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争端初起时的台美交涉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欲将钓鱼岛群岛的"施政权"随同琉球群岛"归还"日本。台湾当局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交涉,否认琉球主权属日,强调钓鱼岛不属于琉球,应分案处理,然自身所处困境使其在对美交涉中进退两难。美国从自身利益及亚太战略考虑,在此案的处理上偏袒日本,表面采取"中立"立场,实则将钓鱼岛的"行政权"交予日本,为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提供了便利,造成之后中日之间的钓鱼岛纷争,为中日关系埋下隐患。     

中美“管控”美对台军售有效性的评估与分析

美国对台军售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实施对华"对冲"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文章指出,美国不同时期的对台军售与当时的中美关系呈现一种反向相关,对台军售政策典型地体现出中美关系的"两面性"特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虽是不定期引发中美关系震荡的"顽疾",但至今未引爆两国关系。数十年来,中美在该问题上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并形成了某种程序化的沟通机制,实现了两国对该问题的有效"管控"。文章旨在解读中美两国如何对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进行有效"管控"。两国在该议题上达成的默契表现在:美国不向台湾地区出售敏感武器是其执行对台军售政策时遵循的隐性原则;中国大陆则对有限的、不突破其"红线"的军售行为不做出过激反应,采取务实手法处理。两国政府高层在军售前后形成的程序化的沟通和修补措施,则为实现有效"管控"提供了机制化保障。     

美俄关系拟“再重启”的逻辑、领域与限度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新政府开始奉行新的外交理念并拟再次"重启"美俄关系,这不仅是其新外交理念的必然要求,而且是遏制中国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与俄对抗政策失效后的不得已选择。美俄关系拟"再重启"的领域包括叙利亚问题、乌克兰问题、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战略稳定与军备控制等。然而,虽然特朗普意欲"再重启"美俄关系的意愿明显,但美国国会、舆论界以及精英群体中明显占据优势的反俄情绪势必对其构成极大牵制;美国不可能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双方在称霸与反霸、单极与多极、崛起与打压、遏制与反制等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此外,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围绕"东扩"与"反东扩"的矛盾与分歧不可调和,双方军事遏制与反遏制的激烈程度也难以缓和。所有这些因素都制约了美俄关系"再重启"的限度。本轮美俄关系即使实现了"再重启",最终仍有可能"重蹈"之前的"覆辙",美俄之间竞争及对抗的关系模式难以改变。     

20世纪50年代初台湾当局对德“建交”活动始末

20世纪50年代初期,台湾当局展开了旨在谋求与西德"建交"的一系列活动。台湾不仅动用了其在欧洲、美国等地的"外交"资源,还谋求获得美国的协助。最终,西德出于"单独代表权"、不愿卷入中国问题的争论以及对中国大陆市场的兴趣等考虑拒绝了台湾的提议,而英美等国际因素和中国对德政策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台湾当局的"建交"活动虽然失败,但在这一期间的对德工作并非一无所获。     

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及影响

奥巴马第二任期基本上延续了第一任期内的对台政策,同时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即在遵循美台非官方关系基本框架、确保避免冲击中美关系的前提下,给予台湾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支持以稳固和发展美台关系,突出台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重要作用,积极谋求对台湾问题的更多主动权。从近期来看,奥巴马政府对台政策调整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美关系的大局、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发展,保障了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但从长远来看,这些政策调整却蕴含着很多潜在的隐患和不确定性。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台安全合作的变化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在战略定位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战略思维上奉行"零和博弈"思维,将对华战略目标调整为竭力掣肘中国的崛起进程,进而在战略手段上开始对中国采取全面的打压和围堵,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倒退。在中美关系波折不断、摩擦频发的战略背景下,为了实现"以台制陆"的目标,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包括实现对台军售的"常态化",决策程序的"便捷化",军售模式从"官售为主"向"官商并举"的调整,以及售台武器性质从"防御性"向"进攻性"的转变;另一方面则通过将台湾纳入美国"印太"安全战略框架,扶持台湾当局发展"非对称战力",强化美台防务供应链的深度融合,深化美台情报共享与合作,推动美台多层次军事交流等方式,使得美台安全与军事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     

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华“双轨”政策的形成

战后初期是斯大林对华政策框架的基本形成阶段。雅尔塔《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基本上确立了战后苏联对华外交的基本框架。在此框架下,为了维护苏联的根本利益,斯大林一方面积极履行在谈判中的承诺,将国民党政府作为主要合作对象,督促中共领导人赴重庆谈判;另一方面出于对美蒋独占东北的忧惧,先是有计划地将抗联部队部署到东北的战略要地,后又对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提供积极援助。由此,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体现出鲜明的"双轨"性。在这种"双轨"政策下,苏联与中共在东北逐渐形成了一种战略性的关系,这对中共全国战略的形成与实施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利用已解密的中、苏、美外交档案,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前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考察,可以探寻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华"双轨"政策的形成及特点。     

