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及中国的对策

随着世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矛盾运动 ,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 ,市场化把全球各经济体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 ,使收益分配更加不公 ,导致了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我国应有条件地参与经济全球化 ,趋利避害 ,合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 ,促进经济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中印关系的新发展

中印关系这一国际关系格局中重要的双边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本文旨在对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时代中印关系的新发展进行分析和探讨.中印两国顺应全球化潮流,双边政治、经贸、文化等关系得到新的发展,中印大同(CHINDIA)是中印关系未来发展之走向.     

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新移民

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了中国新移民潮.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移民人口持续大幅度增长,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他们对中国和移入国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中外交流与合作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德美贸易摩擦的新特征、成因与趋势

美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特朗普政府对德国贸易救济调查的阶段性新特征包括:反倾销调查;利用日落复审延长反倾销实施期;利用337条款启动知识产权侵权调查;启动201调查,实施全球保障措施;重启232国家安全调查。其原因主要包括:减少贸易失衡;保护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强化科技竞争优势;国家安全观泛化;以单边主义的贸易救济调查为筹码,在重启的美欧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施压。德国的应对举措包括在欧盟共同贸易政策框架下利用进口关税及数字税手段与美国博弈、实施补贴性质的产业链政策形成制造业发展新动能、推动与美国通过谈判协商化解贸易摩擦。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汽车关税失衡"将成为德美贸易摩擦的焦点问题之一,双方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的诉讼战风险在上升。     

两新革命下我国城市发展的机遇、风险与对策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我国需要把握好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契机,不断加速"腾笼换鸟",实现"凤凰涅槃",加快科技进步与创新驱动力度,实现城市发展。本文研判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趋势与特征,剖析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风险,并就此提出凸显双战略、联动双区域、构建新体系、利用大数据、配置全球资源等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公民在东盟十国的安全风险和保护研究

近年来,在东盟国家发生的中国公民安全事件呈逐年增长之势,且类别多样,其中涉及游客安全事件数量最多。从安全事件发生的国别来看,泰国最多,文莱最少。其中,既有当事国基础设施、治安环境、中国领事保护宣传平台普及程度不够等客观原因,也有中国公民自身的主观原因。针对中国公民安全风险的相关保护措施已经纳入高层互访议程。中国外交部、驻东盟国家使领馆通过增设领事机构、运用法律手段、建立"线上线下""动静结合"的领事保护预防机制等措施在维护中国公民安全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为贯彻落实"外交为民"的宗旨,可以继续通过提高"安全提醒"发布的频次和效力、深入打造内外联动的领事保护预防体系、对不同的安全事件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措施等途径,切实提高安全利益领事保护能力。同时,中国公民自身也要提高风险意识和法律意识,增强安全防范能力。     

全球化背景下欧洲汽车工业劳动关系的新发展

欧洲汽车工业的劳动关系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一个基本问题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差异打破了工会和雇主组织之间的力量均衡。资本的流动性削弱了工会的组织和干预力量,加重了资本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它们可以用“全球化战略”对劳工组织进行战略威胁。欧洲各国的汽车工业必须在国际层面上建立相应的机构,用制度手段来调节国际间的劳动关系。在此背景下,欧洲汽车工业的劳动关系在多方面出现了“欧洲化”趋势,即各国的工薪谈判相互影响并逐步接近。工会组织如果想重新成为与雇主组织平等的谈判对手,就必须在欧洲范围内建立相应的制度,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集体谈判方式,统一调节欧洲范围内的劳动关系。     

“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的美新伙伴关系

美国和新加坡的合作关系既是两国关系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两国根据地区形势演进的双向政策选择,体现了两国的共同政策和利益倾向,对地区形势和两国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相当大影响。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与新加坡对外战略中的大国平衡战略高度契合,双方在涉及地区安全和经济领域多边合作机制的战略协调日益增强,提升了两国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关性、存在度和话语权。新加坡高度关注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战略转型,采取了相当积极的政策措施,期待延续双方长期以来的战略合作关系,促进新加坡的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在近年来的南海问题中,美新战略合作也得到了相当明显的体现,对地区形势的稳定和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全球化背景下新加坡宗教和谐的机遇与挑战

新加坡地处东南亚重要交通枢纽,东西文明交汇,国土虽小但种族、宗教多元。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等因素,新加坡政府在处理种族、宗教问题上十分注重和谐,而全球化的进程对新加坡维持宗教和谐局面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本文分析了新加坡宗教如何与时代紧密结合,把握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同时也考察了新加坡宗教自身如何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新挑战,总结新加坡政府、宗教团体、社会三个层面的经验,以期为我国宗教的和谐发展提供参考。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

<正>编者按:在"一带一路"倡议逐步落实、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稳步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学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正在走向深化。在"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简称"16+1智库网络")的组织协调下,中欧学界有关"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等议题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基于这些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16+1智库网络"秘书处与《欧洲研究》编辑部联合组织了本次     

