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外交互动模式的演变:经验、教训和前景

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发展推动着中美两国不断创新外交互动模式。同时,外交互动模式的有效性和生命力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并客观上依赖于中美两国共同的努力。中美建交40年来,双边关系虽经历过不少波折和反复,但也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总体看,随着两国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以及中美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日益突出,中美外交互动模式加速演进,并突出地表现在两国互动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中美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更加突出,高级别对话机制发挥着重要的磋商协调功能。但是,形势的发展并不会完全根据人们的良好愿望,在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定为主要对手的背景下,相互战略定位成为决定因素。只有在美国更弦改辙的前提下,现有的互动机制才能发挥预定作用,使中美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并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建设性地管控分歧,提供有效的沟通平台和制度保障。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国际秩序博弈

随着中美关系由普通大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转变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双边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在上升。与之相应,国际秩序已经成了两国博弈的重要领域。国际秩序问题在中美两国的国际战略中都占有重要位置,然而,两国的国际秩序观和变革国际秩序的诉求又存在着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两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上虽然有合作,但竞争也非常激烈。中美国际秩序竞争的核心内容是领导权问题,而领导权之争的本质是两国意识形态竞争,这种竞争目前表现为"两个秩序"之争,即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国内秩序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结构性矛盾,对两国战略关系走向发挥着重大影响。破解中美秩序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都需要用合作主义来指导双边关系发展,通过合作来管控在国际秩序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确保两国不冲突不对抗。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随着中美两国都认定自己进入"新时代",两国开始重新审视对方以及双边关系,从而导致中美关系也"进入新时代"。中美关系在新时代既不同于以合作为主旋律的"昨天",更不同于冷战对抗状态的"前天"。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是战略竞争,双方互为战略竞争对手。这种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冷战对抗的敌人。中美战略竞争应当是可控的、良性的、建设性的竞争;竞争并不排斥合作。在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双方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人文、全球治理这四个领域的竞争将趋于强化,而合作趋于弱化,从而导致中美战略竞争总体上将十分激烈并呈持久战态势。中美战略竞争不会滑向新冷战,其原因除了中国的主观能动作用外,更重要的是世界大势的制约。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全球政治觉醒等世界大势对新时代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塑造作用。     

特朗普时代的中国与美国:新型大国对抗关系?CSSCI

分析中美关系的现状与走势,可以将美国对华政策的三大长期目标——利用中国市场带动美国内经济发展(商业层面)、把中国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宗教层面)以及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政治层面)——作为一个视角。对经济上坚信重商主义的特朗普、宗教上极其保守的彭斯以及意识形态上强烈反共的班农而言,这三大目标已完全失败,因此他们在对华政策上偏激极端,导致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但40年来中美两国在经贸和人文方面已建立了广泛和深入的联系,并且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这两个关键性因素,决定了中美在高科技等领域选择性对抗的同时,也会在经贸等领域开展必要合作。这或可称为“新型大国对抗关系”。     

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

21世纪初以来,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均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中开始发挥领头羊的作用。与此同时,美国作为全球范围内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军事、安全及政治领域仍然发挥着决定性的领导作用。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不同领域中分别发挥领导作用的现象,即本文所说的"双领导体制"。这一"双领导体制"不仅建立了中美两国在特定领域内优势互补的发展模式,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亚太地区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稳定与发展。     

中美战略信任的维系:不对称结构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

近年来,"美国优先"理念、中美贸易战以及高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反映了中美权力转移带来的巨大压力。在权力转移压力下,中美战略信任问题愈发凸显,如何维系战略信任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文章从"不对称关系结构—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构建了分析框架,并认为,强不对称和弱不对称两种双边关系结构与开放性和封闭性两种国际体系之间的组合塑造了国家的行为逻辑,为国家间战略信任的维系提供了四种难易程度不同的体系结构。在这一分析框架下,文章结合现实与历史,深入分析了中美维系战略信任的体系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美不对称性的弱化与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共同塑造了中美两国的行为逻辑,并成为维系两国战略信任的体系结构。由于中美不对称性的弱化具有客观性,因而中美维系战略信任的关键在于维持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     

