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的边境墙政策探析

美墨边境墙是当前美国社会最具争议的问题。尽管遇到民主党议员及自由派人士的强烈批评和抵制,特朗普仍然采取"加倍下注"的方式,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绕开国会以筹集建墙资金,挑战了美国的宪政体制。作为特朗普政府非法移民治理改革首要策略的边境墙建设被严重地政治化,超越了非法移民治理的范畴。两党在边境安全议题上发生严重的对立,边境墙成为象征政治的符号,使府会陷入了"否决政治"的僵局。美国的政治生态从极化走向碎片化和部落化,以边境墙建设为核心的非法移民治理依然任重而道远。特朗普的基本选民特别是南部中下层白人及"铁锈地带"蓝领工人因关切不同而对修建边境墙的支持程度有所不同。特朗普利用边境墙和非法移民议题进行选举动员的策略的效用正在不断地下降,他这样做也是对2020年总统大选的政治冒险。     

美墨边境“无人陪伴儿童”移民潮的特征、缘起与影响

2014年初夏，美国的新闻媒体纷纷聚焦于西南边境的移民问题，并宣称爆发了一场“移民危机”。“移民危机”说辞的盛行，反映的是中美洲“无人陪伴儿童”移民的增多引发的普遍担忧与焦虑。中美洲“无人陪伴儿童”主要来自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三国，并呈现出低龄化及女孩比例增加、入境地点较为集中、主动“投案自首”现象常见等特点。近年来中美洲“无人陪伴儿童”移民潮的兴起，既与美国在该地区的长期干预和美国近期移民政策调整等外部拉力有关，也离不开该地区的政治动荡、经济失序、暴力盛行等内部推力的驱动，同时还有国际人口走私集团的推波助澜。中美洲“无人陪伴儿童”的到来，对美国的经济财政、政党政治、移民管理体制及中美洲政策等，都产生了显著影响。     

中俄边境城市满洲里的女性边贸人

作为中国的边境城市,满洲里城市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官方热情迎接国外游客的诸项政策有关。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的成就,另一方面,大量外国人的突然出现也引起了"悦纳异己"这一经典理论所描述的境况,促成了城市公民和非公民两个群体在空间上的分裂。俄罗斯女性是满洲里游客的主要来源,通过观察她们的旅游过程以及他们对这个城市神话式的美化,并借助德里达在《逃城》中的观念,可以认为俄罗斯女性在满洲里找到了时空上的庇护之城,这里她们得到了情感和形态上的提升和认可,她们以自己在中国境内的消费去表达对俄罗斯经济地位的不满。通过中俄边境上的跨境女性对美的消费的民族志分析,可以把性别特殊的实践方式与亚洲北部边境研究的宏大领域联系在一起。     

革新后越南越中边境民族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越南革新开放以后,越南党和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其民族政策尤其是北部边境地区的民族政策大力进行调整,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特殊优惠的边境民族政策,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同时,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原因,中越边境地区有9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再加上中国一方边境地区客观上存在着的许多现实问题,使得越南所推行的特殊优惠的边境民族政策对中国一方的边境民族地区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不利于我国西南边境民族地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美国贸易协定政策评析——基于对USMCA、美韩FTA等贸易协定政策的分析

自特朗普政府以来,在"美国优先"外交政策主导下,美国将"减少双边贸易赤字"作为其贸易协定政策的直接目标,在此目标导向下实施了退出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FTA,启动美日、美欧、美英贸易协定谈判等一系列政策活动.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协定政策及其实施增加了全球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扰乱了汽车及零部件等制造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加剧了国际投资环境和市场的不稳定性,对过去70多年来形成的全球贸易规则框架构成严峻威胁.拜登上任后,未对特朗普政府的全球贸易政策倾向有明显扭转,并有延续的意图.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时期生效的贸易协定进行了全面审查,认可美墨加协定作为美国新政府未来贸易协定谈判模板的地位,且从其加强与友邦和盟国合作的贸易政策导向来看,拜登政府会继续推进特朗普政府时期已经生效的美墨加协定、美韩FTA 2.0、美日贸易协定和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的合作深度,大力推进美欧、美英贸易协定谈判.     