美墨边境“无人陪伴儿童”移民潮的特征、缘起与影响

2014年初夏,美国的新闻媒体纷纷聚焦于西南边境的移民问题,并宣称爆发了一场“移民危机”。“移民危机”说辞的盛行,反映的是中美洲“无人陪伴儿童”移民的增多引发的普遍担忧与焦虑。中美洲“无人陪伴儿童”主要来自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三国,并呈现出低龄化及女孩比例增加、入境地点较为集中、主动“投案自首”现象常见等特点。近年来中美洲“无人陪伴儿童”移民潮的兴起,既与美国在该地区的长期干预和美国近期移民政策调整等外部拉力有关,也离不开该地区的政治动荡、经济失序、暴力盛行等内部推力的驱动,同时还有国际人口走私集团的推波助澜。中美洲“无人陪伴儿童”的到来,对美国的经济财政、政党政治、移民管理体制及中美洲政策等,都产生了显著影响。     

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的政治风险与防范

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中越经贸合作快速发展,中国企业在越南的投资不断增长,投资行业和投资方式也逐渐多元化.但是,与韩国、日本、新加坡等经济体相比,中国企业的投资总体规模较小,投资区域和行业较为集中,投资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与此同时,由于世界、地区形势的复杂多变以及越南国内情况和中越关系的发展变化,中国企业在越南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也逐渐显现,诸如东道国制度欠透明和腐败违约问题、投资政策的频繁变动、社会骚乱与工人罢工时有发生、因南海领土争端引发的中越关系波动、地缘政治和域外大国的竞争等因素,已经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中国企业在越南的投资发展.为了规避这些政治风险,中国政府和企业可以考虑以下策略:在政府层面,不断增进中越政治互信,深化双边经济技术合作,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为中国企业投资护航;深化中国与东盟各领域的合作,推进中国—东盟制度规范和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建立和完善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加强政府与民间合作,有效维护海外中国企业与公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在企业层面,推进中国企业在越南的本地化建设,努力融入当地社会;提高企业公共外交能力,树立品牌意识和良好国家形象;学习现代化管理经验,完善企业制度建设;建立风险防范机制,购买相关保险服务等,从而有效防范和避免政治风险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一带一路”背景下印尼的中国劳工问题

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柬埔寨、缅甸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多次出现关于中国劳工的争议与谣言,引起了这些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关注,缅甸甚至发生打砸抢事件,损害了中国劳工的权益,也影响了中国和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这类争议的核心在于中国是否大量输出了低技能工人,抢夺了当地人的工作机会,损害了所在国的社会与经济秩序。以印尼为例,由于印尼的技术工人较少,时间观念淡薄,工作效率低下,为加快项目的推进,投资印尼的中企在用工问题上也有许多无奈。中国劳工的争议问题有其经济、政治、制度和国际等诸多因素,需要理性看待,综合解决。两国政府、企业和学界都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改善中国劳工的争议问题,使中国与印尼等东南亚各国更好地对接与推进     

新冠疫情背景下德国在欧盟领导角色分析

新冠疫情使欧盟经济陷入大衰退,欧洲一体化面临严峻考验。本文结合领导理论,总结德国在疫情发展不同阶段的表现,并从结构和行为体两个层面分析德国拿出领导表现的原因。本文认为,在疫情应对方面,受权能分配和公共卫生政策特殊性的影响,德国经历了从领导缺失到发挥方向型领导和结构型领导的转变;在经济援助方面,德国发挥结构型领导和企业型领导,与法国妥协并贡献经济复兴计划的具体方案,努力弥合南北欧国家在援助方案方面的分歧。德国的领导表现是维护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意愿、经济利益考量、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出现国际化和文化转向两大潮流.国际化潮流使美国外交史研究更加重视多国视野和多国档案,以及对国际关系中越来越活跃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关注,并导致外交史演变成为国际史和跨国史.而文化转向则从过去强调权力与利益的物质主义解释转向文化的解释,改变了外交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和对国际关系中文化因素的看法,并为利用新的史料开辟了广阔前景.国际化和文化转向使美国外交史研究逐渐走出危机,并有可能重新赢得在史学大家族中倍受尊崇的地位.     

法国“新小说”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综述

法国"新小说派"崛起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法国最重要的文学流派之一.它在哲学思想上背弃了存在主义,在文学艺术上穿越了意识流.代表作家有阿兰·罗伯-格里耶、娜塔丽·萨洛特、米歇尔·布托尔和克罗德·西蒙,他们标举"反传统"的大旗,以令人惊异的笔锋,在充满"谎言的世界"里进行各执一端的"反小说"实验,大胆探索"未来小说的道路".六十年代初,新小说派的理论和创作开始广泛影响欧美,并风行至亚洲,引起了我国文学工作者的注意.     

融合与坚守:全球化背景下缅甸客家人的文化调适

"客家"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文化概念,对共同文化的认同是客家族群认同的心理基础。就缅甸客家人而言,其文化认同就是对整个客家族群自身历史记忆与价值体系的认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客家方言、客属会馆作为维系缅甸客家人内部认同的纽带作用逐渐减弱,缅甸客家人在文化认同上也必然会经历一个由族群认同向"民族—国家"认同范式的调整与适应的过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将超越对客家族群文化的认同,成为包括缅甸在内的所有海外客家人文化认同的主流趋势。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与控制——从综合安全视角审视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

效益评估与风险控制是企业经营活动的两个方面。在预估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潜在收益的同时,不能忽视现实的各种安全风险。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面临的风险,既包括因国际形势变化所带来的地区政治安全风险,也包括长期困扰这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非传统安全风险。这两类安全风险尽管性质不同,表现形式也不一样,但从风险控制的角度看,它们之间却存在着一定的必然联系。客观地认识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面临的安全风险,从综合安全的视角来管控风险,才能有效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保障中国企业获取最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