"复杂性"与中美关系结构的新变化

本文着重考察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征在两国关系结构的三个方面的体现和演化。作者认为,近年来中美之间的相互认知模式正经历转型。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全面性和重要性的理解日益接近,但双方在把握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和内涵上将继续保持一定的认知差距和不对称。其中,美国通过不断提出新的中国意象/中国观,力图继续主导中美关系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利益互动模式面临新一轮重组,双方利益层面上的契合与矛盾又有新发展。     

“单边默契”与中美战略合作的演进

探讨中美战略合作共识和中国的战略思维特性,是理解中美战略合作的微观基础。在中美关系解冻、中美建交,以及两国竞争与合作时期,中国呈现出对双边战略共识的追求、"大局观"等战略思维特性,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搁置"思维也产生了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国际政治效应。中美实力对比结构及其变化,是影响中国单边默契战略思维起源及其演变,进而影响中美战略合作与冲突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美太空冲突论"质疑--兼论中美太空合作

"中美太空冲突论"的危害在于它仍然以冷战思维为出发点,片面夸大对抗与军事冲突的必然性.无论从长远还是现实来看,中美两国避免太空潜在冲突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双边的太空合作.未来中美在太空领域会发生某些摩擦,但它不可能主导中美关系,那些可能的摩擦或矛盾仍从属于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合作关系.     

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问题研究

本文探讨了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在贸易平衡、汇率、投资等方面的表现,以及背后深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原因.文章认为,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的上升,是美国两党在贸易政策问题上"政治化"的结果,并非由两国国家战略的冲突引起.中美国内政治与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正成为巩固双边关系的深层基础.从国内政治经济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更有说服力.文章建议,在关键利益问题上与美国"硬碰硬",将有助于调动美国国内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平衡、抵消保护主义势力在对华政策上的消极影响.中美经贸争端解决的"机制化"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编后

本期专论中,张业亮考察了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内的国内政策取向、前景和影响。他认为,布什提出以建立“业主社会”为目标的国内政策议程,目的在于巩固和扩大共和党选民的基础。但由于国内国际诸多因素的掣肘,实施这一议程的前景并不明朗。陈东晓从相互认知模式、利益互动和机制化管理三个层面的演化入手,论述了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征。他认为,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重要性的理解日益接近,但双方对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和内涵仍有一定的认识差距;中美两国的利益互动模式面临新一轮重组,在利益层面上的契合和矛盾有新的发展;中美关…     

中美建交与两国在朝鲜半岛互动模式的转化

从国家互动理论的视角来考察中美与朝鲜半岛问题是一种有益的学术尝试。朝鲜战争使中美长期处于冲突型互动模式,直至中美建交,两国在朝鲜半岛的互动模式开始转化。中美建交虽然没有立即使两国在朝鲜半岛互动的性质发生转变,但建交给两国领导人带来的认知变化、直接政治互动的增多及两国朝鲜半岛政策的局部调整,为双方在朝鲜半岛进行的合作性互动提供了契机,由此,中美在朝鲜半岛的互动由建交前的冲突型互动逐渐向竞争型互动转化。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论透视与历史比较

近年来,中美两国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创议成为世界政治的热点话题。文章认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应从理论与政策、历史和现实等多层面进行深入思考。要想准确把握当前中美关系的战略实质,一方面需要超越现有国际政治理论中以权力转移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旧有范式,将国内政治模式、对外战略选择和国际战略互动等多重变量纳入研究范畴;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包括中美在内的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反复出现的"崛起国一主导国"二元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总之,只有通过理论透视和历史比较,才能把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所具备的学理基础和现有条件,进而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更有意义的判断,并努力"预为之谋"、最大限度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澳大利亚的“基准战略”

