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性并立:构建美韩同盟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互动的新模式

从1992年中韩建交至今,如何妥善和有效地处理美韩同盟与中韩伙伴关系之间的互动,一直是横亘在中美韩三国间最大的难题之一。尽管不少有识之士曾试图通过建构多边机制以容纳"同盟"与"伙伴",或是努力促成两者在区域安全、经济秩序分别主导的基础上并行不悖地发展;但这些方案最终或归入失败,或束之高阁。文章认为,文在寅时代,美韩同盟和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必须超越"安美经中"的界线,在对等基础上向对方主导的领域渗透,并通过深化中韩军事安全合作和加强美韩经济贸易联系,使美韩同盟与中韩关系达成互补性的"建设性并立"。中国应尝试通过建立中韩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推动中韩军事合作的实质性提升,吸引美国积极参与东北亚经济合作,防止中美韩之间矛盾的牵连扩散,并适度照顾到韩国的安全关切,来推动"建设性并立"模式的构建,使中美两大国能够以互补共赢而不是各自为政的方式,共同为朝鲜半岛乃至于东北亚区域秩序提供稳定的规范。     

日本与多边海上安全机制的构建

近年来,日本积极致力于在亚太地区构建以日本为主导的多边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其核心内容是联合亚太地区的海洋国家和岛国开展海上共同执法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帮助美国填补因政治等因素而无法直接军事介入南海以及马六甲海峡而导致的安全保障上的空白。对此,中国除应继续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等新安全理念外,还应主动参与这一机制,以把握本地区海上秩序的走向,防止亚太地区的海上安全机制朝着准军事同盟的方向发展。     

东北亚安全秩序的悖论与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未来

文章从国家实力、合法性认同、关系互动等三个指标进行分析,发现影响二战后东北亚安全秩序稳定的因素正在发生显著变化,这体现在三个悖论上。其一,美国希望继续主导东北亚安全秩序,但越来越力不从心;其二,尽管近年来中国日益强调要在地区秩序走向上发挥更大作用,但难以撇开美国实现角色提升,遑论单独主导东北亚安全秩序;其三,中美关系的竞争与合作将维持下去,且有滑向竞争加剧的倾向,对东北亚安全秩序而言,意味着维持现状的可能性较大,但又有出现类似冷战格局的可能,这显然违背中美两国与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针对上述悖论,文章基于现实条件、第三方态度、中美两国的意愿等,提出了在东北亚安全秩序构建上应推动"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思路。这一思路既符合目前东北亚安全秩序影响因素变化的趋势,也符合中美两国与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在构建上面临的困难包括两国实力差距仍较大、缺乏地区整合机制以及中美秩序观不同。面临的有利条件不仅包括实力变化趋势与利益共享特点,还包括中美两国的重要性对于该地区其他国家而言均不可替代,随着朝鲜与美国关系的改善,中美在该地区将不存在敌对国家。在构建上,中国应继续把注意力聚焦到包括经济发展和国内治理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建设、逐步整合东北亚地区、持之以恒地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以朝核问题入手逐渐过渡到其他领域,以及加强机制建设等。     

未来中国东亚安全政策的“四轮”架构设想

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使东亚地区出现了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分离的二元格局,并使中国面临较大的安全压力,有陷入崛起困境的可能。而中国仅依靠对内制衡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远远不足以应对压力的。鉴此,文章提出一个东亚安全合作的"四轮"架构,以期扭转中国的不利局面。其中,中国打造亚太战略支点国家和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构成两个前轮或驱动轮,中国积极参与由东盟主导的安全合作机制和六方会谈构成两个后轮或被动轮。这是一个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可以覆盖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架构,既涵盖了中国的大国政策,也包括了对中小国家的政策;既有一定的制度约束力,也保持了自身的灵活性。     

编者的话

正本期有两篇文章重点讨论了中美二元格局下的亚洲地区秩序和构架建设。徐进认为,二元格局下中国的崛起困境难以依靠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来缓解。他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兼容中美大国战略及其对中小国家的政策,兼顾制度约束力和灵活性的东亚地区安全架构?该文构想了一个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东亚安全合作"四轮"架构,对于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研究具有一定启发。马荣久主要从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洲"两条线索研究亚洲地区体系,揭示了在中美权力转移进程中,地区体系对于大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身份认同和政策选择的塑造。这一研究有助于思考如何缓解中美权     

美国关于危机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以中美关系为例

美国从冷战时期开始就逐渐发展起一套危机管理的理论、机制和方式.中美危机管理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进行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在中美危机管理中既运用其一般意义的危机管理理论和机制,也有一些独特的指导思想和方式.这些对中美危机控制的实践有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在实践中都积累了一些危机管理经验,并开始建立某些危机管理机制.由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的不同,中美两国现有危机管理机制差异较大,需要较长时间的磨合与适应.影响中美危机管理的主要因素包括实力对比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危机的结构、各自国家的对外战略、国内政治因素、盟国和盟友关系、文化和价值观念等.     