奥巴马政府推动美古关系正常化的动因、政策及前景

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美古关系正常化的主要动因是,通过改善美古关系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进而推进"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这一战略目标。奥巴马政府的对古政策得益于古巴裔美国人在美古关系问题上的立场分化,顺应了美国国内的主流民意。为启动美古关系正常化进程,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对古政策和外交举措,直至美国与古巴正式恢复外交关系。然而,美古关系要实现全面正常化,还面临诸多障碍:美国尚未解除对古巴的经济制裁;美古两国相互没收的资产尚未归还对方;美国仍然占据古巴的关塔那摩湾;古巴移民问题和美国关注的古巴民主与人权问题依然存在。短时期内,克服这些障碍的前景不容乐观。     

美国非法移民的治理及其困境

移民执法是美国非法移民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国政府主要从整合移民执法资源、强化边境执法力度与更新国内工厂执法方式等方面着手,以期实现非法移民治理的目标。然而,从效果上看,这些政策措施并未对非法移民形成有效的控制与管理,这折射出美国在非法移民治理问题上存在着诸多困境。     

“发展-安全关联”:中美欧对非政策比较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9.11"事件后,发展与安全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深化,发展政策的安全化与安全政策的发展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西方学者就此提出了"发展-安全关联"概念,并逐渐普及。出于对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复杂反应,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利用"发展-安全关联"政策对中国施压,要求与中国就非洲问题展开合作。与此同时,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也使得从"发展-安全关联"视角思考中美欧对非政策的潜在冲突和协作空间成为必要。中国更强调发展与安全并行的对非政策;而欧盟的对非政策正处于从发展政策为主导向安全政策为主导的过渡时期;美国则强化了其以安全政策为主导的对非政策。不同的政策方法可能导致中美欧未来在非洲政策上更多的冲突,但同时也提示了更大的协作空间,继而为中非关系和中美欧关系提供新的增长点。     

东南亚移民危机与移民治理:从“安全化”到“区域化”

继欧洲难民潮和北美非法移民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后,东南亚也爆发了严重的移民危机。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的将移民视为威胁的"安全化"行动不仅无助于移民危机的消解,反而加速了危机的升级,成为对地区稳定和东盟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挑战。认识到移民政策"安全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东南亚各国开始寻求加快推进移民的区域治理,由此产生了地区国家"安全化"行动与"区域化"进程两者并存的发展态势。然而,在区域化进程中,东南亚诸国面临治理维度发展失衡,政策行动上存在共识缺乏和能力制约等挑战。为此,东盟需要突破当前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安全化"反应模式,实现均衡治理和统一行动。作为东盟的重要邻国,中国应积极研究对策,加强多边合作与协调,维护地区稳定与国家安全。     

法国移民问题探析

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人口流动的频繁,移民问题越来越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在一些老牌移民国家,这一客居的少数群体,由于自身的异质性与特殊性,越来越多地被接收国视为国家—民族建构的威胁与阻力。由此,"共和(同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以及"交融文化主义"等国家—民族整合理念也引发了学界的反思与讨论。移民政策何去何从?法国在移民方面的政策演变与历史经验无疑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将从展现移民历史以及围绕"移民"产生的各种问题入手,总结和分析法国移民整合政策的变化,最终揭示政策变化背后所反映的思想理念的转变。     

美俄关系拟“再重启”的逻辑、领域与限度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新政府开始奉行新的外交理念并拟再次"重启"美俄关系,这不仅是其新外交理念的必然要求,而且是遏制中国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与俄对抗政策失效后的不得已选择。美俄关系拟"再重启"的领域包括叙利亚问题、乌克兰问题、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战略稳定与军备控制等。然而,虽然特朗普意欲"再重启"美俄关系的意愿明显,但美国国会、舆论界以及精英群体中明显占据优势的反俄情绪势必对其构成极大牵制;美国不可能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双方在称霸与反霸、单极与多极、崛起与打压、遏制与反制等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此外,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围绕"东扩"与"反东扩"的矛盾与分歧不可调和,双方军事遏制与反遏制的激烈程度也难以缓和。所有这些因素都制约了美俄关系"再重启"的限度。本轮美俄关系即使实现了"再重启",最终仍有可能"重蹈"之前的"覆辙",美俄之间竞争及对抗的关系模式难以改变。     