随着中国的发展,东亚单极格局逐渐转向两极格局,中美关系步入战略竞争阶段。现有研究认为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面临"双重战略困境",将不得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其以往实施的对冲战略已经失效,近年来澳大利亚的强硬对华政策意味着它已经选择追随美国。本文通过对澳大利亚与中美之间战略依赖关系的辨析发现,"双重战略困境"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实际上澳大利亚并不面临必须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战略困局,而仍然存有维持战略平衡的空间。通过分析东亚国际体系结构变迁以及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战略逻辑,可以发现现阶段澳大利亚最优的战略选择是"基准战略",即以维护本国战略利益作为在特定问题中相对支持中美两国其中一方的基准,从而最大程度换取中美的战略信任和理解,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平衡。而对澳大利亚在国内层面、南太平洋和南海问题上战略行为的梳理和比较,有效证实了澳大利亚的"基准战略"模式。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现阶段东亚中小国家的战略转变以及未来东亚国际体系结构的变迁。     

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根本逻辑与手段——兼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

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的变化,更多的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一个延续。冷战后,美国不断开辟新领域,试图将中国塑造为敌人或对手,但屡战屡败,导致多届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在任期内和问题领域内的双重起伏。美国对华战略转变背后的根本逻辑是美国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其具体手段是安全化理论所论述的安全化/非安全化。它曾经并将继续主导美国的对华战略转变。在两国共建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和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的同时,这一逻辑和手段可能导致双方在三个领域内的潜在争端:双边关系领域内的气候变化与能源—环境、中国制造产品等议题;多边关系中中美关系涉及的第三方因素;中美在国际体系规范领域的斗争。     

中美关系周期变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

从新中国成立到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前,中美关系历经1949—1969年、1969—1989年和1989—2009年三个"20年周期",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经济相互依赖是中美关系这三个周期变化的重要因素。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优先"并掀起贸易战,中美关系再次陷入低谷,权力结构性矛盾使中美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对抗的可能性增大,这表明中美关系实际上已处于2009—2029年第四个20年周期的关键时期。中美关系前三个20年的周期性变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具体体现在:按照意识形态"选边站";维护地缘安全;实施"大国平衡",推进经贸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建设。在当前美国对中国采取战略对抗的形势下,东南亚国家坚持不"选边站"的立场会面临极大的挑战,中国需要思考其部分国家在极端情况下是否会重回"选边站"的问题。     

中美安全合作浅析

近年来,中美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得到加强,但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相比,仍显薄弱和不足.加强中美安全合作对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和缓解中美结构性矛盾都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为加强中美安全合作,两国媒体应塑造对方的"正面"形象,在交往中形成新的有利于合作的认同;两国应充实合作内容、拓展合作领域、健全合作机制;用新安全观规范中美安全合作.     

习近平中美关系论述的理论内涵与现实意义

习近平主席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定位中美关系,认为在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发展空间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日益增多、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在社会制度不同的情况下通过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的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而非对抗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心愿,符合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共同向往,符合时代发展潮流,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也是两国应始终坚持的大方向。双方应从现实出发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举措,切实推进互利共赢,深化全方位利益交融格局,为发展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筑基固本,积厚成势。     

“软战”及其根源——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中美关系相处之道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疫情冲击下的中美关系对抗程度更加严重,呈现疫情冲击与舆情冲击叠加压力的局面。中美关系的新现实并非是走向"新冷战",而是呈现为"软战"格局,其基本逻辑是中美围绕谁对谁错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展开角逐,在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各个领域都充斥着激烈竞争。决定中美"软战"的根源主要是国内政治因素,中美国情差异、制度差异和政治差异在疫情冲击下产生了政治化的危险。如何妥善处理中美社会差异和制度差异,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框架内重建中美关系共同行动框架,成为新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课题。     

政治文化对21世纪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将是不可避免的,而美国作为当前惟一的超级大国,在21世纪仍将对世界发挥不可替代的影响。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不仅会影响两国的历史进程,而且还会影响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利益矛盾,也有不少共同利益。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两国政治家和战略家如何认识、判定、把握双方的利益矛盾和共同利益,而这种认识、判定和把握,在相当大程度上受政治文化的影响。中美都是文化大国,两国政治文化既有很大的差异,也有许多共性。这些差异和共性从相反的两个方向影响着中美关系,而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就取决于差异和共性的消长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