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增长“悖论”

中国进入发展新阶段,发展已不仅是经济增长,还是消除贫困、追求社会公正和谐以及人与社会、自然的全面发展     

官员“自我限权”的悖论

<正>河北大名县委书记王晓桦自2009年春节前上任后,连续出台10份文件变更干部任用制度,甚至专门出台《大名县委书记用人行为规范》,规定县委书记"不临时提出调整干部动议"。这些举措直接限制了王晓桦本人的权力,是典型的"自我限权"(2010年7月7日《中国青年报》)。     

教育改革:“望子成龙”的悖论

过五关斩六将,历经坎坷的学子们终于如愿以偿地跨入大学校门。迎着秋风秋雨跨入新学年的,还包括高中的新生,初中的新生,小学的新生。而在这些青少年的身后,是亿万家长的殷切期盼、国家的殷切期盼、全社会的殷切期盼:望子成龙。我们的教育承载着重重的寄托。教育日益成为改变下一代命运的重要手段。从改革开放恢复高考起,教育改革就成了全社会最为关注的领域。二十多年过去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人们越来越困惑:在一切围绕高考指     

“诺思悖论”与政府的角色冲突

政府的规范目的是追求公共利益,但组成政府的微观主体还会有自己的利益。新制度主义的诺思悖论揭示了政府在追求公共利益和追求自身利益之间的角色冲突和内在矛盾性。在现实中,只要政府权力不受控制,组成政府的微观主体就可能放弃公共责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不仅不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反而可能成为公共利益的威胁。只有加强民主法治建设,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才可能保证政府按照公共利益的要求履行职责,管理公共事务。     

“幸福悖论”的现代性根源探讨

幸福是人们对一定时期“自身状况的满意”.然而在现代性思潮的影响下,幸福的追求演变成对物质财富的无止境占有和消费,致使幸福陷入了前提性的危机与困惑,即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的却是压力的倍增,幸福感的疏离.究其根源,在于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物质化致使幸福“物化”,在于工具理性的驱动下人之存在价值的迷失导致幸福的“工具化”,以及技术理性的张扬加剧幸福的“虚无化”.     

青年“生活悖论”现象的分析与应对

当代部分青年的生活呈现出悖论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他们的适度休闲实现度与效率提升有待协调、精神丰盈度与物质条件改善有待同频、价值意义感与受教育程度提高有待共振以及良好心态形塑与信息加速供给有待平衡。效率对欲望存在助推作用的可能性、物质与精神存在对冲效应的可能性、知识对信仰存在解构作用的可能性以及信息供给与接收存在张力的可能性,是造成“生活悖论”现象的主要原因。应对“生活悖论”现象,要区分效率导向的应用场景以保障青年的适度闲暇、提炼物质文明的意义内涵以丰富青年的精神世界、挖掘知识教育的价值意蕴以增强青年的信仰力量、加强信息供给与接收治理以培育青年的良好心态。     

劳动所有权与“马克思正义悖论”问题

围绕由“塔克—伍德命题”所引发的“马克思正义悖论”问题,西方左翼学者进行了数十年的争论,但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解答这一悖论问题的关键在于,澄清马克思是否使用了某种特定的正义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而劳动所有权便属于这一正义观念。劳动所有权,分为以自我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和以占有他人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后者而非前者,被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代表资本主义的法权与正义原则。实际上,这是一种“错位理解”,低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家的狡猾性与欺骗性,未能准确把握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非正义性的文本场域与历史语境。近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谱系所标榜的一直是自我劳动所有权。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从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对劳动所有权进行了双重批判,阐发了劳动与所有权同一规律与分离规律的“辩证转变”,进而揭露了资本主义所承诺的正义的虚伪性。在未来社会中,应实行真正的劳动所有权和更高阶的需要所有权。     

“经济贫困”还是“心理贫困”:幸福感悖论新解

家庭经济和外显自尊、自我接纳、被接纳感及其交互作用对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同时存在;外显自尊与自我接纳是家庭经济与幸福感的中介变量;在农村与贫困生样本模型中,家庭经济、外显自尊、自我接纳的主效应显著;在城市与非贫困生样本模型中,家庭经济与外显自尊的交互效应显著。幸福感悖论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只考虑了经济与幸福感的关系而忽略了心理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心理贫困与经济贫困都会影响幸福感。     

王符“融通儒法”的廉政思想及其悖论

防治腐败、建立善政是王符思想的主要内容。王符对东汉时期的政治腐败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有针对性地提出"循名责实"加强官吏选用监督、隆赏重刑厉行"以法治国"、"忠正为本"提升官吏行政道德素养等廉政建设思路,体现出鲜明的"融通儒法"的学术特色。但是,王符认为国家治乱在于君主,把腐败防治的根本责任归结于自身有限的君主,这是其廉政思想的悖论所在。     