论21世纪中美印三边关系

中美印三边关系的互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体系的发展。美国能否利用印度平衡和制约中国,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印关系的发展。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印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只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印度就不会被美国利用来制约中国;而中美之间的战略目标虽有相当多的差异,但也存在不少利益交汇点。根据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分析,中美印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与中美印有关的国际合作机制在发展。中印之间和美印之间有一些共同价值观,中美在价值观上也并非完全不同。中印战略文化的相似之处大大多于美印之间。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中印是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但都不愿挑战国际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大国——美国的领导地位,也不想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而是主张在遵循国际法准则、平等和相互尊重、合作以及推动多极化的基础上推动国际秩序朝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美印有必要建立相对均衡的三边关系。如各方处理得当,中美印有可能避免“安全困境”,建立起“双赢”或“多赢”关系。     

哥本哈根谈判进程和中美碳外交的发展

巴厘路线图出台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酝酿着深刻变化。进程将尽的哥本哈根谈判也面临大国关系复杂交错的分化与组合。其间中美经由碳外交建立起来的双边协调和互动关系,促使美国试图争取掌握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格局的主动权,亦促使中国试图继续赢得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均势。我们必须对中美共治的幻象有清醒的认识,警惕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绑架中国。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不可能适用中美共治的模式,而会通过大国之间的合作,促进多边协调的框架机制完善发展。     

论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发展趋势

中美欧关系是 2 1世纪国际上最重要的三边关系之一。虽然世界战略力量对比仍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 ,但中美欧三方实力关系显现多维化 ,从长远来看将趋向均衡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影响的上升 ,中美欧结构性共同利益正在增加。中美欧关系趋于成熟 ,良性互动增加 ,但单边主义和“零和游戏”思维仍是妨碍中美欧合作的负面因素。     

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现状、问题与对策

本文介绍了中俄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的进程、内容和发展动力等问题,重点分析了中美俄三方对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态度,特别是美方和俄方的官方与学界的不同观点.作者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中俄军事技术合作中的问题及原因:交易量下降,围绕价格、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的分歧等,但认为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潜力和前景依然看好,同时对中国国家利益关系重大,作者为此提出了深化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可能对策.     

二战后东亚秩序:历史演进与转型瓶颈

二战后东亚秩序的独特之处在于,东亚大陆地区和东亚沿海地区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彼此割裂、尖锐对立,是一种典型的"陆海分离型"秩序架构。在政治上,中国主导的东亚大陆地区与美国卵翼下的东亚沿海地区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对立,外交上互不承认;经济上,美国对新中国实施经济禁运和贸易封锁,中国与东亚沿海国家的传统经济联系也几乎割裂;安全上,美国在东亚沿海地区建立起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对新中国进行军事包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战略和解、90年代冷战结束以及21世纪以来的东亚权力转移,这一"陆海分离型"秩序逐渐发生变化,出现了政治和解、经济融合的积极势头。不过,在安全领域依然存在瓶颈,无论是在中美之间,还是在中国与部分沿海国家之间,都存在相当程度的安全困境。东亚秩序能否突破安全瓶颈,最终实现陆海秩序的融合,将不仅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战略互信建设,也取决于东亚国家内部能否克服安全上的互信赤字。     

日澳关系的演变及其特点

二战后,日澳双边关系从经济关系逐渐向政治关系、安全合作关系等方面发展.其演变特点是:符合地缘政治经济的基本规律;建立了制度化的合作机制;安全关系受美国制约以及浓厚的军事同盟色彩.日澳关系内容和特点上的变化,既与它们各自的国家利益相关,又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即美国的作用和中国的崛起密切相关.     

美国学者研究视角下的中美战略困境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不确定性的担忧逐渐加深,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研究中美战略关系时越来越强调对华战略竞争因素,强调美国应扩大和改善同其亚洲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关系,特别是改善和那些对中国长期抱有忧虑的国家的关系。他们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合作具有多种目的,但目前的重点是建立防止或劝阻中国通过强制外交扩大在该地区影响的机制,同时利用这些合作加强其盟友和合作伙伴抵抗中国影响的能力和信心。文章运用现实主义分析方法,论述当代美国学者研究中美战略困境的不同视角。     

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军事外交评析

军事外交和军事合作在美国的东南亚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和围堵中国的战略选项。美国军事重返东南亚的战略部署完成于反恐战争时期。在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调整的背景下，美国对东南亚的军事外交强调与盟友和战略伙伴的双边军事关系，也注重在多边场合的战略阐释，通过军事教育与合作项目向东南亚内陆国家实施军事渗透。美...     