日本战争赔偿与美国的责任

2002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菲律宾、马来西亚、东蒂汶等国时,当地民众团体进行了示威抗议活动,要求日本对慰安妇给予赔偿,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以及篡改历史教科书。战争与战争赔偿已经不再是一个醒目的话题,然而对于站在新世纪人口处的日本与东盟(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来说,却依然现实地影响着双方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本文拟从冷战体制下美国的东亚政策对日本赔偿政策的影响出发,阐明日美应承担的责任,分析"战争赔偿"的权利与义务及其存在的问题,指出日本的对外赔偿作为国际关系史上的特例,是美国东亚政策演变的结果之一,配合了美国遏制战略的开展,亦使得日本推行"赔偿外交"成为可能。     

美泰同盟的合作形式、机制及其前景

美泰在1954年《马尼拉条约》和1962年《腊斯克—他纳联合声明》的框架下结成同盟。同盟成立50多年来,经历了老挝危机、越南战争、冷战的终结和反恐战争的考验,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本文认为美泰同盟维持稳定的机制是相互制约。在同盟的存续过程中,美泰两国对"被抛弃"和"被牵连"的恐惧形成张力,推动同盟进行或强或弱化的调整。未来只要双方保持同盟的意愿不变,同盟管理就相对简单。维持美泰同盟符合双方的利益,未来同盟合作将进一步强化,泰国将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外交。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台安全合作的发展

随着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行,美国强势介入亚太安全事务并大力推动亚太安全合作网络的建设。在此背景下,美台军事与安全合作依循"硬体军备"出售为基础、"软体合作"提升为重点的"双轨并进"路线,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在传统的军备出售方面,奥巴马政府不仅在军售规模和金额方面远超前任历届政府,而且根据两岸军力发展日益失衡的现实,逐步将军售的重点调整为协助台湾当局培植和发展"不对称战力"。而在"软体合作"方面,美台不断强化双方在开展军事人员培训、举行联合军事演训、提升协同行动能力、推动高层安全对话、加强情报共享等方面的合作,使得美台安全合作进一步朝着机制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日台"三边安全对话机制的建立,三方情报合作以及技战术协同的不断加强,美台安全合作向"多边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已显露端倪。     

美国对苏贷款问题历史考察(1943-1946)——关于美苏经济冷战起源的研究(之一)

在美苏双方希望和推进战后经济合作的氛围中,苏联提出了战后重建的贷款问题。由于苏联期待更优惠的贷款条件而美国有意把经济援助作为外交工具,雅尔塔会议没有提出贷款问题,从而错过了历史最佳时机。杜鲁门执政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和苏联对自身经济体制和国际经济形势的认知偏差,导致双方在贷款问题上长期交涉但最终未果。贷款流产成为苏联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切割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从对俄政策调整看日本周边外交的困境

日俄关系在日本的周边外交中占有重要位置,近年来日本试图通过调整对俄政策彰显外交的自主性,改善周边外交状况,推出了一些新的政策措施。首先,日本建议绕开领土问题,扩大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为两国关系的彻底改善,也为最终解决领土问题奠定基础。其次,提出日俄在争议领土从事"共同经济活动"的建议,旨在与俄罗斯在争议领土进行"共同"开发,获得俄罗斯默认日本对争议领土具有主权权利,以便打开日俄关系的大门。第三,日本试图通过调整对俄政策改善周边关系,维护日本在周边外交中的有利地位。但是,日本的对俄政策依然受到内外因素限制,俄罗斯不会轻易在领土问题上让步,日本国内舆论也不可能支持政府在领土问题上让步,日俄之间也不可能在领土问题上达成共识,日俄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很难脱离政治环境而有所扩大,特别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日俄合作具有局限性,日本的周边外交仍然陷于困境之中。     

外交身份框架调整影响下的德国对美同盟政策变化

在德美同盟中，德国并非完全追随美国，其对外政策呈现出在“战略协调”与“外交对抗”之间动态变化的特点。根据本体安全理论，德国动态调整对美同盟政策的动力机制源自于德国维护其“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和“正常大国”复合型外交身份稳定性的需要。德国在“战略协调”和“外交对抗”之间的策略选择，取决于美国外交政策对德国复合外交身份稳定性的冲击程度。当美国对外政策调整严重威胁到德国外交身份的稳定性时，本体安全机制会推动德国调整其对外身份的叙事结构，指导德国采用外交对抗或战略平衡的方式应对由此导致的身份危机。不过，德国的对美政策调整被限定在外交身份框架的范围之内，因而两国间的分歧不会造成德美同盟关系的根本性破裂。     

