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职能的变迁与行政给付

政府的基本职能包括政治职能、经济职能、社会管理职能,不同性质的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政府职能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各国政府在解决诸如贫困、社会公正等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以及构筑社会风险防范机制方面采取的措施,使得各国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普遍得到加强,行政给付成为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主要行为方式。     

政府在环境纠纷处理中的角色回归与职能矫正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环境欠账积弊日深,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提升,因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且形势日益严峻,不容忽视。环境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或得不到很好解决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偏差和职能错位。要杜绝因政府角色偏差和职能错位导致的合谋行为,就必须加强监管,矫正政府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角色偏差,进一步将职能从经济职能转移到社会服务上来,以保障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和环境治理的效果。     

服务型政府背景下的县级政府职能重构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各级政府进行机构改革的目标,县级政府的职能重构也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保障和重要前提。发展地区间经济的合作、维护经济秩序、加强公共服务的建设、强化解决社会矛盾的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是县级政府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职能重构的重要任务。明确县级政府的主要职能,认识职能重构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相关问题,实现县级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实现途径。     

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失与补救

公共服务职能缺失是目前各级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究其原因既有传统文化和思想的消极影响,更有传统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负面作用,还与行政人员的陈旧观念和素质存在联系。实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补救,主要途径是通过树立科学发展观,改革公共财政体制,增加公共服务投入,创新公共服务方式,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结构分析

由于奉行“经济本位”的职能理念、职能激励和约束机制的经济色彩过于浓厚等原因，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存在着突出的结构性问题。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实现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结构的优化，还有赖于树立人本主义的职能理念、构建人本主义的职能激励和约束机制、转变职能思路等职能途径的努力。     

经济转型“开倒车”是绝没有出路的

财政政策两难——出路在转变增长方式。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意识到增长的模式如果不改变，将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变得脆弱。政府用救济的方法去增加需求，把这个窟窿补起来，把已经消失的信用，用政府信用去代替，维持经济的运转。     

社会保障与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

当政府着手保护社会弱势群体、解决社会贫困问题时，出现了政府职能的新领域。伴随着政府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解决社会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得到了加强，并成为一项独立于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的重要的政府职能，福利国家由此产生，社会保障的历史也由此进入了新的时代。而“福利病”显示，在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时，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的责任和权力必须加以界定，即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应受到公法规制。     

我国农村纠纷的基层政府化解机制研究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农村纠纷的多样化、复杂化以及对政府救济的需求等为基层政府进一步深入农村、化解纠纷,提供了良好的时代契机。基层政府在发挥其组织协调、防范预警等功能的同时也面临着权力滥用、权威失落、职能缺失的行为困境。为了更好地发挥基层政府在农村纠纷解决中的作用,构建和谐社会,有必要从运行机制、政府责任、外部监督等各个方面对其进行完善。     

论区域政府职能的基础与内容

区域政府职能从逻辑上看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中央政府的职能让渡;二是地方政府的职能补充;三是区域社会的选举。而从实践上看,区域政府的职能则基于人口迁移的空间转换、具体区域问题的解决及政府体系的历史转型。具体而言,表现为区域内的经济平衡职能、政治沟通职能和文化融合职能等三个方面。     

从西部大开发看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选择

政府经济职能是政府在国家经济行政管理中的职责范围和应发挥的作用,政府经济职能的选择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导向性。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认识到市场的调节作用,也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现阶段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重要选择。     

政府信息公开机制中危机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

当各种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频繁触动人们的神经,成为时下社会最为敏感的话题时,人们不得不更为虔诚地相信和依赖政府。政府如何满足社会公众对信息公开、透明的需求,在危机管理中把握舆论导向、巩固和完善政府形象、保持社会稳定和谐有序地运转,危机新闻发言人制度就被特别提上政府议程,成为当下政府化危机为转机的关键。     

论现代危机下的公民责任

现代化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危机将是现代社会的常态。公民的责任能力对于抗击现代危机的意义重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战胜危机的成败走向,关系着政府危机领导的效果。公民参与危机治理的公共事务是公民内在的职责,因为公民身份本身就包含着责任。公民积极主动的责任观念使参与危机的治理成为公民内在的自由要求。公民责任能力的提高需要教育引导和政治环境的熏陶。公民责任是与公民权利相联系的责任,责任之中包含着权利分享之义。     

民众脆弱性与危机管理——心理契约的分析角度

民众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做出何种心理与行为反应,是贯穿危机管理的一个关键性的变量,其中脆弱性是常见现象。在公共危机事件本身的危害性和政府应对能力一定的条件下,危机的实际损失将主要取决于民众的脆弱性状况。化解民众脆弱性,要重视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心理契约：危机前通过制度和文化建设,以铺垫危机心理契约的建立;危机中透明公开,积极行动,满足公众期待,以巩固危机心理契约;危机后抓住关键节点,心理救治,不断学习和改进,以促进心理契约的升华,从而化解民众脆弱性,提升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     

试论突发公共事件管理应对能力

突发公共事件严重威胁公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现代政府必须全面增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当危机爆发时尽量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我国政府在长期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须从预警、决策、社会力量动员等九个方面提高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大数据下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思考

当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范围不断扩大,构成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多国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的严重影响.我国政府科学组织有效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基本得以化解.而大数据技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与化解过程中发挥着技术支撑的关键作用,充分彰显工具理性在公共行政实践中的不可或缺性.大...     

货币权力的宪法规制及其路径选择简

在现代经济社会,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体制和政府财政权的扩张导致了纸币的持续超发,也肇始了愈发严重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接踵而至,进而侵犯人民的财产权利,而需要在宪法位阶上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权力进行合理的制度规范。货币权力的宪法规制不但要赋予中央银行独立行使职权的法律地位,还应当通过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权力予以宪法性约束,使其权力运行真正能够受到民主监督的制约,以期实现对人民基本权利之有效保障。     

新世纪中国西部发展与公共管理学的使命

研究领域和范围偏狭,西部发展问题公共管理研究的缺席,是我国公共管理学存在的严重缺陷。拓展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视角,关注西部地区的发展问题,探索适合西部地区的公共管理模式,在西部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是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学的重要历史使命。公共管理学应该在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的基础上,立足于西部地区公共管理环境,研究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如何对该地区多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管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管理,对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管理,对民族关系的协调与管理,以及加强危机管理研究,为西部地区经济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公共管理环境发挥独特作用。     

我国基层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范式困境与出路

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地方政府的重大政治任务。面对大量的社会矛盾,地方政府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采用运动式治理,追求刚性稳定,呈现非规则化倾向,导致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方式、目标和重心异化,形成一种"越维稳越不稳"、"越化解矛盾越多"的怪圈。法律的信任危机、网络媒体的过分渲染、政府信息公开不力、政绩考核功能的异化、问责制的信用危机、公众的法律意识淡薄是陷入这种困局的主要原因。培育法治思维、完善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完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形成社会矛盾多元化解新格局、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是构建化解社会矛盾新范式的理性化选择。     

论家庭抚育功能外化对青少年社会化的挑战——基于对苏州市托教机构的实地研究

家庭在青少年社会化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改变,家庭的抚育功能正在发生外化。在这一背景下,青少年社会化面临着新的挑战,包括影响青少年的人格培养、导致青少年产生自我认同危机、造成青少年角色失调与混乱以及由青少年社会化自主性增强所导致的与家庭传统权威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