马克思看来,所有的国家无非都是统治阶级剥削和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它不仅是虚幻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只有在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的情况下,＂普遍的＂才可能同时是＂真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仍具有虚幻共同体性质,直面此一现实,利于我党务实地追寻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利于更好地认识并消除人民内部矛盾,从而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     

论马克思对意识生成性的揭示及其意义——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析

赋予人的意识以生成性，是马克思哲学意识观区别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意识观的基本标志，更是马克思摆脱黑格尔哲学羁绊的重要尝试。意识观批判与构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具有独特地位。而当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却较为贫乏。实际上，马克思的相关著作正是以阐释独特的意识生成性为入口，引入并深入论述了物象性范畴，进而全面阐释了自己的新历史观。     

《资本论》中的“利益人”思想

《资本论》这部马克思主义的巨著，蕴藏着许多理论宝藏，很值得我们做深入细致的开采和发掘工作。在１８６７年汉堡版《资本论》第１卷序言中，马克思特别“说明”：“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从德文原文看，阶级关系和利...     

马克思对启蒙主义自由观的继承与改造——马克思书报检查问题文献的哲学解读

马克思关于普鲁士书报检查问题有三份重要文献,由于1842年之前马克思的成长环境的特殊文化因素,马克思的这组文献是对启蒙主义自由观的继承和改造:马克思将自由视为人的天性、本质;不同于启蒙主义者的是,马克思一开始就能够从社会历史的视角去观察自由的实际形态,认为自由必须采取"法律形式"而存在.马克思在感性上看到了阶级或者阶层...     

马克思《博士论文》思想内涵探析——对自我意识觉醒与宗教批判的实质评述

《博士论文》作为公认的马克思终生思想的历史开端,是其早期的重要思想理论成果。马克思在进行相关理论研究时,主要是对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进行一定的对比,从而能够分析出他们之间的差别。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理论更加能够促进自我意识觉醒,同时也能够实现对宗教的批判,在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自我意识并赋予了其以现实性的同时,拿起“否定”武器对德意志基督教进行了深刻批判。     

马克思社会公仆思想的出场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系统总结,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定位为社会公仆,提出了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的重要思想,催生了社会公仆思想的原初出场。出场之后,是波澜壮阔的行程。公社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后,为了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出台了接受人民监督、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建设“廉价政府”等一系列措施,有效避免了这一后果的出现,实现了社会公仆思想的在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的政权建设是巴黎公社原则在一个东方大国的再现,实现了马克思社会公仆思想的永恒在场。     

伪证罪法益及其构成要件的法益解释

在我国刑法立法上,伪证罪的法益已经从公民人身权利向国家司法利益转变。刑法理论界存在的“复杂法益说”观点是旧刑法“人身权利说”的变种。伪证罪侵害的具体法益应当理解为“言词证据的司法运用”。据此,对伪证罪的构成要件可以作如下解释：在主体要件方面,将被害人解释为伪证罪的主体有其实质合理性,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构成伪证罪的主体。担任言词证据记录工作的人故意做虚假记录的应当构成伪证罪;在主观要件方面。刑法对伪证罪设定的目的要求并不符合伪证罪的法益需要;在客观要件方面,关于伪证行为中“虚假”的认定,“客观说”更符合伪证罪的保护法益,刑法将伪证罪限定在刑事诉讼中,不符合伪证罪的法益内容。     

An Impasse of Reconciliation in Guo Shaoyu’s Theory “Writing as a Vehicle of Values”

As the founder of the basic research paradigm on “writing as a vehicle of Values” in modern China, Guo Shaoyu established a tri-partite notion consisting of “writing to conform to values”, “writing as a vehicle of values” and “writing to illustrate values”, and this practice has influenced several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However, his approach, which draws heavily o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cannot reveal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writing as a vehicle of values” due to its failure to consider its features and the fact that this notion came into being as a result of “literature miscellaneous”. It is necessary to return to the notion on the ontological level so a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uniqueness of classical Chinese ideology resulting from China experience which, in turn, is made possible only by Chinese actualities.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重要论述的四重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一重要论述,集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理念,其理论品质有四重意蕴：坚持人民主体的世界观,保证人民是权力的主体、发展的主体、实践的主体;坚持服务人民的人生观,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以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旨归,以符合人民期待为价值评价标准,以本国和各国人民福祉的有机统一为价值升华;坚持人民立场的文化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党内政治文化,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无我”之境和民本思想的精髓,同时也践行了为人民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这一重要论述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深入贯彻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新意识形态与中国传媒——新世纪新闻传播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

中国新意识形态是社会结构转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阶级利益走向共同利益,虚构现实,生产现实,存在于对个体的咨唤之中,个体因此而“自由地同意”成为主体。新意识形态体现为政治上的国家主义,经济上的实用主义和文化上的消费主义,其叙事的核心是传媒镜像。而传播的研究,则是与特殊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一致的,“新意识形态与中国传媒”是他们大显身手的学术舞台。     

马克思早期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探微

文章首先回溯了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过程；其次分析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具体内容，从反思层面和实践层面深刻理解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和超越。     

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恩格斯辩证法

围绕辩证法,一些西方学者常常得出恩格斯和马克思对立的观点。反驳这种错误观点有一条重要路径:恩格斯的辩证法并非局限于自然领域,而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融入社会—历史当中。具体而言,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辩证法奠基于现实经验的基础之上;二是准确阐释了马克思辩证法作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三是进一步完善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与对象的统一理论。这些贡献表明:一方面,在现实基础、基本形式、实践旨趣方面,恩格斯辩证法和马克思辩证法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能够准确把握它与马克思辩证法的区别。这将有助于澄清对恩格斯辩证法的曲解和误解,也是对“矮化”恩格斯辩证法、制造恩格斯和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思想对立的有力回应。     

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论与劳动制度

随着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全面自动化。这个正在生成的社会现实意味着经典劳动价值论“一切价值均来自人类劳动”的命题必须被重新思考。笔者以为,弱人工智能应被视为介于人与物之间的特殊劳动者。这样才能解释弱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创造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将弱人工智能视为物或工具就是一种未经反思的意识形态,其建构方向是资本原则与弱人工智能结合的永续生产模式。因此,只有强调并确立弱人工智能的劳动者地位,才能有效破除资本原则对社会发展模式的控制,将弱人工智能强大的生产能力服务于人类自由发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