美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的新视角

长期以来,美国学者把对中国周边安全研究置于国际体系演变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他们密切关注中国周边外交政策调整,把"亲诚惠容"理念与中国提升周边外交软实力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中国展示"魅力外交"的重要途径。美国学者对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认知,他们从地缘政治困境的角度分析"六方会谈"机制的得失,强调美韩同盟、美日同盟对解决朝核问题的制约作用。中印美战略关系的形成对南亚及印度洋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学者认为虽然美印对华战略选择不尽相同,但实行对华接触政策符合美印全球战略的需要,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双重因素制约着变化中的中印美三角关系,经济与安全是检验三角关系好坏的试金石。美国学界有关地缘政治经济考量、软实力外交、联盟体系制约作用的研究,凸显了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研究的新视角。     

奥巴马的外交议程与美古关系的破冰

从全球战略层面上看,缓和与古巴的关系是奥巴马2009年执政以来又一重大外交战略调整。从地区层面上看,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修复了美国与整个拉丁美洲的关系,提升了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公信力。对于美古关系而言,尽管还有很多妨碍双方在外交上认同与合作的内部因素,但美古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美古的和解提供了一个以和平方式化解敌对关系的样板,将成为奥巴马的重要"外交遗产"。     

奥巴马执政以来的美俄关系

"重启"美俄关系是奥巴马执政后重要的外交议程之一。美国面临的多重困境是奥巴马政府积极"重启"美俄关系的关键推动力量。2009年的美俄外交呈现出"务实"和"机制化"的特征。相对国家实力的对比变化,使"奥巴马-梅德韦杰夫时代"的美俄两国在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成为可能。美俄双方一直存有严重分歧的议程有可能成为2010年美俄外交的难题,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增加变数。     

奥巴马政府的对缅政策与美缅关系的改善

在"巧实力"外交理念指导下,奥巴马政府对缅政策在方式上与其前任相比有明显变化;这一政策实行3年多来,美缅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从长期紧张到关系回暖、升温,再到目前的双方关系向完全正常化发展;美缅关系完全正常化,关键在于缅甸与朝鲜的军事关系;由于受多方因素掣肘,美国可能会进一步放松或取消对缅制裁或实行限制性制裁,也有可能恢复或延长制裁;短期内美国是很难取消对缅的所有制裁的。     

台湾外劳人权问题研究

尽管台湾当局一贯标榜人权,但是在台外劳的悲惨境遇却长期得不到改善。本文深入分析了台湾外劳人权问题的现状与形成过程,并指出,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台湾当局的“外劳牌”政策。因此,只要台湾当局不放弃“台独”,台湾的外劳人权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雅尔塔秘密协定》背后的中、美、苏关系透析(Ⅱ)

1944年中国正面抗日战场的溃败造成美国太平洋战略的调整和中美关系的恶化,由此大大限制了蒋介石对苏联在未来中国的重要影响的应有认识和与之进行适当外交,导致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产生。之后,中国的外交重点依然锁定美国,极力“邀请”美国政府介入中苏关系并影响未来的中苏谈判。然而,出于对苏联追求东亚利益的实力与决心、对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需要以及对自身缺乏足够抗衡苏联手段和资源等方面的权衡,美国政府没有接受中国的外交“邀请”,反而协同苏联政府迫使中国直接派团前往莫斯科完成中苏谈判。但中国政府的外交并非没有对美国产生影响,实际上,部分由于中国持续“邀美抗苏”的努力,最终促成了紧随其后在中苏谈判以及未来东北等问题上美国政府公开出面支持中国反对苏联,成为中国内战和东亚冷战爆发的一个起源。     

产业政策实践与美欧关系中的摩擦和协调

修复并提升美国与其欧洲盟友的关系,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在此过程中,产业政策成为影响美欧关系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大飞机、半导体和电动汽车三个关键的制造业领域,行业的市场结构与各自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塑造了美国与欧盟在产业政策摩擦与协调中的激励环境和议价能力,推动双方在不同行业形成了差异化的竞合模式。产业政策议题在美国与欧盟之间引起的外交分歧,不仅缘于争夺市场份额的经济逻辑,也缘于双方经济体制差异而导致的制度性摩擦。拜登政府强势的产业政策实践,对依赖竞争政策进行经济与产业治理的欧盟造成显著冲击。面对美国强加的竞争压力,欧盟在实施产业政策与维护单一市场之间陷入了两难境地。与此同时,美国与欧盟在经济与产业领域合作制度建设的滞后,也制约着双方化解产业政策摩擦与深化合作的能力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