地方政府的维稳“悖论”与化解之道

当前,维护社会稳定,创新社会管理,优化社会服务,建设社会和谐变得愈加迫切和必要,也因此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但地方政府在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民众权益之间存在着价值预设和行为结果的背离.究其原因,主要源于地方政府自身维稳的政治“惯性”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凸现出来的维稳“悖论”.破解维稳“悖论”需要重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政治信任,从而在官民互信的氛围中共同维护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     

阅读与出版的“风向标”

一年一度的北京图书订货会,透出人们的阅读兴趣与出版界的动向“文化人出书给文化人看”,一直是中国出版人追求与坚守的传统。但这一传统似乎正在悄悄地被改写成为“出版商出书给大众看”——在人们感慨“阅读率下降”的今天,恰恰是不断崛起的年轻读者群改变了阅读的取向与历史。比起老一辈     

阅读是有“重量”的

如今，网络阅读成为人们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的阅读行为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眼睛在网上快速、便捷的“暴走”，逐渐替代以往细嚼慢咽似的传统阅读。新媒介使昔日“纸面”凝聚的诸多艺术的神性，不断被“界面”的感觉颠覆和碾轧。     

“吉登斯悖论”下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研究

当前,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依然面临着危机。在"吉登斯悖论"下,我国地方政府在生态职责上存在的不做为值得重视。生态型政府建设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方向。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在多个方向深化和扩展,同时要处理好与生态公民养成、生态市场培育、城镇化建设、生态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中,"邻避效应"治理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点。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既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也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成熟经验。     

“伊斯特林悖论”——究竟什么是幸福?

20世纪70年代,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通过研究发现了经济增长与国民快乐的不一致性问题,即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国民的快乐与幸福感不再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研究显示,在人均GDP较低阶段,GDP的增长使幸福曲线的上升坡度很陡;而到了人均3000至5000美元的水平后,GDP进一步增长并不能带来同比例幸福感的增长.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均出现了这种“伊斯特林悖论”现象,亦有人将其称之为“幸福—收入之谜”.     

“无纸阅读”预言

<正> 在互联网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读书的这个时代,一场与读书有关的互联网技术及终端产品的较量战火燃起。今年1月,苹果公司推出具备电子书功能的平板电脑iPad,     

阅读点亮“中国梦”

近日,一个90后女生在网上发帖"炫"起了自己的3000余册藏书。她说,这些书是父母送给她的"成人礼物"。"我家没有爱马仕,也没有宝马车。家有藏书数千卷,在我看来,这是一笔最大的财富。"在网络时代,有人炫房,有人炫车,有人炫钞票……大家似乎都见怪不怪了。然而,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有人"炫"书,而且还是90后的年轻人,值得我们关注。如今,书籍品类丰富、阅读载体多样,     

马少波全集序

我和少波相识已经40多年了。记得1949年6月26日,周恩来同志约各解放区从事旧剧改革的部分党员干部到中南海座谈。与会者有华东区的阿英、陆万美和少波,西北区的柯仲平、马健翎,中南区的崔嵬,东北区的刘芝明。周扬、田汉和我也在座。那时大家都还年轻,少波是最年轻的一个,当时只有31岁。四十多年来,老友相继凋零。这些人中,目前只有我和少波还健在了。     

论“以人为本”的价值悖论及其克服:唯物史观的视野

"以人为本"社会发展观的实践论逻辑是从抽象个体的价值实践活动开始的,社会"个体"在价值行动中面临着"价值悖论"的困境,即价值确立的二元性与价值实现的悖反。"价值悖论"是现代人的价值实践活动的逻辑前提,其根源在于"人的异化""人的悖论";同时,也只有在"人本论"的社会发展中才能根本克服这一"悖论"。这样就形成一个社会历史领域中的逻辑上升,价值悖论在"人本论"中克服的逻辑结论,为历史的具体的"以人为本"价值实践活动提供了认识论前提。这就是"以人为本"社会发展观的实践—认识论在自我克服中的逻辑上升。     

“多数人暴政”的伦理悖论与现实解决途径研究

伦理悖论是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的公共问题,上升到政策层面上,众多政策制定者都希望通过合理的政策设计来弥补、甚至避免伦理两难和漏洞。以一个经典的伦理学悖论案例为切入点,分析了"多数人暴政"这个高频发生的命题产生的逻辑起点和原因,通过现实事件探讨了现实生活中"多数人暴政"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影响,提出了在公共政策中可以通过法律约束、社会监督和文化感化政策来对多数人的暴政进行一定的预防和控制,以期对现实的政策制定有所借鉴帮助。     

破解“四个悖论”与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反映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劳动就业工作的新要求.我国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突出地面临着劳动者“加班悖论”、企业“加薪悖论”、产业升级提高就业质量的可能性悖论和政府干预劳动关系的可能性悖论.究其成因,主要是劳动力总量供过于求和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不高、部分企业竞争力与盈利能力不强、产业升级的时机和路径选择不当、劳动关系调整机制不完善造成的.破解“四个悖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需要在鼓励劳动者提高就业能力、鼓励企业自主创新、选择好产业升级的路径和时机、完善劳动关系调整制度等方面协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