边境战争失败后尼赫鲁政府的应对策略

在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印军连战连败,不仅在"前进政策"下侵占的中国领土尽数失守,而且损兵折将,近四千名官兵被俘.当印军全线溃败的消息传回以后,印度国内出现了严重的恐慌情绪,各方面对尼赫鲁及其内阁的批评与指责也纷至沓来.为了应对中国军队可能发动的"全面入侵",恢复1962年9月8日的实控状态,保持国家的"自由和完整",并在"对等"的基础上交换印军战俘,维护印度的"体面、尊严和自尊",尼赫鲁政府对前期的内外政策做了较大调整,采取了一系列自认为更加"务实"的策略:一是抛开"不结盟"政策,极力向美、英等国求助,走上了与西方国家结盟反华的道路;二是从有选择的排华转为无差别地围捕和拘禁华侨,将他们作为交换印军战俘、逼迫中国政府在边界问题上妥协让步的人质;三是曲解国际公约,反诬中国将印军战俘扣为"人质",以此诋毁中国政府,博取国际社会更多的同情与支持.这些策略虽未完全达到目的,却使中国在西南战略方向长期面临较大的压力,中国政府接回所有被拘华侨的计划也随之落空.中国政府由此判断尼赫鲁政府并无和解的意愿,印度已完全转向了反华阵营.其后十余年间,双方关系持续冷淡.直到1976年,中印两国才再次互派大使,逐步改善双边关系.     

日本亚太经济合作战略的新动向

受自身政治大国的战略诉求、亚太经济与政治重要性日益高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日本的亚太经济合作战略在2017年重点表现在两大维度上,即引领不含美国的TPP谈判进程和对美经济合作。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成为制约并影响日本亚太经济合作战略展开的主要因素,但美国退出TPP也为日本引领亚太经济合作提供了一定的政治空间。此外,尽管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相当不满,但日本在处理日美贸易摩擦问题上,依然保持克制和隐忍的态度,并积极推动与美经济政策协调、能源领域战略性合作等。未来,日本对美经济合作存在"贸易问题"和"路线问题"两大隐忧,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亚太经济合作战略的实施与延伸。     

“对冲”与“楔子”:美国“印太”战略的内生逻辑——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

文章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构建一个双层博弈分析框架,综合体系层面美国国际霸权护持与单元层面特朗普政权权位护持两个方面的考量,将"印太"战略理解为"对冲"与"楔子"两种战略的混合体。特朗普政府在给定的国内外条件下,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同时对华采取"对冲"战略,这样既避免了直接战争,又以加强联盟等手段制衡了中国;既保持了对华贸易,又以贸易战、技术争端等方式阻遏了中国产业升级并缩小了逆差。而在"美国优先"要求减少国际义务、国力有限且无法集中于亚太等给定条件下,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只能通过"楔子"战略离间、强化中国与其他印太大国间的固有矛盾,使它们既代替美国抗衡中国,又对美产生更大的安全与经济依赖,从而使美国以较低成本护持霸权,同时巩固特朗普政权。对此,中国不妨外松内紧:在话语上选择性参与"印太"建构,关键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替代之;在内线,继续采取守势,对美安全上维持和平,经贸上有节制地反击;在周边,以"一带一路"等政策抓手释放确定性以拉拢东盟并化解与其他"印太"大国的矛盾;在外线,加强与俄罗斯、伊朗等国的战略协作,增强美在东欧、中东的战略压力,从而变相缓解正面压力,为度过"崛起瓶颈期"重塑有利的外部环境。     

美国的印度裔移民--美国少数民族成功的典范

本文概述了美国印度裔移民的概况及其与祖籍国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美国印度裔移民对美印关系的影响.     