中美欧三边关系结构变化及其发展前景

中国、美国和欧盟构成了当前全球政治发展变化中最重要的三边关系。世界变局深度发展,全球权势扩散趋势加速演进,一个伴生性结果就是中美欧三边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且形成三边复杂的利益交汇。随着全球性、跨国性问题和挑战日趋严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推进和强化有效的全球治理,构建更为包容开放的多边制度体系,这尤其离不开中美欧作用的发挥,也必然推动中美欧三边关系的不断进化。中国的战略选择对中美欧三边关系的未来具有至为关键的作用。针对美国将中国排挤出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企图,须保持思想和战略上的冷静,要以更大决心和更有力的举措深化与欧盟和其他主要力量的联系与合作,努力推动中美关系回归基本稳定并迫使美国对华政策做出积极调整,争取欧盟发挥更多的建设性作用,促使中美欧三边关系真正实现向典型的三角关系转换,保障国际关系民主化取得重大进展。     

中美危机行为比较分析

本文探讨了朝鲜战争以来中美政治军事危机的基本特征和影响双方危机行为的主要因素,对比分析了两国在危机管理中所遵循的基本理念和原则。作者认为,要避免今后中美之间的重大危机,应当对双边关系做出清晰定位,防止“敌人意象”被重新激活。两国应当对于对方的决策机制、危机管理的观念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务实地引导公众舆论。在双边问题和涉及第三方的问题上,需要完善政府间的直接沟通渠道,建立危机防范机制。“有理、有利、有节”和“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一直是中国处理对美危机的重要原则。在新形势下,这些原则需要加以补充。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指明了方向。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也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中美两国间的协调和合作既有有利因素,也面临严峻挑战。两国现处于战略竞争的相持阶段,既竞争又合作的竞合关系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处理得当,这也将是中美合作的长期融合阶段。中美两国应该共同努力,避免恶性竞争,保持良性竞争,推进中美两个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增进共同利益,有效管控分歧,建立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与各大国的利益交汇点,构建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再保证与再地区化:“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CSSCI

2017年以来,美国及其盟友相继推出了“印太战略”,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显著加剧。由于美国拓展了对华竞争的领域、增加了竞争强度,中国面临的军事安全威胁、集团政治压力和产业脱钩风险都有所增加。因此,稳定和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有助于中国缓解“印太战略”的压力。在美国强化战略竞争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战略意义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安全缓冲地带、经贸桥梁和多边主义旗帜。与此同时,“印太战略”的出台也增加了东南亚国家对中美关系由竞合走向对抗的担忧,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希望中美在安全上各自自我约束、支持东盟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并遵守地区规范。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对待彼此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反映出应对“印太战略”的压力,由此所作的政策调整对彼此的合作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即双方在政治和安全互动中不仅需要顾及彼此的关切,加强对对方的再保证,还要通过共同推动建立地区经济合作框架,来抵御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冲击。     

拜登执政以来的美韩关系：进程与展望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由于国内问题缠身和疫情影响,在对外政策方面调整较为缓慢。在亚太地区,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框架,且更加注重联盟关系的缓和,这对美韩联盟产生了较强的影响。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韩两国实现了联盟关系的修复、多边主义的契合发展和全球合作的再深化,但双方原有的对朝政策和对华政策分歧仍存。这也推动韩国追求战略自主,使其对美国的印太战略态度复杂,并试图通过区域多边主义和有限度的联盟合作,缓解自身处于中美战略博弈夹缝中的困境。     

美国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剖析

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对东亚政策进行大调整,出台了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东亚由此出现原生性地区多边主义与美国东亚多边主义并行发展的局面.内容上,美国的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是在新形势下对其原有双边主义东亚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其在实践中表现为:将双边同盟关系合并或扩展成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各种三边合作机制,在与包括东盟在内的东亚各行为体建立或加强双边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各种小多边合作机制,以及选择通过成员资格具有开放性的“东亚峰会”机制加入东亚一体化.实质上,这一新政策与双边主义东亚政策一样是美国用以维持其东亚领导地位的工具.尽管美国的加入使东亚一体化的力量格局趋于平衡,但其带有很强的应对中国实力上升的色彩和将东亚一体化消解人亚太地区一体化中的意图,使东亚局势更加复杂和不确定.