美日同盟的新一轮强化:内容、动因及前景

2015年4月底,美国和日本签署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这是冷战后美日同盟强化的一个标志性节点。美日不仅更新了同盟的主要目标,更显著拓展了两国安全合作的范围和层次。美日战略目标和政策方针高度契合是美日同盟强化的主要原因。奥巴马政府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安倍政权鼓吹的"积极和平主义"需要两国相互配合与支持,这使新形势下强化美日同盟具有必然性和稳定性。然而,美日两国的国家利益和政策导向也在一些关键领域存在分歧。     

菲中关系的发展及其存在问题

战后菲中关系的发展大致分为3个阶段:60年代中期之前为冷淡和僵持阶段;马科斯执政时期两国关系得到改善并有所发展;1986年以后,菲律宾注重对华经济外交,但出现了新的矛盾和分歧。在第一个时期,菲律宾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与泰国当时的外交路线相似,即受制于冷战的形势和亲美反共的总战略。在积极争取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把对美关系作为菲律宾对外政策支柱的同时,菲律宾政府拒绝承认新中国,而保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在朝鲜战争、东南亚条约组织等问题上积极支持美国的对华遏制政策。在处理双边事务方面,菲律宾政府严格限制中国大陆的移民…     

菲律宾南海政策激进化的内外动因探析——以多重制衡理论为视角的研究

随着中菲南海争端的持续发酵,南海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但已有研究的重点大多放在国际和单元这两个层次上,对于个体层次的分析相对欠缺,而将国际、单元和个体三个层次综合起来研究菲南海政策激进化原因的成果更是付之阙如。文章认为,个体层次因素是菲律宾南海政策激进化的主因,国际和单元层次因素是辅因,并借助多重制衡理论对此进行了论证:菲南海政策的激进化是由阿基诺三世为了制衡菲军方的政变企图从而维护自身执政地位所致,菲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和美国的制衡都是服务于制衡军方政变企图的目标;对菲军方、中国和美国的制衡主要通过巩固美菲同盟这一"一箭三雕"的方式来完成;菲执政者激进的南海政策是以牺牲菲国家长远利益和国民的福祉为代价的。基于多重制衡理论的视角,新上台的杜特尔特政府对其前任激进的南海政策大幅调整的可能性不大。鉴于菲激进南海政策的上述诱因,文章认为,中国应把改善中菲关系的着力点放在建构良好的中菲军事关系上。     

"9·11"事件后美国的文化悖论

本文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揭示了美国在"9·11"之后作为"新帝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所面临的文化矛盾其帝国地位与其基本的民主价值观之间的矛盾;美国重新审视其社会的开放性,而实行一个较为强硬的移民政策,这对美国社会的根本特点--移民性--构成威胁;总统权力扩大,行政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制衡受到了挑战;在理念上,美国政府可以反恐的名义而限制公民自由,可以说限制了美国价值中的核心部分;国际恐怖主义所宣称的宗教性,以及美国文化内部的宗教冲动,使美国处于十分尴尬的文化困境.本文指出,美国所面临的种种文化悖论从表面上看源于其反恐所采取的战略,即美国不是依靠现行的国际机制采取政治的手段,而是采取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的军事手段来对付国际恐怖主义,但其深层原因则是韦伯所谓的"攫取型道德"、天赋使命感,以及普世主义的美国主义.     

侨乡跨国家庭中的“洋”留守儿童问题探讨

跨国移民的发展使得大量"洋"留守儿童在中国侨乡出现,并呈"问题化"趋势。文章通过个案调研简析了侨乡留守儿童问题的"洋"特点,并认为"洋"留守儿童问题存在家庭、政府和社会等多层次原因。政府、家庭及社会应该共同努力,从问题认识、政策调整、教育改进、社会参与、经济发展等多方面进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